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官方从万历六年(1578)开始每年在广州举办“交易会”，万历八年(1580)以后改为每年举办春、夏两“交易会”，准许各国商人，包括葡萄牙人到广州贸易。

这是《广东通史》中的一段记载。在明朝海禁时期，葡萄牙及各国人员通过官方在广州进行的“交易会”，进入了中国，或进行贸易，或进行传教或考察等，他们同时在其著作中留下了相关记载，我们来看看外国人是如何记录当时的广州“交易会”呢？

“交易会”及产生背景

明朝洪武年间实施海禁，根本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禁止中国人出海经商，也不允许海外诸国随便前来“朝贡”，在此情况下，根据《广东通史》的记载：由于澳门葡萄牙人不能公开到广州贸易，只能在澳门与各国通商，只向明朝缴纳船税，所有进出口货物税全部由下澳中国商人负担，结果反而对葡萄牙人有利，而不利于中国商人和广州贸易。

为改变这种状况，如本文开头所言，广东官方同意外国人定期来广州进行交易。广州“交易会”依海上季风和番舶到港日期而定，一般在一月份和六月份，每次交易为两三个月。春季交易会主要展销从南洋、印度洋、欧洲运来的商品，同时售出运往印度等地的中国商品；夏季交易会主要销售从日本运来的货物，同时销售运往日本的中国商品。

对此，《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也有相应的记录：“葡萄牙人已经奠定了一年两次集市的习惯。一次是在一月，展销从印度来的船只所携来的货物，另一次是在六月末，销售从日本运来的商品。这些市集不再像从前那样在澳门港或在岛上举行，而是在省城本身之内举行。我们对比下《广东通史》和利玛窦的记载，基本是相同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还说，这种公开市场时间虽然一般规定为两个月，但常常加以延长。

瑞典人龙思泰在《早期澳门史》也记述了广州“交易会”：1578年以后，葡萄牙人成群前往广州。受议事会郑重委托处理该城市商贸事务的商人，带上4000两银子作为见面礼，拜见管理本地事务的官员，当船只满载启航时，还要奉上接近两倍于此的数目。通过瑞典人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葡萄牙人主要是通过“贿赂”广东官员，进入广州进行贸易，而离开的时候，还要奉上更多银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广州“交易会”上，葡萄牙人通过贸易获取了巨额的利润，否则，怎么有这么多银子可以拿出来贿赂呢？

对此，《广东通史》中也有直截了当、直言不讳的的记载：葡萄牙人以惯用的行贿手法成为广州“交易会”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在广州贸易中获利也最大。

《广东通史》与《早期澳门史》的记载，相互形成印证，我们可以看出当年葡萄牙人如何进入广州贸易并获得巨额利润的。难怪，对于当时彪悍的葡萄牙人来说，明朝政府如果阻碍了其贸易，不惜动用武力，他们以少量的士兵就敢叫板大明王朝的军队，背后则是巨大的利益驱动。

广州“交易会”盛景

“每逢交易会开锣，广东官员就身着红袍，迈出大城门，征收葡萄牙人带来的税金。葡商运往广州的商品，在官府抽分之后才能销售。由于官府抽分很费时间，很多葡萄牙商货被广州近乡商贩串通城内和外省商贩先行交易，葡萄牙人免了抽分和等待时间，获利更丰。”这是《消失的铺路人-罗明坚与中西初识》一书中的描述。

该书中也说，从1578年开始，葡萄牙人的商船获准参加每年在广州举办的交易会。那么，在广州“交易会”上，都交易什么商品呢？

《消失的铺路人-罗明坚与中西初识》中说，葡商运往广州的商品，主要有胡椒、苏木、白银、棉花、象牙、檀香；收购的货物以丝绸、茶叶、麝香为大宗。

关于广州“交易会”上的买卖的商品，葡萄牙人克路士在《大中国志》一书中也有详细记载，他在书中说，葡萄牙人每年两次带着货物来到广州，这里客商云集，中国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处运往各地，因为它是中国最开放、最自由的交易地点。且不说6个邻国的土著和异邦人运走的各种货物，仅葡萄牙人运往印度、日本和马尼拉的货物，每年就约有5300箱各类丝绸，每箱装100匹真丝，如天鹅绒花缎和缎子、轻料如半花缎、彩色单层线缎，还有麝香、小珍珠、糖、瓷盘、中国木、大黄，及几种奇特的镀金器皿等。

葡萄牙人克路士本人当时来过广州，所以他的记载非常详细，可信度也非常高。，我们对比下《广东通史》记载广州“交易会”流通的商品，可以看出，广州贸易与葡萄牙人关系最为密切。他们一方面运来白银，用以购买珍贵的丝绸、瓷器、麝香、珍珠、宝石、砂糖等中国产品，另一方面则运来欧洲的毛织物，印度的琥珀、珊瑚、象牙、白檀、银块、银货等，其中以胡椒为大宗，投放广州市场。

更为细致的记载，则是在广州“交易会”上的“牛奶和奶酪”。曾在岭南旅行的西班牙人阿德里亚诺·德拉斯·科尔特斯，在他于1625年出版的《中国纪行》一书中说，“我确实看到交易会期间他们将牛奶和奶酪带去广州城的那条河上卖给船上的葡萄牙商人，这些奶酪没有做成凝乳，也没有做成鲜奶酪，甚至没有像我们的奶酪一样凝结，所以保质期不长。”

在这位西班牙人看来，看到“牛奶和奶酪”是新奇的，他还详细解释说，当时的中国人用牛来驱车、耕地和种植粮食。肉店不能一直出售牛肉，想卖牛肉必须获得官员批准，而且只能出售那些由于各种原因失去工作能力的牛的肉。他认为中国人不喝牛奶，也不吃奶酪，因而看到“牛奶和奶酪”后感到很惊讶。

从这个细节我们也可以合理推断出：“敢为天下先”的广东人，或许自己并不喜欢喝牛奶，但为了满足大量进入广州的西方人的需求，从明代开始，他们注意生产牛奶和奶酪，以获得外国人的“银元”。

葡萄牙人趁机进入广州

“来中国首先要克服重重困难，还要获得通关令牌和许可证书，因此，除在交易会时期进入广州城河那里和城墙外河岸边的那一小块郊区以外，几乎没什么人进入中国的其他地方。”这是《中国纪行》的一段记载，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如果在平时，当时的大明王朝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广州城，而交易会却是例外，外国人可以进入。该书中还说，广州城的郊区，这个区域坐落在河畔，有大量不同种类的建筑，交易会时期，这里会有专门的房子供商人居住。

《消失的铺路人-罗明坚与中西初识》一书中说，1580年4月，正值广州春季交易会，葡萄牙商人需要牧师照料他们的宗教生活，罗明坚抓住机会，报名与商人一同前往广州。第一次去中国内地，罗明坚异常兴奋。船经伶仃洋驶入珠江口。沿岸村落棋布，郁郁葱葱的农田一望无际，绿得像美丽的大草坪。江面上大小船只穿梭往来，有桨船，有帆船。大的桨船每支桨由四五人或六人划，小的一支桨两人划。远方帆樯点点，通向水天相接处。

广州城的繁华和通过交易会取得的巨大利润，吸引了更多的葡萄牙人前往广州。正是因为葡萄牙商人、传教士的大量进入，在广东还兴起了当时的“广东葡语”，即一种广式葡萄牙语言。根据《广东通史》记载，“广东葡语流行于明末至清乾隆初年以广州、澳门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随着葡萄牙的衰落和英帝国的兴起，英语作为强势语言进入广州口岸，并取代了葡语在中西贸易中通用商业语言的地位。”

这种起源于明代的“广东葡语”，还一直延续和使用到清代。1752年，瑞典人彼得·奥斯贝克到广州旅行后，在其著作《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一书中说，在欧洲人看来，要学会汉语，除了在中国居住许多年外没有其他办法，但同时他们也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们可以使用法语、葡萄牙语或英语——和欧洲人进行贸易的中国雇佣者都已会说这些语言了，尽管他们带着特别的地方口音，并且认为如果不将英语、葡萄牙语和荷兰语混在一起说的话就不算说得好。

到了清朝时期，“广东葡语”逐渐向“广东英语”转换。对此，在广州洋行工作的美国人亨利在《广州“番鬼”录》中：这无疑是中国人的一种发明，在英国人出现在广州很久之前已有它的根源。这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些葡萄牙语和印度语的混合来证明，英国人在一百多年以后才到来，他们语言中的一些词汇逐渐被吸收进来，增加致使葡萄牙语消失，葡语便只限于他们的殖民地澳门使用。后来英国最终成了最主要的贸易者，这种语言便成了著名的“广东英语”。

通过瑞典人和美国人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清朝时期流行的“广东英语”前身是“广东葡语”：这是一种广东语言与葡萄牙语言的混合，这种语言虽然不是正宗的葡萄牙语，但在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外贸易中发挥了作用。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每个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其背后有许多有意思的“前因后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研究历史，就是希望发现更多有意义、有意思的规律和事情，对我们的今后产生更多的启发。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