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从中国驶往马尼拉的商船，每年就有30-50艘，墨西哥从马尼拉越洋进口的货物中有60%产自中国，其中包括中国的水银。”

这是德国人贡德·弗兰克在其著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讲述18世纪东南亚贸易时提到的一段话。当时，中国清朝时期，大量的水银从广州装船出口到马尼拉，再转运到墨西哥等美洲地区。

水银，是金属“汞”的俗称，自古以来，作为一种重要的金属，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应用广泛，最常见的就是水银温度计。此外，汞还广泛地应用在农业、工业、医学等方面。

在明清时代，水银还是我国重要的出口金属，我们来看看到过岭南的外国人对它的相关记载。

水银的用途

对于水银的用途，1865年来华，而且长期在广州定居的德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花之安在其文言文著作《自西徂东》中讲述“西方科技史”时这样写道：

一千七百零五年之寒暑针，亦由此推出。其法以一筒藏水银于中，惟是风雨针之筒，下曲而有孔，则上有气以逼其下，气重者则其针愈上，气轻者则其针自下，若寒暑针之筒则不曲而无孔，又其筒上无气以逼之，只下藏水银，就寒热以测其针之上下，略为差别耳。

这段文言文中的“寒暑针”，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用的“水银温度计”，他讲述了1705年欧洲人发明了温度计，并介绍水银温度计的工作原理。时至今日，虽然老式的水银温度计逐渐被电子温度计代替，但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依然留存着用它测量体温的情景。

这位德国的汉学家不仅讲述了水银温度计的原理，还提到了开采水银等矿的重要性：“然善开矿者，即煤炭、水银、火水、朴硝、硫磺、元明粉、盐等项，较之黄金、白银、铅、铜、锡、铁为更多，故即其所出者而与农政较，实堪比美于其间。”

在他看来，晚清时期，采矿比农业更有前途，更赚钱，当然他也不忘提醒人们“试观制火柴、水银等项，均有药毒，日久则坏人。”

水银是一种有毒的金属，我国发现并利用水银的历史悠久，《史记》中有记载：“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丹穴”即汞矿。还有史料记载秦始皇陵墓中有大量水银。

对于我国水银开采及应用的情形，17世纪耶稣会教士、波兰人卜弥格也有提及。他是欧洲汉学的先驱者之一，也是第一个将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文化成果介绍给西方的欧洲人，根据爱波兰当代著名的汉学家德华·卡伊丹斯基在《中国的使臣-卜弥格》中所说：

在欧洲，人们不懂汉语也不熟悉中国的名称，因此很长时期都不知道，茯苓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和两种中药有关，一种是藤蔓，另一种是菌子。中国的炼丹术士很早就用菌子来解砒霜和水银的毒。

德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也关注了中国清朝时期开采和使用水银的情况，他在给西班牙传教士闵明我的一封信中，也提到“中国人勘探过许多种金属，如水银，因而我不怀疑，他们在采矿方面有独到之处，并可能对我们有所裨益。他们的化学与我们的截然不同，因此有可能从中获取更多一些新的知识。”

明朝宋应星在撰写的《天工开物》，对冶炼汞的方法有大量的记载，并且配有附图。清朝康熙年间田雯所撰写的《黔书》中记载了贵州提炼水银的方法。

水银的用途广泛，包括制作玻璃镜子。例如，英国阿美士德访华使团医官阿裨尔的旅行纪实——《中国旅行记》(1816—1817年)中，提到：广州大街上到处是玻璃店，但主要是销售欧洲产品，唯一例外的是制镜作坊。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所有的镜子，很明显玻璃片都非常薄，几乎没有普通的书写纸厚，而且是用我们的方法涂有一层汞合金。

水银的出口

德国人贡德·弗兰克在其著作中说“中国物产丰富的经济在哪些方面以及如何进入世界经济。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出口丝绸、瓷器和水银，在1600年以后还出口茶叶。”

16世纪德国哲学家伊马努埃尔·康德在其《中国》一文中，谈到中国出口商品时，也提到：中国主要出口茶、汞、人参、大黄、生丝等。这些文章收录在德籍华裔学者夏瑞春编撰的《德国思想家论中国》一书中，它汇集了德国近现代13位重要思想家关于中国的18篇代表性论述。

中国很早就将水银作为重要的出口物资，除了这两位德国人外，还有西班牙人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记载了水银出口情况，这位西班牙人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他根据从澳门到内地的传教士提供的材料，于1585年编辑出版了《中华大帝国史》，该书在“菲律宾岛上的见闻”中提到：每年都有20艘船，从中国广州开到这里，除各色棉布、丝绸外，还运来陶器、火药、硝石、钢、铁，以及大量水银、青铜、红铜等。

这位西班牙人还说，“这里盛产珍珠，尤其在海南岛，还出产很多水银、红铜、钢、铁、黄铜、锡、铅、硝石和硫黄，以及能使国家富有的很多物产，尤其是麝香和琥珀。”

那么，明清时期，中国产的大量的水银，为什么要源源不断地出口到美洲等地呢？对此，我们从《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找到了答案。该书中说：

“1560年以后，日本成为一个重要的白银乃至铜的出产国...同时，日本接受中国的丝绸、印度的棉织品以及朝鲜、中国和东南亚的其他各种生产和消费用品，如铅、锡、木材、染料、蔗糖、毛皮和水银，用于熔炼本地的银。”

该书中还专门强调：“这种水银一直短缺，但对于美洲开采和提炼白银是必不可少的。”水银确实是开采金银矿和冶炼金银的重要金属物资。

日本由于开采银矿和炼银的需求，需要大量从中国进口水银，欧洲的殖民者发现了美洲的银矿后，同样大量需要水银。1829-1842年在广州美商旗昌洋行工作的美国人亨特，在其著作《广州“番鬼”录》中，专门讲述了“有一艘由C船长指挥的船驶入黄埔，船上载有大量水银”情形。

明清时期，中国产的水银，通过广州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美洲等，满足这些国家开矿、炼银的需求；他们生产的白银，又源源不断地从广州输入中国，购买中国的茶叶、丝绸、陶瓷，当然还有水银。

通过“水银”这一金属的生产与出口，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早在15-16世纪，世界经济就“一体化”了，清朝时期的中国，尽管有闭关锁国的政策，但一定程度上已经被融入全球经济的版图了。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