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坊是我国传统建筑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建筑类型。又名牌楼，是门洞式纪念性建筑物，宣扬封建礼教，标榜功德。

对岭南而言，自古以来在城乡建立了众多具有自身特色的牌坊。比如，在广州每年的迎春花市，都浓缩着最具广州特色的新年氛围，而花市牌楼更是彰显岭南本土文化底蕴。

明清时代，广州及更多岭南的城市，建立了各种的牌坊，而到访或旅居到岭南到访或旅居的使者、传教士或商人，仔细的地观察和记录了这种岭南特色的建筑。我们来看看，这些外国人的笔下，又是如何记载和描述它们的呢？

广州的牌楼

最早观察和记录广州牌楼的外国人，应该是葡萄牙人加斯帕·达·克路士，这本他在1569年出版的介绍中国的书中，详细介绍了明代广州城的印象，克路士的《中国志》收录在这是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的《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

“大城的街道中，宽阔或主要的大街上都有若干华丽的牌楼，广州大街的这些牌楼，除美观、漂亮，构制精良，牌楼都建筑在八根柱上，大而宽。牌楼有三座门横过街道，中门比两边的大，八根柱子配成双。上头是漂亮和奇妙的木结构。顶铺悦目的瓷瓦，给它大增光彩颜色。”

这是克路士的《中国志》中的一段记载，描述了他对广州牌楼的印象，他还说，这些牌楼都造得那样非常宽，很多人可以站在下面避雨和遮荫，因此牌楼下还摆摊出售水果、玩具及各类货物。有的地方这些牌楼可能用木料建筑，但在大多地方仍用石头，制作精美。这些牌楼使城市显得富丽堂皇和华贵。

在克路士的笔下，明代广州的牌楼，已经建造得筑的比较气派了，这些牌楼不仅漂亮，还有遮风挡雨的实用功能。根据史料记载，到明时岭南多用石砌、加叠层楼，饰以花纹，二柱一门或四柱三门，嘉靖时建多柱多门长牌坊。可见，克路士观察到的广州的“八根柱”的牌楼也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那么，当时的广州，在重大节日的时候，对于这些“公共建筑”——牌楼，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克路士在书中也有介绍：

“当新官上任或中国人庆祝他们的盛大节日时，这些牌楼就披挂绸缎，而在过大节的当晚还给它们挂上许多灯火，更显美观和雄伟。绸缎五彩缤纷，在灯光下十分夺目。所以这些牌楼因灯火和绸饰而变得美丽迷人。”克路士还观察到，当时的广州街道都铺得很好，靠近房屋的路面要高些，路中间要低些，便于排水。大街上有横过路面的牌楼，高大又建筑精美，街道因此显得美观。通过克路士的记载，我们看出明代广州城的设计合理，充分考虑了当时广州雨水多，需要排水的实际情况。

实际上，自古以来，每到重大节日的时候，人们就将牌楼进行装扮的得更加漂亮。对此，西班牙人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也有记载，在他1585年编辑出版了的《中华大帝国史》中说：新年的第一天庆祝更为隆重，中国各地都摆放着国家在那个时节盛产的玫瑰和其他鲜花；大门口两边高大的树上挂满彩灯；大街上有很多牌楼，这时牌楼上都绕上枝条，枝条上挂满彩灯，下面有用锦缎和其他丝织品制作的华盖。

在明代，记录广州牌楼的外国人还有西班牙教士艾斯加兰蒂，他根据克路士的《中国志》等书和访问中国的葡萄牙人传回的消息，于1579年编撰并出版了《中华帝国概述》，该书中详细记录了广州的“牌坊”：街道宽阔，筑有极其漂亮美观的牌坊，给城市作装饰，所说的牌坊，有的建在横木上，有的立在砂石上。正因街道宽阔，他们的牌坊开三道门，中间的门比两旁的门要大。

时至今日，我们在岭南各城市看到的牌坊，也常常见到“三道门”的设计，中间门比较大，这些都说明当时的这些外国人观察和记录的非常详细。

潮州的牌楼

在明清时代，岭南各地均有各种的牌坊，至今，在潮州市区仍保留着古代的一些牌坊，对此，到过潮州的外国人也留下了记录。

曾在潮汕地区被广东官府关押和旅行的西班牙人阿德里亚诺·德拉斯·科尔特斯，在1625年出版的《中国纪行》一书中，详细记录了潮州的牌坊：

“更加美丽、为整座城市锦上添花的，要数那二十六座牌坊。它们占满整条街道的宽度，没有留下灯火照不到的黑暗的角落，这是极好的，因为夜晚时分这些地方可能会比较危险。这样的设计应该引入西印度和西班牙。牌坊上十分漂亮的大石头和大柱子都被加工得特别精致，其结构和外观都精美绝伦。”

在科尔特斯的记录中，当时的潮州城里有26座牌坊，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呢？根据广东史料介绍，潮州在历史上是粤东的政治中心，达官明吏多集于此。明清二代，潮州的牌坊众多，分布在不同的地方，因此潮州被人们喻为“牌坊城”。对于这位西班牙人看到的26座，应该是当时潮州城内里某个区域内设立的牌坊，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科尔特斯还在书中说，这些牌坊的建筑之美妙，甚至连欧洲的街道也没有见过，他还参照西班牙的建设成本，估算了这些牌坊的建设成本，他认为花销应该很大。如此大的花销，由谁来承担呢？怀着好奇的心，这位西班牙人询问了当地居民：

“我向别人询问这些建筑是属于皇帝的还是属于平民的。一些人告诉我，它们属于一些特殊的富人，这些富人在学术领域拥有学位，被晋升为官员，为了给这座城市带来荣耀，并且让后人铭记这些人，当地人建造了这些建筑，而且在主要的地方和石头上用大字铭刻下他们的名字。”

应该说，他的记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所谓“在学术领域拥有学位”，实际上是指的明朝的时候，一些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了官员，这些官员安排人建设了牌坊，并在牌坊上刻录了自己的“丰功伟绩”。在科尔特斯的眼里，这些人利用政府的“公共收入”，为自己立碑，他们无法理解这种行为，但在当时的岭南或中国，确是普遍的行为，否则，对于这些官员，怎么可能拿出自己的俸禄来建设这些牌坊呢？

到访过岭南的外国人，除了记录广州和潮州的牌坊外，还记录了清朝时期清远县城的牌坊。例如，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所乘“狮子”号轮船副船长爱尼斯·安德逊，在其出版的《在大清帝国的航行》中说：我们经过的清远县城——一个极为广大的商业繁盛的地方。它四周有城墙。筑起的牌楼与曾经屡次三番遇到过的同一类型的欢迎建筑物一样，装饰得美丽可观。

在这位英国人的眼中，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一些像罗马广场等公众集会的场所，反而是各个城市的“牌楼、门道甚多,可以称为公众建筑物”。可见，依据外国人的这些观点来看，这些牌坊应该是我国古代的“公众”建筑，服务大众的。

可以说，牌坊是许多古城的独特景观，是中国特有的建筑艺术和文化载体，而岭南的牌坊更是具有自身特色，时至今日，广州、佛山、潮州等地，依然可以看到古代的一些牌坊，如有兴趣的读者，阅读本文后，可以实地去看看这些牌坊，查找外国人记录中点点滴滴的历史遗迹。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