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通事是由官府任命的，有四五个人，不领官府的薪水。他们通常很无知，除了能够说广州人讲的洋泾浜英语、做翻译，一无所长。他们不能阅读英语，也不认识汉字.......”

这是1807年来华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做翻译的传教士马礼逊，根据其书信整理成的《马礼逊回忆录》书中的一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作为“通事”，是负责管理洋商并与洋商进行日常贸易交流，他讲的“洋泾浜英语”是什么回事呢？

原来，自从近代西方殖民者踏入中国，广州对外商贸加速发展，中西方迫切需要一种可以交换信息的语言工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清朝政府要求国人不得习“夷语”，还不得教洋人汉语（具体见《洋商学习汉语之争》，刊载于2024年6月7日的《羊城晚报-云上岭南》）。

在此特殊的背景，一种新的中英糅杂的语言随之诞生——这就是“洋泾浜英语”，又叫“广东英语”，就是由粤语与英语结合形成的，成为当时重要的中外交往语言。

我们来看看外国人出版的书籍中，又是如何记载这种特有意思的语言呢？

广东英语的产生

关于洋泾浜英语是如何产生的问题，1829-1842年在广州美商旗昌洋行工作的美国人亨特，在其著作《广州“番鬼”录》中有详细记载。

在早期中西贸易和交往中，自然会碰到语言交流的问题。亨特在书中说“当时广州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能够读或写英文的”。外国人学习中文亦非易事，而且受到清政府的限制。于是由中国人创造出一种同音异字，“没有句法也没有逻辑联系的语言”——广东英语，后来被称“洋泾浜”英语。

亨特还在书中列举了一批起源于葡萄牙语、印度语、英语和广州方言的广东英语词汇。还记述了一本介绍广东英语的小册子，名叫《鬼话》。亨特还动情说：“该书的著者是一个中国人，他独具匠心，应使他名垂千古！”毕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懂英语的中国人非常少，而懂汉语的外国人也非常，在这种特定时期，“广东英语”就发挥其重要作用了。

关于懂汉语的外国人比较少的情况，在《广州“番鬼”录》中也有叙述，他说：“在我到广州后的许多年里，外国侨民中懂中文的只有3人——马礼逊博士；现在的德庇时爵士，他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商馆的最后一位主任；还有一位美国人，即我本人。”

亨特还在书中详细记录了“广东英语”产生的过程：“广东英语”是广州口岸在早期对外交往中产生的。这种奇特语言的产生是很自然的。外国人来广州的时间短暂，他们不愿意或不能够致力于学习像中文这样一种难学的语言，甚至要学讲一些极普通的话也不容易做到，即使学会了，到其他地方也毫无用处。加上当地政府严厉禁止学习它，甚至将一个讲授中文的中国教师斩首.....。

亨特提到的“讲授中文的中国教师斩首”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据《广东通史》记载，1759年英国洪任辉事件中，清政府以“始则教授夷人读书，图骗财物，继则主谋唆讼，代作控词”的罪名，处死当时帮助英国人写诉状的中国人刘亚匾。

对于当时到广州做贸易的外国人来说，除了清朝政府不准中国人教授他们汉语外，外国人学习汉语本身也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对此，《马礼逊回忆录》中说：“学习汉语是非常困难的，比如一个中国儿童开始学说母语的时间与英国儿童相同；可是在同样的年纪，一个中国儿童学写母语的程度比不上英国或法国的儿童，不像英国或法国儿童学写字那么容易。因此一个英国人想要学会说、读、写汉语就更困难了，汉语比我所知道的任何语言都难学，因为它的形式和性质完全不同于其他语言....“

《马礼逊回忆录》中还说：“我所说的教授英语的事情也被人们误会了，除了几个中国商人，没有人愿意学英语，而商人们也仅限于学习一些商品货物的名称就感到很满足了。”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积极性也不高，主动或深入学习英语的人更少。

对于学习汉语的困难，1752年，瑞典人彼得·奥斯贝克到广州旅行后，在其著作《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也说：“全世界都知道学习中文有多难，但不到你亲自开口说的时候，是不会对此有真正概念的，毕竟，汉语中还混杂着许多民族的不同方言，除了东边的满人说他们自己的满语外，还有（越南）东京、交趾支那和日本，他们使用和中国一样的汉字，但中国人不懂他们的语言。”该书中还说，在欧洲人看来，要学会汉语，除了在中国居住许多年外没有其他办法。

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外国学习中文非常困难，中国人懂英文的又少，中西之间的贸易，又确实需要进行各种交流，于是，特有意思的“广东英语”就产生了。

广东英语的应用

客观地说，“广东英语”，既不是纯正的英语，也不是“美式英语”，可谓“土洋结合”的一种语言，但这种语言却在中外交往及对外贸易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例如，德国汉堡大学中国语言和文化研究所汉学教授伯恩特·埃伯斯泰因在《商人、领事、船长：德国在中国的早期经济利益》一文中说：对于德国人，后来在广州人们已经习惯用最美的“洋泾浜英语”，他们称每个德国人为“真不罗男人”，即一个“来自汉堡的男人”。在这位德国人的眼里，融合了粤语的“洋泾浜英语”，是非常美丽动听的。

1816年，英国阿美士德访华使团医官阿裨尔的旅行纪实——《中国旅行记》(1816—1817年)中记载，当使团到达当时广东韶州（现在的韶关市）并要求进城的时候，被当地的官员拒绝，于是，使团成员与随行的“通事”用“广东英语”沟通，希望考察当地的岩石情况，其记载如下：我随后去找陪同使团的广州的通事，请求他为我找一只船并答应不进城，只限于考察城周围形状很少见的黑岩。他犹豫了一下后同意了，然后命令一条船来接我，但是他又用我听不懂的中文给船夫下了一些指示。然而，我很快就发现了他们的意图，当船夫沿江送我到上游两三百码远的地方时，他竭力要我在上船的同一侧岸边上岸。他非常沉着地听完了我的抱怨，然后坦然地用“广东英语”答复说：“他必须要躲开我，因为我给他带来了太多的麻烦.....。”

当时陪着使团考察的中国人担任的“通事”，生怕外国人上岸后违反清朝的规定“惹是生非”，让他们在距离韶州城比较远的地方上岸。

1889年，汉学家李兰德携还编纂了《洋泾浜英语歌谣集》，当然，这种英语这时主要是应用在中西贸易上。

不管怎么说，当时的“广东英语”虽然不是正宗的英语，但发挥了中外人士交流的作用，否则，他们互相听不懂对方的语言，交流起来，岂不是更麻烦？

当时的“广东英语”或“洋泾浜英语”究竟是什么语言的呢？说白了，就是按中国话“字对字”地转成英语口语的方式。例如，比如汉语的“好久不见”，翻译成英语应该是：“I haven't see you for a long time”，但按照《洋泾浜英语》做法，就变成了“long time no see”。

可见，当时的“洋泾浜英语”，把英语单词和中文语法结合，可谓“半中半英，不中不英”特殊表达形式。

在清朝的广东，除了使用“洋泾浜英语”外，早期来广东做贸易的是葡萄牙人，因此还有“广式葡萄牙语”，只是不如“广式英语”的影响力大而已。

对此，《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中还说，因为广东人接触外国人及贸易的需要，他们可以使用法语、葡萄牙语或英语，甚至还将英语、葡萄牙语和荷兰语混在一起说，与欧洲人进行贸易的中国雇佣者都已初步会说这些语言了，尽管他们带着“特别的地方口音”。

广东洋泾浜英语及各种外国语言仍然影响着粤文化。随着英语教育的推广，标准外语的学习者越来越多，洋泾浜英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现在还能看到一些影子，例如，麦克风、马赛克等都是当时英语的汉语发音翻译。

可以说，广东英语及其他语言的词语、语义及语用特征，已经潜移默化地被粤语所吸收，这也是跨国文化融合的力量和体现。

回顾下当年的洋泾浜英语是不是特有意思呢？在你看来，我们目前使用的英语、粤语词汇中，还有哪些是受其影响呢？欢迎互动和交流。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