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印度公司商馆布置豪华，待客奢糜。在我踏上广州的土地不久，就荣幸地首次接到请帖，到商馆共进晚餐。我们进了大门，礼拜堂的尖顶上装着一个引人注目的大时钟，这是广州唯一的大钟，每个人都按它来对自己的表。”

这是1829-1842年在广州美商旗昌洋行工作的美国人亨特，在其著作《广州“番鬼”录》中的一段话，这说明，在17世纪初的广州，各种机械大钟还是比较“稀罕”之物，引起了作者的兴趣并留下了记载。

我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很早就发明了计时器，如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土圭”。但机械钟表由西方传入中国，是明朝末年的事。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将两架自鸣钟送进中国皇宫，得到万历皇帝喜爱，从此开启了西方叩开中国特别是中国宫廷大门的步伐。这其中，机械钟表扮演了不寻常的角色，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那么，机械钟表是怎么传入中国的呢，西方传教士又是如何带着机械钟表制造师进入中国的呢？其实，这些都与广州或岭南有关，而且钟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本文将讲述这些钟表的趣事。

来自西方的钟表

“各种玩具、自动玩意儿、科克赛博物馆的活动音乐人像，数学和天文仪器、钟、表、机械、珠宝，都在伦敦制造，现在则藏于中国的各个皇宫内，据说价值200万英镑，都是经广州送出的礼物。”这是《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中的一段有趣的记载。

结合该书中上下文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1793年英国使团访华过程中，在北京皇宫里看到的钟表，都是经过当时著名的“广州十三行”输入中国并运送到北京去的。

这些钟表等物品，为什么能源源不断地从广州运送到北京皇宫呢？显然，钟表在当时是稀缺的东西。结合《广州“番鬼”录》中的记载，在16世纪末期和17世纪初期，中国尚不能制造机械钟表，对中国人来说，来自西方的钟表都是新玩意。

例如，葡萄牙人奥伐罗·塞默多，给自己取了个有趣的汉名叫“曾德昭”，其在中国生活22年后，于1637年从澳门返回欧洲，撰写并出版了《大中国志》，该书中说：欧洲在工业和机械制造方面仍大大超过中国，中国人最崇拜的欧洲工艺品是我们的钟。

再如，在德国人余凯思《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一书中也说，“一些中国居民从未见过的欧洲物品的方式吸引了更多的好奇者前来。他们对钟表、餐桌用具、欧洲的纸张和图书惊叹不已！”

其实，在16-17世纪，钟表一直是西方输入中国的重要商品之一。比如，1752年，瑞典人彼得·奥斯贝克到广州旅行后，在其著作《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中，列举了从欧洲来的货品，羊毛织物、手枪、钟表、葡萄酒等。

事实上，对于鸦片战争以前的明清时期，北京及全国各地使用的钟表，多数都是通过广州传入的。尤其是在广州“一口通商”期间，欧洲的钟表及各种先进的科技产品，源源不断地从广州输入并运送到北京及全国各地，这也是事实，彰显了岭南在对外商贸及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更有趣的是，钟表充当了特殊介质，加速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钟表技术传入中国

西方的制作钟表技术是什么时间开始的，又是怎么传入中国的呢？我们来看看一些外国人的记载。

长期在广州居住和传教的德国人花之安在其《自西徂东》一书中，专门谈了“西方科技史”，其中提到：“今将泰西制物之法、成物之时，请大略言之。”自一千五百九十年初造显微镜，又一千六百零八年初造千里镜.......又如悬一绳于空中，不需人力而自能左右摆动者，此中固有其理存焉，聪明之人自能洞究端倪，所以至一千六百五十年所造之时辰钟。”

花之安认为，他们根据垂直物体左右摆动的原理，欧洲人在1650年制造了摆钟，但这种“时辰钟”与利玛窦1601年带入皇宫的“自鸣钟”，是不是同一种钟表，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考证，毕竟，两者的记载时间相差近50年。

但不管怎么说，在明清时期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使团等，都试图努力向中国推介、展示欧洲的最新科技成果，他们的目的是让中国人认可他们并扩大通商，一些传教士还将钟表制造师带入中国，让中国人渐渐学会了钟表的制作。

例如，根据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论中国》中的记载，马嘎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其随行人员包括一位外科医生、一位机械师、一位冶金学家、一位钟表匠、一位数学仪器制造师等，西方人努力向清朝皇帝及中国人展示他们最新的科技成果，希望扩大对华贸易。

而比马嘎尔尼访华更早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记载。根据《马礼逊回忆录》记载，马礼逊本人于1807年在广州给英国教会的一封信给中说：“能否考虑为中国传教团培养两三名后备人员？其中一个人以医学为主要目标，另一个人学天文学，第三个人会制作钟表，特别是船上用的钟表。研究天文学的人可以校准钟表，而钟表匠可以修理钟表。”

马礼逊希望英国教会派遣钟表匠，帮助中国人制造和修理钟表，以配合他在广州的传教工作，虽然其最终目的是“传教”，但也在客观上将钟表制造技术带入了广州。

正是明清时期到广州、澳门等地的传教士，将一些钟表匠及钟表制作技术带入岭南，让中国人渐渐学会了钟表制作。

至于我国明清时代钟表及各种机械制造方面，为什么会落后于欧洲呢？德国人在《自西徂东》也给出了答案：至于自鸣钟、显微镜、千里镜等，亦利于世用，各有其益。无如中国专重作文，竟忘技艺之适用，即混视为下等之工而制器利用之材能，全不于此究心。

“窥一斑而见全豹”。通过这位德国人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中国人重视文学和哲学，而忽视或轻视“技艺”，从“士农工商”排序也可以看出，“读书做官、务农耕田”是首要的，正是这种思想，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对此，我们不展开讨论，继续讲述钟表的故事。

自鸣钟的故事

若提起钟表传入中国的话题，不得不提起“自鸣钟”的趣事。

葡萄牙人曾德昭《大中国志》中说，神父们于1601年进入北京后，得到了很好的接待，他们准备好礼物呈献给皇帝。皇帝对每件物品都很重视。尤其对工艺精巧的钟，皇帝下令叫神父马上进宫，对它进行调理，神父借此机会见到了明朝的皇帝。

对于《大中国志》中的上述记载，讲述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送给明朝万历皇帝自鸣钟的故事，对此，《利玛窦中国礼记》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据说，有一天皇帝自动地突然想起了早先呈送给他礼物清单，就问“外国人给我们的那座钟在哪里？”皇帝随身的太监答道：“陛下还没有同意，外国人怎么能够未经许可就进入皇城呢？”于是皇帝便发出了上述的召唤。

利玛窦进入皇宫见到皇帝后，讲述了这个大钟是一些非常聪明的工匠创制的，它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就能日夜指明时间，它们有铃铛自动报时，指针指出不同的时间。他们还说明这些机器必须有人管理，而且这种操作并不难，仆人们两三天内即可学会。

于是皇帝指定了皇宫钦天监的四名太监，专门学习这座种的操作和维护。对于大钟的齿轮、发条和附件的中文名称，利玛窦把所有的名称都用汉字告诉他们。皇帝对这座钟非常喜欢，安排人员按照利玛窦所画的图样，为它修建一个合适的木阁楼。

利玛窦在书中还详细记载了这座木阁楼。说它真配得上作为帝王的陈设，上面刻满了人物和亭台，用鸡冠石和黄金装饰得闪闪发光；在这种艺术方面中国人毫不亚于欧洲人。他还说当时的皇帝花了1300金币建这座楼，它是一座不大的建筑，欧洲人会说他是花费得太多了。这座楼在一个很漂亮的花园里，那里有很多这类美丽的东西。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1582年（明万历十年）被派往中国传教，直至1610年在北京逝世，在华传教28年，在此期间，他在广东的广州、肇庆、韶关等地旅居过，对于这座大钟，利玛窦从哪里运到北京的，又是怎么运过去的，他没有详细说。

利玛窦如何想到将“自鸣钟”作为礼物送给皇帝呢？事实上，这绝非偶然或巧合，而是他精心安排的结果。早在明朝时期，多位西方的传教士试图从澳门进入中国内地传教，都遇到了各种困难和阻力，他们以西方的钟表作为礼物，敲开了中国之门。

公元1581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以自鸣钟表当作贵重礼物送给了当时两广总督陈文峰，请求能够留在中国，没想到这招非常好使，陈文峰看中了自鸣钟，让罗明坚留了下来。罗明坚留在广州的这段时间，他和当地官员密切交往。

罗明坚把这一信息告诉了罗马教廷，罗马教廷不但重金支持，还派来了利玛窦，而利玛窦又借鉴罗明坚的做法，将自鸣钟送给了明朝皇帝，最终获得了面见皇帝和在北京皇宫居住的机会。原来，这看似巧合的背后，却是精心的谋划。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