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奇妙的缘分估计连编剧都编不出，就像我和留美幼童方伯梁孙女方辉夫妇在美国的相逢。

两个月前的一天，我无意中在网上刷到了“留美幼童往事”的系列文章，越读越发现有料，几个点评之后，网名“八千里路云和月”的作者也关注了我，于是我直接私信问：您是方伯梁的孙子方新阳吗，回答说不，我是他的妹妹方辉。然后我就在美篇里看她的文章，她在羊城晚报-羊城派、云上岭南国际传播网上看我的留学文化专栏，我还收到他们的新作《方伯梁与留美同窗》，我们越来越熟悉。那时候他们夫妇刚刚结束了大西北的旅行准备返回美国，而我也正在准备到美国探亲。我们便相约在美国见面。得知都住在马里兰州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惊讶，但当我输入他们家的地址，简直不敢相信，居然只有八分钟的路程。方辉说即使在中国也很难有这样的巧合。当然我更相信偶遇背后的深意。

祖籍开平的方伯梁，是与唐国安、蔡廷干等人一起赴美的第二批幼童，在这批幼童里面，珠海幼童居然有九个，领队也是珠海人黄胜，所以在他们夫妇共同完成的这本《方伯梁与留美同窗》中可以看到好多珠海幼童的影子，对我这个珠海人当然看起来特别亲切，当然也有一些心虚，在我的《容闳图传》中对方伯梁只提到他担任唐山路矿学堂监督一事，而从书中感受他的成就远远超出我们对他们的了解。

留美幼童的历史并不久远，至今也不过就是150年，他们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官派留美的先河，然而至今好多人和事就像被沙尘盖住，近些年来的聚光灯往往停留在那些大家熟悉的“著名幼童”。方辉夫妇的这本书不仅仅是他祖父的形象素描，在他们寻找祖父的足迹中，那些与祖父学习生活在一起的幼童也随之凸显。

留美幼童后裔出书讲述这段历史的屈指可数。唐国安后裔唐绍明的《清华校长唐国安》，唐元湛后裔邓洁的《留美幼童唐元湛家三代人的故事》等，而方辉夫妇下的功夫之深，研究之透彻，令人肃然起敬，除了情怀，当然也得益于他们在美国的语言优势、地缘优势。

方辉夫妇是上个世纪80年代就去到美国的，那个时候留美幼童计划在国内还少为人知。他们从母亲口中得知，当老师的祖父曾经留学美国。方辉还记得1963年底父亲从广州调北京工作，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的交通部总工程师谭真副部长对父亲说他的岳父曾经是祖父当年的学生，至于祖父那个时候教什么课，在哪里任教，他们都不清楚，也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

1992年高宗鲁先生为纪念留美幼童出洋留学120周年所撰写的一篇长文刊登在美国《世界日报》上，这篇文章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他们很快与高宗鲁先生取得了联系。高先生也特别高兴，对120年后能在美国遇到幼童的后人也感慨万分，并且赠送给了他们两本亲笔签名的《中国幼童留美史》和《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

高宗鲁是最早开展留美幼童研究的华裔学者，曾经担任美国中国留美幼童研究会会长，1972年也就是留美幼童赴美之后的第100年，高宗鲁感慨于这段百年历史，投书报章，他的感慨引来了历史的回声，许多机缘巧合的人和事都随之开始了对这段历史的发掘，并非历史学家的高宗鲁把此后的生命岁月献给了寻找留美幼童的旅途。上个世纪80年代他在台湾推出了《中国幼童留美史》《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等，这些成了后来人研究留美幼童珍贵的资料。钱刚、胡劲草拍摄中国第一部幼童纪录片，就得到了高先生的很多帮助，胡劲草曾经形容“高先生的书房就像留美幼童的数据库”。

中国近代史学泰斗章开沅先生也正是在美国偶遇高宗鲁先生，结下与留美幼童的情缘。后来章开沅把在耶鲁大学发现的容闳档案制作成胶片送给了容闳家乡珠海，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吴义雄把这些资料整理成书，一些历史谜团的答案渐渐浮出水面。

知道祖父身份后，方辉夫妇就想写一下祖父那段历史，但是想从仅有的一鳞半爪的资料中去发掘难度很大，又因为工作太忙多次提笔又放下，等到想要深入了解的时候，父辈的人都已经相继过世了。方辉说：“我们这一辈再不做些什么，后面的人就更没有办法去寻找了。”

2018年的夏天，下定决心的他们，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驱车踏上了寻找留美幼童足迹之旅。方辉的丈夫王晓平以一个理工科人的严谨，做好了详细的攻略。

马萨诸塞州麻的春田，是幼童们在新英格兰地区的第1站，最早的留美幼童肄业所就租住在这里，理所当然成了他们寻访的第一站。他们走访了幼童们到过的火车站、酒店，小镇的繁华老街。120个幼童中，有20个人是在春田度过他们留美初期的美好时光，其中就有他们的祖父方伯梁。

在耶鲁大学的斯特灵图书馆，他们大费周折地查找容闳捐给耶鲁大学的那些书籍，还有在这里读书的22个幼童的档案。王晓平万分惋惜地说，“好多书没有找到，尽管我们有了目录，有图书调阅号，但书架上就是找不到，图书管理员楼上楼下地帮着查找，还是没有找到，太遗憾了”。我说这不是您一个人的遗憾，章开沅先生曾经感叹过他在美国最遗憾的事情，就是不能把容闳捐赠的书一本一本地找出来。

在康州科尔布鲁克的偏僻小镇，他们去祭奠了祖父的高中同学，长眠在这里的留美幼童谭耀勋。来自珠海南屏村的谭耀勋和方伯梁同年入校，两人都是学校合唱队的队员，谭耀勋还在学校的演讲比赛中拿过一等奖。被遣送回国的时候，他勇敢地逃脱了。当时和他一起考入耶鲁大学的幼童有5个，只有他孤身一人完成了学业。很可惜就在毕业的那年秋天因病去世。谭耀勋安葬在美国寄宿家庭凯林顿夫人的家族墓地，凯林顿夫人给了这个异乡孩子慈母般的爱和温暖，在谭耀勋墓碑旁边，安葬着凯林顿夫人的大女儿莎拉，她曾经像姐姐一样细心照料着这个中国弟弟。方辉说去的路上，她一直在想，这个客死他乡的中国男孩该是多么孤独啊。而站在墓前她感觉到这个男孩是在一群深爱他的人中间。方辉夫妇给谭耀勋奉上两个金黄的橙子，祈祷他在天之灵能够感知，一百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家乡人来探望他了。

在祖父入读的麻省理工学院学生通讯录中，他们意外地找到了一张祖父1880年9月入读麻省理工学院土木与卫生工程系时留下的照片。那一瞬间的激动当然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这张140多年前的照片，就是他们一直多方寻找却素未谋面的祖父。他们把这张照片放在了撰写的书的封面上。当时就读麻省理工学院的有八个幼童，但是无一例外全都在1881年那个黑色的秋天被迫离开学校回国了。

威尔布拉汉-孟松学院，哈特福特肄业局旧址，马克吐温旧居博物馆，威尼斯顿北汉普顿学校，康州历史协会博物馆，耶鲁大学，容闳墓地，蒲安臣墓地，这些容闳和幼童们生活过的地方，都留下了方辉夫妇的足迹。

王晓平说后来的查证史料、还原历史比起实地寻访其实还要艰难得多，很多时候，完全是不着边际，简直比大海捞针还难。尤其是有关留美幼童归国以后的工作经历的档案记录资料极度匮乏，他们夫妇也曾回国到一些城市的档案馆图书馆试图查询，常常是无功而返。

令人肃然起敬的是他们坚持下来了，王晓平特别举了一个两广电报学堂的例子。

1909年方伯梁在麻省理工学院1884年届毕业生周年纪念册中提到回国后从1886年到1904年18年间，在位于广州的两广电报学堂任教.但是关于这个学校的文章凤毛麟角,有限提到的几篇文章学校的名称还不统一,学校究竟什么时候成立,创办人是谁说法各异。他们的书里面用了近八页纸，描述查找过程。终于对这所学校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清晰的介绍。也正因为他们坚持不懈地查询,留美幼童对中国电报业的贡献栩栩如生的凸显出来,从北洋电报学堂,到活跃在电报线上的留美幼童群英个体,当然也包括方伯梁，他不仅在两广电报学堂任教18年,后来还担任了苏州电报局局长、海南电报局局长。

王晓平很感慨地说，如果论述留美幼童对中国近代化的先驱意义，那么他们最大的贡献体现在对中国电报业的贡献。在这本书中，他们深情地写下这么一段话：“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电报业的发展象征着中国现代化的开始，并始终引领中国现代化的大潮。在这个大潮当中留美幼童虽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贡献，但投身于中国电报业早期发展的留美幼童，始终是中坚力量，他们是火种，他们活跃在全国各地各条电报线上”。留美幼童周万鹏、袁长坤、唐元湛都在清廷邮传部担任过要职,而民国成立首任电报总局局长便是留美幼童唐元湛。

方辉夫妇把祖父的足迹放在时代的洪流中去探寻，完整地展示了在那场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件中，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交融映织。五年磨一书，所有的成果都凝聚在今年刚刚出版的这本书，这不仅仅是他们祖父的身世，是那一代留美幼童的艰难履历，是研究留美幼童珍贵的资料性书籍，不少资料都是从没披露过的。听到我的赞誉，方辉有些羞涩：“真的有那么好吗。”

是的，真的有那么好。

马里兰州的秋天碧空如洗，万里无云，我们沉浸在百年前的那些往事中，仿佛有说不完的话。方辉说我们真的是一见如故呀，我心里明白这样的遇见当然不是偶然，历史的回声草蛇灰线，一切如我所愿，我们就在这样美好的下午一起酝酿更美好的梦。

徐惠萍 写于2024年11月8日

【名家简介】

徐惠萍，容闳研究学者，珠海留学文化馆荣誉馆长。毕业于中国新闻学院，曾任新华社记者。1995年从新华社调入容闳家乡珠海，先后担任珠海市委新闻秘书、珠江晚报总编辑、珠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珠海市妇联主席等。长期致力于对容闳和香山文化的研究，撰稿并策划纪录片《容闳》在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播出，获中国影视大奖提名奖、广东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著有书籍《跨越——珠海新闻舆论监督聚焦》《先行者容闳》《索我理想之中华——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图传》（本书被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