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广州越秀山小蟠龙冈之上的镇海楼，因楼高五层，俗称“五层楼”，初建于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

作为一座具有600多年历史且富于民族特色的古建筑，自然引起了清朝时期到过广州考察的外国人的关注，他们的笔下，又是如何记载这座楼的呢？

美国医生、传教士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24—1901)，于1854年至广州行医并担任博济医院院长等职，他游览了广州风光并编撰了《清代广州旅本》，该书中这样介绍镇海楼：

五层楼——这并不是一座宝塔，而是一座城墙上的城楼。该楼东、西、北三面都是又厚又坚固的墙面，南面则由柱子支撑楼层和楼顶。五层楼于1366-1399年间建成。站在楼的上面几层可以俯瞰广州全景，蜿蜒的珠江和周边的田园都一览无余。

在这位美国人的笔下，除了该楼的建设时间不是很准确外，其他的记载是客观的。他在书中说，从镇海楼附近，顺江而下，黄埔方向的两座九层塔及东边的白云山，西南方向30英里之外的西樵山，都尽收眼底。向北望则是一片平原，点缀着一些村庄。

在其笔下，站在镇海楼上，广州风光一览无遗。他还收集到了当地百姓对这座楼的看法：在当地人看来，广州城像一艘大船：五层楼是扬帆的后桅，捕捉着风力；九层花塔好似没有挂帆的前桅。在百姓心中，这座楼象征着城市发展、商业繁荣的吉兆。

历史上的镇海楼，曾多次因战火被毁坏，经历了五毁五建。如今的镇海楼是 1928 年第五次重建后的建筑，1954 年成为广州博物馆分馆馆址。

观察和记录镇海楼的另一个外国人——乔治·弗朗鸠斯，他是德国著名建筑师，在清朝末期，考察了中国多个沿海地区后，出版了《1897:德国东亚考察报告》。身为建筑师，他自然观察和记录了广州的镇海楼：

我们今天离开了城市，沿着山腰上一条狭窄的、犹如阿尔卑斯山径般的小路，爬上了一个青翠的山丘。这条路穿过经雨水润湿的草地，走起来地势相当陡峭。山顶上矗立着五层宝塔。这并不是一般柱状的塔，而是一栋极宽的红房子，有着卷曲飞扬的中国屋顶和大梁端部的楼层——阁楼。

他还在书中说，这里过去曾是“一座庙”，现今被用作兵营。事实上，镇海楼在明朝建设初期，是作为军事上瞭望之用，并非这位外国人说的“一座庙”。可能是这位德国人看到了这座似塔而非塔的建筑，误以为是庙宇，毕竟，明清时期广州庙宇众多。

这位德国人还说，自己亲自爬上木楼梯，楼梯的每一阶都很高，但一直爬到了五楼。整座建筑空荡荡，只有四座彩绘的、约五个楼梯高的“神祇”居住其中。

当时镇海楼里的“神祇”是什么样子的呢？现如今的镇海楼是民国初期重建的，目前的公开资料上未有对此的详细记载，我们无法进一步判断当时的真实情景，但这位德国人的观察和记录可谓形象生动，他说“他们成双成对、彼此相对，似乎在跳着四人舞。”

镇海楼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也曾留下不少动人故事。清末湘军将领彭玉麟光绪年间曾任兵部尚书。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广东海防告急，彭玉麟奉命赶赴广东守护国家海防，他那时虽已至耄耋之年，但临危授命，依然决心全力以赴，并将指挥部设立于镇海楼之上，他还留下一副对联：

万千劫危楼尚存，问谁摘斗摩星，目空今古；

五百年故侯安在，使我倚栏看剑，泪洒英雄。

在朝廷议对中法战争中议和之声甚嚣尘上之际，彭玉麟曾上书朝廷力争抵抗，可惜清政府最终选择了妥协。当时的彭玉麟站在镇海楼上举目四眺，青翠羊城，面临内困外辱，将军徒倚手中剑，却不能挥向敌阵，想必是极端苦闷的吧，难怪能写下上述传世对联。

如今，镇海楼是广州博物馆所在地，它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也是广州的重要地标建筑之一。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