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葡勘界风云：张之洞唐绍仪的边界捍卫战——横琴与历史文化名人（6）

作者：卢建 主持：丘树宏

在历史的长河中，清政府与葡萄牙殖民者关系复杂纠葛成为映照时代风云的一面镜子。清朝末期，面对葡萄牙殖民者的步步紧逼，中葡双方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勘界谈判，在这场外交博弈前后，张之洞等爱国官员的英勇抗争，成为了捍卫国家尊严与利益的生动注脚。而唐绍仪在勘界余波中的持续抗争，更是将这段历史推向了更加波澜壮阔的篇章。

一、清朝末年：中葡勘界谈判风云际会

在清朝的黄昏岁月中，中葡两国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乎领土完整与主权尊严的勘界谈判，其核心聚焦于澳门地区界线的明确划定。回溯至清光绪十三年，即公元1887年，两国在《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中明确提及，澳门之界尚未尘埃落定，需双方派遣专使，深入磋商，再行订立专项条约。[1]然而，次年岁末，尽管两国政府均展现出谈判的意愿，却未能跨越分歧的鸿沟，达成共识。

岁月流转，至1909年7月15日，中葡双方代表再次聚首于葡萄牙驻香港领事馆，展开了新一轮的会谈。

谈判初启，葡方便抛出了一枚震撼弹，企图将北山岭、内港、对面山、氹仔、路环及大小横琴岛等广袤区域，共计326平方公里，悉数划归澳门管辖。此举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其面积之巨，竟为原居留地的三十余倍，令人瞠目结舌。消息一出，举国哗然，广东及内地各界人士群情激愤，纷纷表达强烈反对之声。香山、广州等地，乃至海外侨胞，迅速成立勘界维持会，[2]同声共气，坚决捍卫国家领土完整。

谈判进程绵延至四个月之久，期间历经九次激烈交锋。尽管葡方代表马沙度多次提出积极建议，试图打破僵局，但双方立场相去甚远，终难达成一致。谈判陷入僵局之时，马沙度曾提议将争端提交至海牙国际法庭裁决，然此举遭到了清政府的坚决拒绝。

与此同时，中葡两国国内亦风起云涌。葡萄牙国内正经历着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浪潮，而中国亦在1911年（宣统三年）迎来了辛亥革命的曙光，清王朝轰然倒塌。在如此动荡不安的时局下，原本就悬而未决的勘界谈判，最终只能不了了之。[3]

二、张之洞在中葡勘界谈判之前的抗争

张之洞，晚清时代的重要政治人物，以其非凡的政治才略与深远的洋务洞见，屹立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潮头，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列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他不仅在国内改革中大放异彩，更在外交舞台上展现出非凡的智慧与勇气。

中葡勘界谈判之前，葡人巧言令色，以舵尾山上所谓麻风病院为幌子，企图攫取对该地的非法管辖权。他们宣称，早已在此设立病院，不仅救治本土病患，更广纳四方因麻风病而被遗弃的中国人，且费用全由澳门行政处承担，此善举成为其管辖权主张的坚实基石。[4]

面对此等狡黠之举，担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迅即致书总理衙门，以铁证如山的事实与无懈可击的逻辑，针锋相对。他明确指出，舵尾山位于十字门小横琴岛之上，自古便是香山县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葡萄牙人从未在此地定居。他深刻剖析，葡人对麻风病人的救治，实属人道之举，岂能成为管辖此地之借口？更以全国各地洋人广设医院为例，驳斥其谬论，强调此等善行不应成为领土纷争之由。张之洞力主总理衙门立场坚定，严词拒绝葡人无理要求，坚决维护国家主权。[5]

三、唐绍仪在勘界余波中的抗争

唐绍仪以其非凡的智慧与卓越的能力，首任内阁总理之职，为国家政治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倾注了心血。步入民国二十年（1931年），他再度披挂上阵，出任中山县县长[7]，肩负起引领这片广袤区域（今中山、珠海及澳门周边）走向繁荣稳定的重任。

唐绍仪始终坚守清廉为政的崇高原则，视公众利益高于一切，对任何侵蚀民众福祉的行为都施以铁腕，绝不姑息。尤为显著的是，当获悉其侄唐森培利用职务之便，私建碉堡并企图报销巨额费用时，他亲下命令将唐森培绳之以法，以儆效尤。[8]

在他的精心治理下，中山县的法制体系日益健全，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然而，1932年10月，一场围绕横琴岛沙田界线的争端骤然爆发。中山县派出的测量队伍遭遇葡方无理阻挠，测量人员更是遭受军舰拦截、拘捕之辱。更为过分的是，葡人还通知中山县县长唐绍仪前往澳门陪审。面对澳葡当局的蛮横无理，唐绍仪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与决心，坚决予以拒绝。[9]

唐绍仪随即采取果断行动，一面通过外交渠道向国民政府外交部紧急求援，电请其对葡萄牙提出严正交涉，抗议其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一面继续与葡方周旋，最终迫使对方释放被扣测量人员。

在历史的长河中，清朝末年的中葡勘界谈判虽已远去，但张之洞、唐绍仪等先辈的抗争精神却如同璀璨星辰，永远照亮着后人前行的道路。这些故事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激励后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1]《澳门史与中外关系史研究：庆贺汤开建教授七十华诞学术文集》，赵殿红，马占军，2019年，第147页

[2] 《澳门旋风》，陈东林，1998年，第190页

[3] 《港澳大全》，1995年，第406页

[4]《澳门史与中外关系史研究：庆贺汤开建教授七十华诞学术文集》，赵殿红，马占军，2019年，第149页

[5]《张之洞全集：电牍》，张之洞，1998年，第5354页

[6]《张之洞传》，刘平，2000年，第188页

[7]《中国近代史》，第7-12期，1994年，第126页

[8]《唐绍仪研究论文集》，珠海市政协，1989年，第295页

[9]《澳门风物》，王寅城，魏秀堂，1998年，第110页

【名家简介】

卢建，北京《中国乡村》杂志社诗词编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资深人文学者，珠海市香洲区社科联委员。擅长中英俄三种语言格律诗创作与翻译；文学类中译外和外译中作品均超过六种语言，包括汉语译为英语、俄语、保加利亚语、世界语、印尼语和白俄罗斯语等，英语、乌克兰语、德语、波兰语、斯洛伐克语、瑞典语等译为汉语，已翻译图书逾20本；曾承担或参与保加利亚索菲亚地铁三号地铁线项目、罗马尼亚切尔纳沃德核电站项目、赤道几内亚共和国马拉博市总统办公楼项目、瑞典交通运输管理局林雪平区域东环线项目等五十多个国家重大项目的外译中笔译工作；曾承担或参与涉及英语、俄语、葡萄牙语、德语等的社科研究任务。

【名家简介】

丘树宏，广东连平人；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广东作家协会副主席兼诗歌创作委员会主任，中山市政协原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现居珠海。

已出版个人诗集《隐河》《以生命的名义》《长歌正酣》等10部，人文社科和经济类著作《思维洼地》《心的看见》《中山传》中英文版等11部，编导、制作和演出、播放大型舞台作品10余部。

2003年，凭一首抗击非典的大爱诗歌《以生命的名义》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作家协会以同名大型节目播出后而走进中国诗坛，被誉为“时代歌手”。曾获人民日报年度散文奖、《诗刊》诗歌金奖、《人民文学》《文艺报》和《文学报》等征文金奖、《诗选刊》中国最佳诗集奖、《芒种》年度诗人奖、《中国作家》郭沫若诗歌奖和鄂尔多斯文学奖、广东省“五个一”奖和鲁迅文学艺术奖（两届）；为中央电视台大型史诗电视剧《辛亥革命》（获中国电视“飞天奖”“金鹰奖”）《下南洋》等撰写主题歌，在中央电视台和广东电视台等播出歌曲百余首。有多个作品翻译成英文、日文在国际诗坛交流展示，歌曲《我们的孙中山》《华侨，中国桥》《完美之梦》等多首歌曲在海外华人华侨中传唱。

近几年来致力于长诗、史诗和大型舞台节目文学台本创作，已完成《30年：变革大交响》《孙中山》《共和国之恋》《海上丝路》《海上丝路•香云纱》《Macau•澳门》《南越王赵佗》《宋庆龄》《伏羲颂》《珠江》《九连山下》等二十余部；主创并兼总编导的大型交响组歌《孙中山》，曾由国家文旅部、国务院台办和侨办等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安排，并分别与广州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香港管弦乐团、马来西亚槟州交响乐团等合作，在海内外演出十余场；主创的大型音乐舞台作品《孙中山》《英雄珠江》《南越王赵佗》《咸水歌》等在中央电视台和广东电视台播出，在央视播出歌曲近30首，大型史诗《海上丝路》在2023首届丝绸之路全球诗歌春晚中重点推介，长篇电视诗《天地人和》在2022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和“2022和合文化全球论坛”中展示交流。

首倡“孙中山文化”概念并力推纳入国家战略命题，创设“中山杯”华侨文学奖、孙中山文化节，创建“香山香”沉香区域品牌，策划组织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和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一系列国家级活动项目，以及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走进中山、中央电视台“中华长歌行”走进中山、孙中山文化高铁行、孙中山文化粤港澳行、香山建县860周年和870周年中珠澳系列活动等大型人文活动，影响广泛。

首倡“庆龄文化”概念，认为庆龄文化包括以下主要内涵：伟大的爱国主义，伟大的正义品质，伟大的博爱襟怀，伟大的现代意识，伟大的政治信仰。此概念受到业界关注。

首倡“赵佗文化”概念，提出“赵佗：中华统一英雄、岭南人文始祖、海上丝路先驱、三大族群亲宗”历史定位，受到广泛认同；主创全国首部大型交响史诗《南越王赵佗》在河源、广州公演，并在广东电视台播出；发表《赵佗文化：一个重要的岭南命题》《<报文帝书>：岭南史上第一文》等一系列论文，引起国家和学术机构及各媒体关注；力推赵佗文化在河北、广东两地的发掘研究交流合作，成果丰硕。

《创建海上丝路“粤侨文化圈”》被选发国务院参事室“国是咨询”内刊，继“孙中山文化”之后，个人第二份建议成为国家领导层国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