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为了支付50分，我跑到厨房跟厨师兑换零钱，他拿出一块墨西哥鹰洋放在木头上，就近拿把斧头将银元切成两块，递给我所需要的50分。”

美国人富马利于1884年-1917年，在广州主要从事行医、传教、翻译等工作，这是《富马利中国见闻录》一书中的记载。20世纪初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思的《中国和中国人》一书中则说：1880年6月在广东，一个学生拿着一件在二手店用半个银元买来的大衣回到商店，要求换一件....

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广州，除了清朝法定的铜币外，还使用西洋银元——墨西哥及西班牙银元，而且，让人想不到的是，居然还可以将一块银元劈成两半使用。

在清朝时期的岭南，都有哪些西洋银元流入中国呢？又是如何使用的呢？我们看看一些外国人的记载，来解答这些问题。

银元流入

对于西洋的银元如何流入亚洲及中国的问题，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前任所长、著名中国经济史学家滨下武志教授对此有研究，他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一书中说：

亚洲区域内白银流通的历史，以西班牙银元的大量流入为一转折。16世纪初始，西班牙鹰洋通过马六甲的葡萄牙人、马尼拉的西班牙人进入东南亚。进而又从马尼拉流入广东、厦门、宁波等地及华南、华中沿海地区。

可见，早在16世纪，西班牙银元就已经流入广东等地了，而且，在1537-1821年间铸造了20亿枚以上的西班牙银元，1821年到1903年间又铸造了15亿枚以上。由于有稳定的供给，又保持一定纯度的缘故，西班牙银元实际已成为国际流通货币。

对于西班牙银元进入中国使用的情况，两位美国女学者韩书瑞(SusanNaquin)和罗友枝(Evelyn Rawski)合写的著作《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也说：到18世纪西班牙银元已成为一种常用的结算单位，先在广州然后又在东南沿海港口和长江下游使用。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在全球寻找永不满足的购买者，而只进口一些奢侈品和印度的棉织品，并发现交易中的大多数商品都不如西班牙银元有价值，西班牙银元很快就成为世界贸易中的主要货币。

那么，除了西班牙银元入流广东及中国外，还有哪些银元流入呢？日本滨下武志教授说，除了西班牙银元和1824年墨西哥独立以后发行的墨西哥银元之外，还有秘鲁银元、玻利维亚银元、智利银元、达卡特（威尼斯铸造所铸造)、法国法郎、里克斯（德国、斯堪的纳维亚）、英国银元等货币流入。

当然，从当时广东及国内流通的银元情况看，最重要的还是西班牙银元和墨西哥银元，他们是全球通用的货币，对此，美国著名女作家萨拉·罗斯在《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一书中也强调西班牙货币的地位：

事实上，它是第一种全世界流通的货币（墨西哥1821年就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但整个19世纪期间，这种银币依旧作为对华贸易的“主要流通货币”，早已被沿海地区接受。

关于西洋银元流入中国的情况，1829年-1842年在广州美商旗昌洋行工作的美国人亨特，在其著作《广州“番鬼”录》中说：自1825年以来，有好几种银元被输入中国，在此之前最多的是西班牙的卡卢斯四世的银元。中国人特别看重这种银元，通称为“老头”，中国人特别习惯使用这种银元。

亨特还说，根据长期的经验，每1枚银元，重量值银0.717两，这已成为当时所有结算的标准。

根据史料介绍，西班牙银元在历史上曾是重要的国际贸易货币。西班牙在殖民时期大量铸造银元，用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贸易和经济掠夺。其广泛流通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主要交易货币之一，包括中国。

当然，墨西哥在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继承了西班牙的铸币传统。1824年，随着墨西哥独立，墨西哥银元开始发行。

银元使用

清朝时期，西洋银元在广东的使用情况，一些外国人进行了详细的记载。比如，《广州“番鬼”录》中说：

由于中美贸易的差额大大有利于中国，美国方面每年都把大量的西班牙银元和墨西哥银元输入中国，以平衡由于其他进口货物相对较少所造成的逆差。茶叶、丝织品及其他货物，都必须用现金买进然后运出，因此每一艘美国船都带来大量的银元，如“公民号”就带来35万枚银元，1831年就有3艘船运来110万枚银元。

这说明，在鸦片战争前，大量的西洋银元已经流入广州及中国，有意思的是：在西方人看来“标准化”的货币，在国内使用的时候，也要进行鉴定。

对此，《广州“番鬼”录》中有记载：银元在入库之前必须经过鉴定并过秤，当时广州洋行里有鉴银师，他从鉴定银钱中得到收益，这些都在银钱入库之前进行；但是一经鉴定，即行存库，以后如有短少或发现假洋，都由他负责。他给鉴定银元质量的看银师的费用是每1000元中付1角，而他得到的手续费是2分。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中也列举了西洋银元在广东的使用情况。书中说，1830年6月，美国纽约的玛丽亚号船舶进入广东港时所纳的船钞税，就是建立在以银两征收的基础上，美元全都要兑换成银两进行征收。同时可以确认的是，通用的兑换率是按1美元等于0.72银两进行换算的。

当然，在当时的广东及国内各地，西洋银元虽然广泛流通，但在贸易结算过程中，正如《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中强调的：

使用外国银货进行贸易时，是因为中国银流通的基础是秤量银体系，因此，外国银在亚洲的流通一定要换算成秤量银，这一点是流通的根据，不存在单纯按照货币表价单位进行均一性对待的作法。

说白了，对于西洋银元而言，虽然银元本身是标准的，而且标注了价值，但在中国使用的时候，还是要换成“两”这一重量单位。

美国医生、传教士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 1824—1901)，1854年至广州行医，编撰了《清代广州旅本》，该书中介绍说墨西哥银是通用货币，当地交易以“两”来计算，这里的两是一个重量单位，而并非一种硬币。

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广东在使用西洋银元的时候，既要鉴定含银成分，还要称重，甚至如本文开篇讲述的那样，将银元劈开使用，让人更想不到的是，还会将这些西洋的银元进行“融化”。对此，美国当时驻华使馆译员及参赞何天爵于1895年出版的《真正的中国佬》中说：

南方沿海的港口城市是墨西哥和西班牙银元最初流入中国的货币....，这些沿海城市形成了一个风俗：当地钱庄和银号总要把它们所经手的所有银元打上自己商号的印记，以作为负责定额兑换的信用标志，如此重重叠叠、反反复复，一块银元很快就变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难以辨认。它们在显然不能按块计算以后，还可以凭重量流通一段时间。而下一步等待它们的最终命运，便是进熔炉。

本来一块完整的银元，经过多次“折腾”后，变得面目全非，最后只能对此进行融化了。何天爵还列举了当时一位美国女士在广东游历时，希望在当地的钱庄取500元的墨西哥鹰洋，钱庄老板从麻袋中倒出了所需银元的数目，这位女士发现，摆在面前的墨西哥银元没有一块能够称得上是完整的银元，其价值也只能按照实际重量计算。

清朝时期，在广东广泛流通的西洋银元，其在民间市场上的购买力如何呢？
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68年-1872年期间，对中国进行了七次考察，在《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中，描述他乘船从广州出发去韶州时说：“在广州时，盐一担一个银元，到这里已经翻倍了”。而《清代广州旅本》中则记载了重修佛山祖庙情况，该庙始建于1600年，曾被太平军摧毁，1899年再遇火灾。最近的重建花费了100万银元，都是民间众筹而来。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