“广东所办的同文馆、水陆师学堂、鱼雷学堂、电报学堂等洋务学堂，从办学方针、学制、课程设置、培养目标及教学环节都是参照西方先进国家同类学堂而创办的。设置了外语、轮管、驾驶、马步、枪炮、营造、鱼雷、电报等专业。这些学堂培养了一批外文、近代军事及电报、鱼雷等技术的人才。”

这是曾在中国清朝海关工作的美国人马士在其著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一段话，通过他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晚清时期，在广东设立的这些学堂，为中国培养了电报等领域的专业人才。

那么，起源于美国的电报技术，又是如何传入中国的呢，在传入过程中，又遇到了哪些困难呢？本文通过分享外国人笔下的一些记载来回答这些问题。

电报进入中国

根据《世界是部金融史》中介绍，1844年，美国人莫尔斯在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之间架设了一条40英里的电线，开始了较长距离的电报实验，同样，他在华盛顿国会大厦发出世界上第一条完整意义的莫尔斯电码，内容是“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

1858年，横跨大西洋连接欧美两洲的海底电缆铺设成功。1866年第二条海底电缆铺成，从此海缆成为通信上的一种正规的通信工具。那么，电报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呢？

德国人伯恩特·埃伯斯泰因(Bernd Eberstein)在《商人、领事、船长：德国在中国的早期经济利益》一文中说，1871年第一条电报电缆敷设到香港，这也将中国在通讯领域向前大大推进一步。

可以说，1871年，是中国使用电报的元年。实际上，当时由英国、俄罗斯、丹麦分别敷设了香港至上海、长崎至上海的电报水线，这也是岭南的第一条电报线。

而广州的第一条电报线于1881年建成。这一年，广州发出了第一份电报，从此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电信。1883年清政府在广州正式设立电报局，局址在西关，隶属天津电报总局，后来迁移到靖海路电报街，这就是广州市电信局的前身。

在广州设立电报局后，电报也开始为岭南的商业和金融业提供实时的交易资讯，成为军事、商业或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此，长期在广州传教的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在其著名的文言文著作《自西徂东》中这样说：

今则轮船利便，火车迅速，又有电报及书信馆，真顷刻可以千里，行情无不相通。则外邦买卖经商，不特利于洋人，而华人在外为商者，似较古昔为甚易，而获利无难。

艰难的应用

在发明并开始利用电报后，西方人开始建议清朝使用电报，清朝的一些官员也开始关注、研究和使用电报。

美国历史学家、国际汉学泰斗费正清编撰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说，19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外交官阿礼国和威妥玛以及被清朝雇用的赫德给总理衙门提出建议，其中，特别强调必须派遣外交人员出国和采用包括铁路、电报以及机器采矿在内的西方新技术。

但这些建议在当时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甚至连了解这些新技术内在价值的李鸿章也反对外国人向铁路、电报和采矿业投资。

当时清朝的居民也反对电报、铁路建设。例如，1897年到中国传教的德国传教士、汉学家卫礼贤《中国心灵》中说：铁路沿线的居民最初是反对修建铁路的。电报线在空气中嗡嗡作响，“带火的车”所到之处轰隆声不断，这一切恐怕都会惊扰地下祖宗的灵魂。

生于澳大利亚的英国人莫理循，1897—1917年在中国工作和旅居，曾担任北洋政府顾问，他在《中国风情》中说：以前阻碍电报线铺设的主要困难之一，是所经各地的居民相信电线杆破坏了“风水”——电线杆把好运带走了。

尽管清朝的官员和民众反对电报建设，但毕竟电报是先进的通讯技术，随着国内第一条电报的开通，清朝官员认识到了电报的便利性。

清朝在电报推广应用方面，最重要的当然是人才的培养。《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介绍说，1871-1875年期间，清朝派遣四批共计120名幼童赴美留学，他们虽然没有按原计划完成学业，但这批留学生在美国学到了一些先进的科学知识，他们回国后，大部分人分别成为我国近代最早的铁路、电报、矿务、制造、外交、海军的骨干或社会影响较大的人物。

例如，在广东籍的84名留学生中，在电报局任职的有：曾任国家电报局总办的镇平（今蕉岭）人黄开甲，曾任江西电报局局长的香山人梁金荣，曾任湖北电报局局长的南海人陶廷赓等7人。可以说，广东的电报人才，为推动当时清朝的电报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