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国人看病而言，无论还是大医院还是小诊所，无疑都是以西医为主，即使去各地的“中医院”，也是以西医为主或中西医结合，而非纯粹的中医。

那么，西医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呢？因“西医”概念涉及范围广，包括医药、临床、手术、免疫等众多领域，对此问题似乎难以有个明确的答案，更没有明确的时间节点。

尽管如此，从17世纪开始，到访过岭南的外国人，包括传教士、旅行者、使者或商人等，他们陆续将一些西医理念或西药、西方医学技术，带入了中国，并在广州建立医院，让西医在岭南及中国逐步推广开来。

我们今天来讲述一些外国人的笔下，如何记录西医传入岭南及中国的重要事件。

早期传入

1807年来华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做翻译的传教士马礼逊，根据他的书信整理成的《马礼逊回忆录》一书说：

根据我多年来在广州和澳门的观察，很多街道和市场上都在公开出售一些像干蔬菜之类的东西,它们被当作药物，这些东西从未出现在欧洲药典里。我购买了八百多卷、门类齐全的一套中医书籍；还雇用了一位颇有名气的中国医生和药师，在广州开设了一家医馆，为中国穷人治疗疾病并且发放药品。

通过马礼逊的回忆录，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传教士，虽然进入了广州旅居，而且还开设了医馆，但当时仍以雇佣中国人并用“中医”治疗为主，毕竟，马礼逊不是专业医生。

通过马礼逊的回忆录，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19世纪早期的时候，西医还未传入广州。

尽管如此，在17世纪时期，来华的传教士把基督教带到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和医药学，但影响相对有限。比如，如果说西药奎宁—即金鸡纳霜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西药的话，一些外国人的记载中提到了它。

例如，法国传教士白晋在《中国现任皇帝传》（指清朝康熙皇帝）中说，大多数患者和几位内务府官员，甚至皇上的一位驸马，都是用我们从欧洲带来的药品治愈的。不久，皇上本人也身患重病，服用御医的药没有见效。皇上是服用了我们进献的“奎宁”才恢复健康的。

白晋在书中讲述的“奎宁”，我们无法找到法文原文，他指的是“金鸡纳树皮”还是“金鸡纳霜”，无法确定。但严格意义上说，两者并不相同，前者并不是真正的“奎宁”——即金鸡纳霜。金鸡纳树皮很早开始在欧洲被用于治疗疟疾。但直到 1820 年，法国药学家皮埃尔等科学家成功从金鸡纳树皮中分离出了其关键的抗疟成分 ——奎宁，这标志着金鸡纳霜作为一种药物被正式发明。

再如，美国人马士编撰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说，在1624—1662年，荷兰人盘踞台湾时，这里是一个丛林密布疟疾流行的地带，西方的医生医治顽强性疟疾，而当使用金鸡纳无效的时候，使用鸦片则是一个天然的治疗方法；早期的殖民者，把烟草、鸦片和砒霜混合起来使用为了抵消它的毒素。

这也说明，西方的一些医生，在很早的时候，将“金鸡纳”用于治疗疟疾，而在奎宁西药被发明之前，“金鸡纳树皮”治疗疟疾，与中草药治病，并无本质区别。

实际上，即使1820 年奎宁被制造出来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也未传入中国。例如，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著作《论中国》中记述的一个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

1834年，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子爵派遣了一位苏格兰海军军官内皮尔到广州，内皮尔抵达广州后，与当地总督发生冲突。此时，当地政府已经给内皮尔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他“律劳卑”，意思是“辛劳卑微之人”。内皮尔雇用了广州的一位通译，在广州城四处张贴挑衅性的告示。老天爷最终帮中国人解决了蛮夷制造的这个令他们头痛的难题。内皮尔和他的通译双双染上疟疾，高烧不退，最后撒手人寰。

关于此事件，美国历史学家、国际汉学泰斗编撰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也说，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因患疟而身体虚弱，于1834年病死于澳门。

通过律劳卑得了疟疾而病死的事件，我们可以合理推断：虽然欧洲于1820年发明了治疗疟疾的西药奎宁，或许有传教士或使者将少量的这类药物带入中国，但还未大量或普遍在广州、澳门使用，否则，作为英国商务代表的律劳卑又怎么会“高烧不退”呢？

标志性事件

人们普遍认为，欧洲的天花预防技术——种痘技术的传入，是西方医学正式传入中国的标志事件之一，而在此之前的少量奎宁传入中国，还未引起更多人的重视，也不能说西医已经传入中国。

讲述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天花病毒。天花是一种很古老的传染病，究竟起于何时很难断定。我国东晋时代的医学家葛洪，在他的著作里已提到天花。在我国的清代，更是天花肆虐的年代，很多达官贵人也难以幸免，例如，清朝的顺治帝就死于天花。那么，西方的种痘预防技术是如何传入的呢？

“多少世纪以来，在不同时期曾经给整个帝国造成可怕灾难的天花，在英国商馆首席医生跛臣先生的支持之下建立起来的种痘方式的有利影响下，不久的将来很有可能会被根除。”

这是英国阿美士德访华使团医官阿裨尔的旅行纪实——《中国旅行记》(1816—1817年)中的一段记载。阿裨尔作为英国的医官，在广州旅行期间，他特地详细观察和记载了当地引进牛痘预防天花情况。当时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1749--1823)，是种痘法的首创者，英国的传教士已将这项技术带入了广州。

该书中还介绍说，作者亲眼目睹了广州天花流行时期，在英国商馆附近的海幢寺寺庙里，数百名孩子的父母急切地聚集在那里，等候着使他们的子女得到保护。

通过上述外国人的记录，我们发现，当时的广州百姓，已经认可了西方传来的这种医术，在可怕的天花面前，人们选择相信了这些传教士带来的西医技术。

当然，对于我国引进牛痘技术一事，1869来到中国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书中也提到了：伦敦差遣会的洛克哈特医生懂得如何预防天花，向中国人传授了接种牛痘的技术。

医院的建立

如果说奎宁等西药的应用及种痘预防天花技术的引进，仍不能代表西医全面传入中国的话，那么，西医医院的建立，则意味着西医正式传入中国了。

根据史料记载，我国最早的西医医院是成立于1835年的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前身——广州眼科医局。

对此，英国著名汉学家、传教士伟烈亚力(1815-1887年)，编撰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说，伯驾是美国来华的传教士和医生，他到达广州，1835年，他们在当地开办了一家华人诊疗所，直到第二年又开办了一家眼科医院——广州眼科医局，这是广州乃至岭南早期的西医专科医院，也是中国最早的西医医院。

费正清编撰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对美国人伯驾在广州创办眼科医院一事，也有记载：

医学和教育是这个早期阶段新教活动的另外两个重要领域。第一个赴华的医生传教士伯驾(1804—1888年)于1835年在广州创办了一所医院，在他的主持下，20年间医治了五万多名病人，其中，最有名的是林则徐。伯驾也是广州成立的中国博济医局的发起人之一。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还介绍说，合信是英国伦敦会在广州行医传教第一人。他来到广州后，于1848年6月在广州西郊金利埠购房，建立了惠爱医馆。合信在广州行医期间，因其医术高明、为人谦逊诚恳，赢得了当地人民的信赖，使惠爱医馆门庭若市。

这所医院的建立在当时的广州具有重要意义，它是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重要载体之一，为广州及周边地区的民众提供了新的医疗选择和治疗方法，也为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人才。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介绍说，英国人合信还编译了多种西医书籍，如《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等，对西医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对于西方医学在广州及全国的传播情况，《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则说：

向中国人传播西方医学知识的另一个媒介是医学著作。最著名的早期作者是合信博士，他编译的东西多年来都是标准本，他的解剖学著作《全体新论》被收入中国最主要的类书中，以此获得了罕见的声誉。

随着广州在17世纪中期建立的这些西医医院，也伴随着西方医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上海、北京等地陆续建立起了更多的医院，西方医学逐步被国内民众接受。

例如，美国人富马利于1884年-1917年，在中国主要从事了行医、传教、翻译外国医学著作等工作。美国人露西·皮博迪整理出版的《富马利中国见闻录》中说：1899年她在广州创建了柔济医院。1912年5月，孙中山先生还视察柔济妇孺医院，富马利与其合照。而现在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前身，就是柔济医院。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