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治十一年(1872)秋至光绪元年(1875)，先后4批共120名幼童选送美国学习......，而广东和西方接触较早，与西方人士交往较多，并早已有人留学美国，加上留美回国的容闳亲自来香港挑选学生，因而广东籍的有84人被选入，占了总数2/3。

这是《广东通史》里的一段记载，当时因中国尚无报纸作为新闻传播的媒介，北方内地人多不知此事。内地的一般家庭，也不愿自己的子弟离家远游15年之久，因此，众多广东人参加了这次清朝外派美国的学生代表团。

这些留学生代表团出国活动是谁组织发起的，他们在留学过程的表现如何？最后为何又被中途召回？多位西方汉学家对此事进行了记载，并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

赴美留学始作俑者

“容闳在1870年他得到了曾国藩、李鸿章和丁日昌等三位帝国的重要汉籍政治家的赞助。根据他们的创议，1871年8月核准组织中国教育考察团，以容闳和陈兰彬为监督。”

这是1877-1907年曾在清朝中国海关工作的美国人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介绍。该书中还说，容闳在1828年生于广东，在澳门马礼逊学校学习英文，并在1847年由他的老师柏郎宜带往美国。容闳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然后返回中国。他深信中国需要像他自己那样精通西学的人。

马士在书中寥寥几笔阐述了容闳“创议”往美国派遣留学生事项，（实际上陈兰彬为正监督，容闳为副监督），他的学生，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国际汉学泰斗费正清在其编撰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有更详细的介绍。该书中说：

1868年的蒲安臣签订的条约允许中国人到美国游学，因此丁日昌确信，由于容闳本人曾在美国受过教育，如果确实能够给他配备一个具有正统背景的人同行，以使这个方案可以为北京所接受的话，那么他会是办理中国学生到美国游学的一个很好的人选。

通过上述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容闳提议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想法，得到了当时洋务派重要官员丁日昌的支持，那么，容闳是如何得到支持的呢？对此，《广东通史》也有记载：

最早提出建议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的是容闳。他留学美国回来后早就有此想法。后来，他结识了洋务派官员丁日昌。当丁日昌任江苏巡抚时，容闳即向他提出请清廷派遣留学生的设想，得到丁日昌的赞许。

事实上，仅得到丁日昌的认可还远远不够，还要得到权位更高的人支持并影响清朝皇帝，这个想法才能实现。对此，《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说，恰巧曾国藩的幕府里有一个翰林学士叫陈兰彬，他仕途坎坷，想方设法谋求晋升，因而借此机会说服了曾国藩上奏此事，随后又得到了当时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支持，经过他重新上奏，最终获得了清朝朝廷的批准。

费正清还介绍说，容闳拟议派送120名12—20虚岁的青年，每人到美国游学15年，当清帝咨询此事的时候，总理衙门议请把原拟的候选学生年龄由12—20虚岁改为12—16虚岁，理由是这样会减少一些父母已至垂暮之年而学生仍须逗留海外的可能。总理衙门还奏请在赴美留学使团驻处恭设孔夫子的神位。在这些奏折的基础之上，具有历史意义的派遣留学生这一措施得到了批准。

这次派遣的经费怎么解决呢？《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说，“清朝设立了120万两的经费预算，由上海海关岁入中的六成部分提拔。”

留学生的表现

根据《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介绍，清朝政府审慎选定学生120人，自1872-1875年，每年送四分之一赴美国。他们分住在当地各村镇的私人家中，每家不过学生二人，然后被送入最好的中学或小学，最后那些合格的人再继续升入大学或专门学校。

这批清朝留学生在美国的表现如何呢？当时的美国人又是怎么评价他们？

“那些学童来到美国之后，我们既没有发现一丁点关于他们行为不当的事例，也没有发现他们存在丝毫的智力缺陷。他们以异常惊人的速度，掌握了世界上第三大难学语言——英语；然后，他们又向那一系列完全陌生的学习课程发起挑战，并表现了杰出的顿悟和适应能力。”

这是美国驻华使馆译员及参赞何天爵于1895年出版的《真正的中国佬》中的一段记载，里面高度评价了当时清朝派出的学童。该书中还强调说，按照西方当代人的眼光来判断，仅从清朝政府选派到美国来接受教育的学童的表现上，便能“令人吃惊地证明”那个东方的大民族具有高度的智慧，是一个非常善于思考的民族。

清朝政府派遣的这些留学生，连当时的美国人都认为可能是中国“达官贵人”家庭的孩子，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真正的中国佬》中说：许多美国女士在想象中认为，那些孩子不是出身帝王贵胄，便是来自豪门世家，但事实上，按照中国人自己的标准，那些学童全部来自中产家庭，其家庭的年收入大致在200-500元左右。

这位美国驻华外交官为什么对这批中国留学生如此关注和熟悉呢？原来，他“曾与那些学生中的五十一名同乘一艘客船跨越太平洋，与他们一起度过了难忘的二十五天”。

在这一同前往美国的过程中，何天爵看到那些学生包乘的客舱十分拥挤，条件很差，但这些学生还能表现出相当的绅士风度。他动情地说，这些孩子们既没有指导的教师，也没有负责的官员，“天涯孤旅中他们就像一群失去了妈妈的孩子，然而他们却都能够很好地把握自己，表现出顽强的自理自立能力。”

《真正的中国佬》一书中还说，这批清朝学生在整个的学习过程中，从最基本的中小学内容，到大学的内容，也不管是理科课程还是文科课程，那些学童在他们所处的班级中都是名列前茅的佼佼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一切行为和举止都非常得体，根本无懈可击。

这位美国人近距离地观察和接触过这批学生，并留下了记载，其可信度比较高。

风波掀起

清朝派往美国的这批留学生，历尽辛苦到达美国并积极学习，但他们中途被清朝政府召回，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在几年之内，因为不断有学生们逐渐失去他们的中国特性而已经美国化的报告，中国政府的守旧本性又被煽动起来；于是在1881年考察团解散，学生全部被召回。”

这是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简要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这批学生因为正在被“美国化”引起了清廷的担心。对此，《广东通史》中说，留美幼童“对新生活适应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和理想”，这引起了顽固派的关注和反对。“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亟应将局裁撤。”

在此过程中，还有一件事情，也是引发让清廷官僚更加担忧的导火索，对此，《真正的中国佬》中有段详细的记载：

一天下午，有位学生以美国人的方式从教堂出来正要回学校——也就是说，他带着一名年轻的女子，这时恰好碰上了留学事务所的一位所谓的长官。年轻的学生先摘下帽子，然后彬彬有礼地向自己的长官深鞠一躬。那位保守的孔老夫子的门徒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然而，这个毛孩子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与一名既不是他的亲妹妹，又不是他的堂妹或者表妹的外国年轻女人在大街上招摇过市！仅这一件事实就很足以说明那两位年轻人声名狼籍、道德败坏，不可救药。

《真正的中国佬》中还介绍说，当时这名长官认为这一行为是中国礼俗的严重破坏。他将这一事件上报到北京。这一事件再加上其他一些更严重的原因，终于导致了中国留美学生的全体撤回。

上述事件应该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对此《广东通史》中也有记载：留学生们渐渐地美国化了，有的把辫子塞在大帽子底下，兴致勃勃地打垒球。他们甚至在女监护教师的陪同下到教堂去做礼拜。

据一位当年留美学生回忆：“最初，幼童均穿长袍马褂，并且结着辫子，使美国人当他们是女孩。每当幼童外出，后面总会跟着一群人高叫：‘中国女孩子！’使他们颇感尴尬。为了减少困扰，数月以后，幼童向‘出洋肄业局’委员呈准，改穿美式服装。”有的人还私自剪掉辫子，但均备有假辫子以应付中国官员，有的还加入基督教。他们和美国学生一样积极参加体育活动。

对于清朝政府下决心撤回留学生，除了上述事项，还有其他原因吗？《广东通史》中说：“清政府偏听其言，加上刚好这时美国又发生排华，拒绝中国留学生进入陆海军校学习，清廷乃于光绪七年(1881)，决定撤回全部留美学生。”

对于上述“拒绝中国留学生进入陆海军校学习”是怎么回事呢?对此，《真正的中国佬》中有详细阐述：

1878年，清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允许从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中，选择几名去西点军校和安那波利斯（美国马里兰州的首府)的陆海军学校深造。这一要求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积极反应，但在此后的三年中，清政府都在作不懈的努力，直到最后不得不放弃。我们的拒绝导致了清政府解散其留美学生事务所，并撤回其全部留美学生。

该书的作者曾任美国驻中国外交官，在他看来，这个事件也是促使清朝撤回留学生的重要原因。他还在书中解释说，对于美国当时没有答应自己的要求，清朝政府非常生气，毕竟，“日本政府公派的留学生，正在安那波利斯学习海上作战的战略战术。”

于是，清朝政府倍感屈辱，有些灰心丧气，再加上当时清朝的顽固派不断地传回留学生被“美国化”的消息，导致了撤回留学生的事件。

虽然这些留美学生被中途撤回了，但美国人马士在《远东国际关系史》中说：

“他们回国以后，遭到一位盛怒的清廷大员的凌辱，一体被安置在极不重要的事务性工作上。但是，他们的杰出才能逐步产生了效果，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他们一个一个地显露了头角。”

根据《广东通史》的介绍，这批留学生在美国学到了一些先进的科学知识，他们回国后，大部分人成为我国近代最早的铁路、电报、矿务、制造、外交、海军的骨干或社会影响较大的人物。其中，广东籍的84名留学生中，除在留美期间或回国后早逝的11人外，很多人都很有成就。比如，出类拔萃、赫赫有名、我国自行设计建造铁路的第一人，铁路总工程师南海人詹天佑。

因此，《广东通史》中高度评价了这次赴美留学活动：

派遣幼童赴美留学，虽然没有按原计划完成学业，但它首开政府派遣留学生之端，为后来公费留学教育开辟了道路，还沟通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渠道，揭开了中国人走出去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序幕。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