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扇子，在夏日炎热的岭南，是过去百姓生活中必不可少又司空见惯的，但扇子又不单是百姓的日常用品，在古代，它不仅是扇风纳凉的工具，还是权利与品味的象征，达官贵人或文人雅士用它彰显身份和地位。

而在明清时代的广州，大量的各种精美扇子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人们还专门生产欧洲贵妇趣味爱好的象牙扇。

我们来看看来岭南旅居的外国人，在他们眼中，又是怎么描述中国扇子的呢？

扇子的使用

葡萄牙第一位派往中国的使者多默·皮列士，于1517年到达广州，他撰写的《东方志》一书，是最早记述东方诸国的珍贵理文献，他在书中说：

“中国的女人，有些像西班牙女人，她们穿带褶的裙子，系腰带，穿稍微宽松的上衣.....，她们穿尖丝缎拖鞋，手上都拿着扇子。”他还观察到，在当时的中国广州，对外输出大量的商品，包括白色生丝、有色散丝，还有箱子、扇子、许多上百不同品种的针。

在皮列士笔下明代广州人的生活中，人们随手拿着扇子，大街上的商店里摆满了各种扇子等商品，而且这些商品都是出口用的。可以说，在皮列士的笔下，一幅描绘明代广州生活的画卷，跃然于纸上。

到了清代，广州百姓的日常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英国阿美士德访华使团医官阿裨尔，在从北京返回英国时，曾经路过广州，在他的旅行纪实—《中国旅行记》(1816—1817年)中，有这样的描述：

中国人的官员外衣比较简朴，一件宽松的黑当绸长袍，背后或胸前绣有一只鹤或一只虎，此外并无其他装饰，鹳或虎代表他们文职或武职官阶的品级.....，扇子、烟袋挂在两侧；扇子是他们的用具或艺术品中最普通的，扇子是用纸和漆木制成的，扇面上画着很少一些寓意朦胧的图案。他们将一些扇子分发给使团的成员，如此炎热的一天，这一举动还是很受欢迎的。

到了清代，官员们也是随时携带扇子，他们在接待英国使团的过程中，还发给使团成员扇子，让他们使用，也体现了细微的服务，令外国人很感动。

在《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中，还记载了中国大官的享受，书中说“国家的大官想身子发福，他们认为胖了在群众面前显得威风神气，热天他们午睡，有两名仆人侍候，一个拿扇子给他驱蚊虫，另一个给他扇风。”

在这些外国人的笔下，清代官员的服装、装饰，以及他们奢侈的生活，都描述的细致入微。

事实上，明清两代中国的制扇业十分繁盛，扇和人们的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孔尚任的《桃花扇》、《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三借芭蕉扇、《红楼梦》中的晴雯撕扇，虽是艺术虚构，但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扇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之大。

在这一点上，1752年，瑞典人彼得·奥斯贝克到广州旅行后，在其著作《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也有体现，他在书中说，在广州城，对少数商人来说，两间铺子就够了，在第一间中，是一些粗瓷，在另一间中，是其他所有的物品，例如丝绸、布料、手帕、船上用的防滑板、棉花、墨汁、画纸、叶、珠母做的鼻烟壶、贝壳、扇子、涂瓷釉的锡制等。

可见，扇子与手帕等，都是最基本的商品，深入到达官贵人和百姓的生活中了。

扇子的特殊意义

“中国人还留长发，也留指甲，长指甲和携带精美的扇子是中国人有权有势的象征，这表明他们不需要工作，在见过了几位贵妇人和有权有势的中国人之后，我们特别确定上面所说的都是对的。”

这是曾在潮汕地区被广东官府关押的西班牙人阿德里亚诺·德拉斯·科尔特斯，根据他在岭南旅行期间的观察和记录，这是1625年出版的《中国纪行》中的一段话，在这位西班牙人的眼里，对明代的中国而言，扇子是达官贵人权势的象征。

在明代西方来华人员中，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1582年（明万历十年）被派往中国传教，在华传教28年，在此期间，他在广州、肇庆、韶关等旅居过，留下《利玛窦中国礼记》，他也提到了中国人使用扇子的情景：

或许某种特殊的习俗的原因，人们用扇子是为了装饰更甚于为了需要。有时候扇上书写着一些格言或甚至整篇诗词。扇子作为友谊和尊敬的一种象征，是最常互相馈赠的礼物。在我们的住处有满满一箱这类扇子礼品，都是友人表示敬意赠送给我们的，我们也拿来送人作为友谊的证明。

对于扇子的特殊用途，利玛窦还在书中说“在大庭广众之中不带扇子会被认为是缺乏风度，尽管气候已应使人避风而不是风。”在这位意大利人的眼里，扇子成为人们彰显品味的东西，而不是实用品了。

更有意思的是：利玛窦还将中国的扇子，与西方人的手套做了对比。他说：“中国人用扇子就好象我们戴手套一样。虽然主要的目的两者似乎恰恰相反，一个是用以驱暑，另一个是用以防寒，但两者一样似乎更经常地都是用作装饰品或纪念友谊的小礼物”。

事实上，明清时代，扇子确实是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的“标配”，例如，大学士纪晓岚就经常摇着扇子吟诗做对子，好像扇子一摇就生出了妙语佳段。甚滑稽的是许多文人为了用扇子做秀，常常不分季节地拿扇子，这样就有了很多“穿冬衣，摇夏扇”的人，可以看出，扇子，绝不仅是“纳凉”的功能了，而是一种特殊文化用品，代表着地位、身份、品味等特别的意义。

广州制扇业

“在中国有一种特殊的行业远比别处普遍，那就是制扇业。这些扇子通常是在酷热季节用来风的，各个阶级和男女两性都使用。中国扇子的式样和制的用料种类繁多。”

这是《利玛窦中国礼记》中的记载，他还进一步的详细介绍说，扇子通常用芦杆、木头、象牙或乌作骨，上面蒙以纸或棉布,有时甚至是带香味的草秸。有的是圆的，有的是椭圆或方形的。上等人士使用的，一般是用光纸做的，上面装饰着图案，很美丽地描着金色，们携带时或是打开或是合起。

事实上，利玛窦说的扇子上的“图案”，也是一种艺术品，明清时代，中国的扇子又和书画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例如，明代的沈周、文徵明、唐伯虎、仇英，清代的“扬州八怪”和常州著名画家浑南田，都有扇面书画佳作传世。

在清代广州“一口通商”期间，扇子还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这种商品的出口，不需要通过当时法定的“行商”来交易，对此，曾在美国商行工作的亨特在其《广州“番鬼”录》中说：虽然行商是得到官府正式承认的唯一对外贸易机构，但行外商人也变得非常重要，他们严格限定只经营作为外侨“个人使用”的必需品，只允许提供给外国人的货品，如衣服、雨伞、草帽、扇子、靴子等。

由于各种扇子不需要通过行商或经过官府批准就可以卖给外国人，当时头脑灵活的广州人，便制作各种精美的扇子，卖给欧洲人。

“据我所知，甚至英国伯明翰这技术和工业的大摇篮，都试图仿效中国产品用机器雕制象牙扇和其他物品。但产品至今仍未达到可与中国竞争的高度。没有比中国扇子展示的细工透雕更精美绝伦的了。”

这是1793年的英国访华使团写成的《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书中有的记载。该书中还详细说：扇杆看来是用手工单个雕刻成任何需要的形式，或者是有徽章的盾，或者是人和物，成品按细腻的图样完成。

两根外杆满是凸露的透雕，其制作方式只有手工技术才能完成。

除了“象牙扇”，该书中还特别介绍了广州的“金扇”：在中国，金子并不用来打铸成钱币，会制成一些小玩意儿和装饰品，特别在广州，中国的匠人把它制成扇、扣、鼻烟盒、牙签盒等，卖给在那里做生意的欧洲人，当地人不使用或购买这些东西，但曼达林和贵妇人在手腕上戴大金手镯或指环，既用作装饰也为迷信之故。

显然，对于广州人来说，制作这些“象牙扇”或“金扇”，绝不是满足当地人或中国人的需要，而是为了出口，而且这种奢侈的“扇子”，更是一种工艺品或艺术品，而非日常用品，体现了清代广州人的生意头脑。

在历史上，广东的制扇业历史悠久，而且非常发达，例如，流行于江门市新会区的“葵扇”，地特产的蒲葵为原料制作，已经有千年的历史，而广东的“火画扇”与檀香扇，竹丝扇，绫绢扇并为“中国四大名扇”。我们通过外国人点点滴滴的记录，也从侧面印证了广东发达的制扇行业。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