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作为千年商都，自古以来，商业发达。陶瓷，是“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的主要出口商品。因而自唐宋以来，大量到过广州的外国人，观察和记录了广州发达的瓷器行业，我们来看看，这些外国人的笔下，又是如何记录广州瓷器出口的繁华呢？

广州的瓷器街

元代时候，摩洛哥的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到中国旅行并到过广州，他在《伊本·白图泰游记》中说：“穗城是一大城市，街市美观，最大的街市是瓷器市，由此运往中国各地和印度、也门”。他还在书中介绍了瓷器的生产方法，这是较早记载广州城的瓷器行业的外国人了，这也说明，早在元朝的时候，广州城里的瓷器行业就比较发达了。

到了明清时期，繁华的广州城内，更是有发达的瓷器行业。多位到过广州的外国人也观察到了这一点，并留下了记录。

比如，葡萄牙人加斯帕·达·克路士的《中国志》，在这本1569年出版的介绍中国之书中说：广州城里商业的大街，两侧都有带顶的通道。瓷器的最大市场仍在城门，每个商人在他的店门挂一块牌子写明他店内出售的货物。

再如，在清朝时期的1752年，瑞典人彼得·奥斯贝克到达广州旅行后，在其著作《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中，也看到了广州有名的瓷器街并细致地描述了广州瓷器店的情况。

奥斯贝克在书中说，整座城里最宽的一条街是瓷器街，这条街上的一些房子里有许多这样的库房，一个接一个，但里面只有瓷器。一些商人在一栋楼里有好几间铺子，在朝外的铺子里，通常摆放一些粗瓷器皿，铺子沿街敞开，这样路过的人可以看到里面所有的东西，中间是通往另一间拱形储物室的入口，这间屋子两边也放满了瓷器，但都是质量比较好的，用来卖给不太愿意和那些中国人纠缠的欧洲人。这位瑞典人对广州瓷器店的描述可谓非常详细。

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所乘“狮子”号轮船副船长爱尼斯·安德逊，在《在大清帝国的航行》记录了乾隆时代真实的中国形象，使团返回英国的过程中，在广州城内停留，他在书中写道：

虽然这是中国唯一容许外国人进行贸易的城市，但各种买卖还是在离广州城一英里的郊区进行。我们在此所见的瓷器商店，据说在规模、品相和货量方面都超过世界其他各国的这类商号。广东总督在大使逗留期间仅来访问过一次，接着送来大量的赠品，如蜜饯、瓷器、棉布等，赠给使团人员。

在英国人安德逊的笔下，当时广州瓷器商店众多，规模和货量都非常大，给使团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地的官员还把精美的瓷器等作为礼物送给使团。

令人非常惊讶的是：外国人还观察到了中国的瓷器修补情景。美国人怀礼在《一和传教士眼中的晚清社会》中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像中国那样人口稠密，在中国也没有哪个地方像广州那样人口稠密......流动的焊锅匠堵塞了街道，他们正在把碎片精妙地铆接在一起，灵巧地修补着破碎的瓷器。

通过这些外国人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出，自元代到明清时期，广州城里的瓷器行业发达，瓷器店铺林立，他们还观察到城里有大量的修补瓷器的工匠。

瓷器的出口

对于广州城里的瓷器街或瓷器店来说，固然部分的瓷器是卖给国内或当地人，但同时，也有大量的瓷器用于出口，到访过广州的外国人，记录到了这些。

根据波兰当代著名的汉学家爱德华·卡伊丹斯基在《中国的使臣-卜弥格》中的介绍，早在八世纪和九世纪，和中国做买卖的主要是犹太商人和阿拉伯商人，当时西方称之为广府的广州依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港。外国商人经常把他们的象牙、香料、块状的铜锭、龟、犀牛角和樟脑运到这里来销售。他们在这里也可以买到中国的丝绸、块状的金锭和银锭、珍珠和当时数量还不很多的瓷器。

到了明朝中期，中国大量的瓷器、丝绸等，从广州或东南沿海出口到马六甲，引起了葡萄牙人的注意，引发了他们对中国的向往。美国杰出的中国研究专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魏斐德在《中华帝国的衰落》中说，明末时期，葡萄牙人抵达马六甲后，便发现整个港口都是各国商船，船上满载中国丝绸和瓷器，以换取广东人需要的檀香木、芦荟、燕窝、香菜和其他海峡的物产。看到如此巨大的商业利润，葡萄牙人尾随这些返航的商船，乘着季风，于1515年抵达了中国东南沿海。

如果没有丝绸、陶瓷等巨大商业利用的诱惑，葡萄牙人怎么会来到中国呢？在清朝时期，英国等欧洲国家，更是积极与中国开展贸易活动，大量的瓷器从广州出口到欧洲。

对此，德国人赫尔伯特·弗兰克(Herbert Franke)在《漫谈中国—德国历史》一文中说，在清朝时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经过广州这个当时中国唯一向外国人开放的港口，以廉价的欧洲日用品和来自印度的商品进行贸易。在中国换取购买原丝、茶、调料和瓷器。从中国的角度讲，则体现了瓷器、丝绸等都是主要出口商品。

两位美国女学者韩书瑞(SusanNaquin)和罗友枝(Evelyn Rawski)合写的著作《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中说，清初由中国商人乘帆船去东南亚、日本和菲律宾的港口进行交易，欧洲商业公司横渡印度洋和太平洋也不断扩展贸易。中国的帆船贸易主要由来自岭南和东南沿海的商人控制，他们运瓷器、棉花、丝织品去马尼拉，以交换墨西哥银元，还向东南亚运去陶瓷、纺织品、药材和铜钱，以交换熏香、象牙、胡椒和稻米。

该书中还说，随着欧洲人越来越喜爱中国瓷器，广州人试着在供出口的碗盘上绘出外国的场景，不过在19世纪欧洲的瓷器生产技术改进后这一需求有所衰减。而《中华大帝国史》：欧洲国家又掀起一股争夺中国商品的热潮。中国精美的丝绸、瓷器以及各类工艺品不断涌入欧洲。通过中国商品的传播，中华文明甚至影响到欧洲人的生活习俗和时尚。

可见，当时中国的大量瓷器是从广州出口的，这些瓷器并非完全产自广东本地，但广州人尝试着对出口瓷器进行进一步加工，绘制西方人喜欢的图案，体现了当时广州商人在对外出口贸易中的智慧，这些精美陶瓷进一步影响了欧洲人的生活习俗。

瓷器的生产

广州城内店铺里摆放的大量瓷器，以及从广州港出口的大量彩瓷，都是产自哪里呢？虽然这些产品并非全部产自广东，但广东自古以来盛产陶瓷。

据《广东通史》介绍：广东陶瓷以石湾最著名。其陶师庙一带，成为热闹的墟市，专门销售陶瓷制品。更有人用景德镇的白瓷坯，再加彩绘，烧成色泽鲜艳的彩色陶瓷，畅销国内外市场。

到过岭南的外国人，也十分注意观察和研究中国陶瓷的生产，当然，看到的未必是广东陶瓷生产，但应该说，全国各地的陶瓷生产工艺大同小异，我们来看看这些外国人的记载。

比如，明代时期到过中国的葡萄牙人克路士在《中国志》中说：瓷器制作——瓷器的原料是一种白色的和柔软的石头，有的是不那么细的红色；或者不如说那是一种硬粘土，经过很好的打磨，放入水槽，在水里搅拌后，上层的浆便制成细瓷，下面的制成粗瓷；他们先用这种黏土制成瓷器，有如陶工之制作器皿；做好后放在太阳下晒干，干后他们随意涂上淡青色，据我们所见那是十分清淡的。这些图案干后再上釉，然后带釉烘烤。

克路士笔下记录的陶瓷生产工艺，虽然我们不能确定他具体在什么地方观察到的，但应该是基本符合实际的情况。

而英国阿美士德访华使团医官阿裨尔，也是博物学家，十分注重观察中国的植物和地质资料，他也试图研究清楚中国陶瓷的原料。他在其著作《中国旅行记》(1816—1817年)中说：我努力想找到制作瓷器使用的原料，结果毫无所得。尽管我没有理由认定，但仍怀疑金刚砂是其中的一种原料。在制作瓷器的各种原料中，高岭土作为瓷土在其他国家已是众所周知，但对白墩子却不十分清楚。已故的老斯当东爵士认为它是花岗岩的一种，其中大部分成分是石英。我倒倾向于另一种说法——中国的白墩子是单纯的石英，离开香港时，我看到一些船只运载着石英石，显然是采自周围地区丰富的花岗岩矿。

尽管我很幸运地得到了据说是用于为瓷器上色的矿石，但对于这些矿石，我还是提不出更多的观察意见，只是感到它们的名称与颜色不一致，由此证明，这些矿石在用来为瓷器着色之前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或者在窑中高温烧制时发生了变化。购买瓷器时，我不得不再三保证我没有打算在自己的国家建瓷器厂，那样会使我支付相当高的价钱才能从卖主那里买到瓷器。

对于中国制作陶瓷技术和工艺，外国人赞叹不已。比如，美国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在《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中说，在博物馆里我见到了许多精美绝伦的瓷器和玉器，它们向我展示了中国的文化，以及中国人特有的在艺术上的造诣，我敢说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能像中国人一样，在生产力水平明显低于现在的过去，创造出如此多的稀世珍宝。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