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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文论•王立群】“我想对秦始皇说,你别急,慢慢来”
来源:羊城晚报 云上岭南 作者:何文涛 钟振彬 发表时间:2024-08-28 18:31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何文涛

图/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钟振彬

从2019年开始,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群多次莅临南国书香节。今年,王立群又带着修订新编的《王立群读<史记>》在2024南国书香节上和读者见面。

王立群,1945年出生于安徽六安市,他曾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人生轨迹:“祖籍山东,出生安徽,童年南京,移居开封。”

从1965年高中毕业到2005年成为《百家讲坛》主讲人,王立群走过了41年的历程。

2011年,他在《百家讲坛》中讲《王立群读<史记>》之大风歌,以生动幽默及独到之见征服观众,从此一举成名。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王立群至今仍笔耕不辍。

近日,王立群教授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58载,与《史记》结下不解之缘

羊城晚报:您第一次接触《史记》是什么时候?

王立群:我从小喜欢看书,但由于经济条件限制,那时候看书是件奢侈的事情。8岁的时候,随家一起迁到了河南开封市。为了看书,我就在开封市图书馆办了一张借书卡,没事就往图书馆跑。

1965年,我报名参加了高考,考完后感觉非常好,当时我的志愿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本来以为十拿九稳,没想到最后没能通过政审。

后来我在开封一所小学当代课教师,就是在这个时候和《史记》结缘了。当时是1966年,我看到图书馆里的《史记》被学生们扔在学校操场上,就在晚上把它捡了回来。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读到《史记》。

羊城晚报:您最喜欢《史记》中的哪位人物?

王立群:在我看来,司马迁比《史记》中写的任何人物都伟大。他忍辱负重著书,写成千古流传的《史记》,完整记录了从上古三代一直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

我们今天才能了解这几千年的历史,而且他开创了为“二十四史”所承袭的独特史书体例,创造了比较完整的历史年表,这是最值得景仰的。

羊城晚报:他的写作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王立群:司马迁在写到一些历史事件的时候,往往采取并存的办法。比如秦始皇是谁的孩子,在《秦始皇本纪》和《吕不韦列传》有不同的记载,两种说法他都记录下来,由后人来判断。

还有著名的赵氏孤儿,司马迁同样把两个版本并存了,这就给后来的历史学者提供了空间,这对史学研究来说是非常难得的。

羊城晚报:如果可以和一位历史人物对谈,你想和谁说些什么?

王立群:我想和千古一帝秦始皇聊一聊。我觉得秦始皇一是说不得,二是说不清,三是说不完。“说不清”是指人们通常认为秦始皇的历史贡献中最核心的两个字是“统一”:统一中国、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

但其实秦始皇最大的贡献不只是这些,他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帝国制,或者说中央集权制。秦始皇的第二个贡献是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个至今仍然能够成为大国的基本框架。

抛开这一切不谈,我最想问问他干嘛那么急。比如说他修长城是为了解决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问题,但是他搞得那么急,最后全国老百姓都反感,把他的帝国给推翻了,何必呢?缓着点悠着点干行不行?他做的那么多好事,原本是没有错的,但都太着急了。我想和他谈谈这些事,跟他说:你别急,慢慢来。

读史有“四个层次”

羊城晚报:无论是《百家讲坛》还是个人著作,您的讲述都很吸引人,秘诀在哪里?

王立群:我们讲史的人可以追求一些趣味,但是必须得坚守一个基本立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尤其是做学问,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说过头话,不能做虚文。

包括这次修订新编的《王立群读<史记>》,主要依靠的是《史记》,并以《左传》《国语》《战国策》《汉书》等其他史书作为补充互证,力求的就是严谨、准确、全面。

我使用的考古史料并不多,毕竟考古史料是片段,并不一定能够完全推翻《史记》的记载。我觉得出土文献的东西可以做我们研究的参考,可以在写论文的时候引用它,但是如果说用它完全取代《史记》,态度需要慎重一点。

羊城晚报:经过这次整理修订,您对历史有了什么新的看法和体会?

王立群:我认为历史有两种,一个是历史事实,一个是后人对历史事实的解读,这个解读我们叫构建,构建的历史是后人对历史的一种解读。

构建者有不同的目的,有史学家的构建,有文学家的构建,有戏剧家的构建。所以说,作为真实的历史,一旦被记录下来,就会发生变化。

羊城晚报:既然有真实的历史和后人构建的历史,那么普通人该如何读史?

王立群:我认为读史有“四个层次”。第一层,是“真实的历史”,那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儿,是历史的根;第二层,是“记录的历史”,就是史官笔下的记载,相当于树干,带着他们的观察和筛选;第三层,是“传播的历史”,就像枝叶,经过口口相传、书籍流传,可能会添油加醋、变形走样;第四层,是“接受的历史”,就是每个人心中理解的历史,这是树上结出的果子,口味各异。

所以,想要接近历史真相,就得一层层剥开,既要看记录,还要辨传播,更要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理解。

举个形象点的例子,很多人都知道《三国演义》,但他并不是史书,真正记载三国史的是《三国志》。

而现在年轻人更熟悉的是《三国杀》游戏,从真正的三国历史到被史学家记录下来的《三国志》,再到写成小说的《三国演义》,再到变成游戏的《三国杀》,这是三国历史的几个层次,最后它在每个普通人心中的理解还会各不相同。

羊城晚报:现在网络历史小说流行,比如有穿越到各个王朝去的,也有基于历史进行虚构想象的,您怎么看待这些创作?

王立群:用小说或者演义的方式来讲中国历史,历来中国老百姓都很喜欢。但演义由于没有引用原文,不知道它是正史还是野史,喜欢读无妨,接受的时候则应当谨慎。

我的写作有一个原则,必须对历史原著有批评,必须根据一手资料来写。

如果把历史书写得有文学色彩,那么读的人自然会感受到,但它必须是建立在扎实的史料、自己的写作风格,以及认真科学的态度之上。这些方面综合在一起,写出来的东西才有价值。

羊城晚报: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讲解经常“破圈”这一现象?

王立群:人们往往说读书让人读懂现实,但我的体会,常常是现实让我读懂了《史记》。

有时候人们觉得我是大器晚成,61岁上《百家讲坛》,实际上也没什么“大器”,晚倒是晚了,是不是成也不好说。我可能经历比较特殊,34岁才考上研究生,37岁研究生才毕业。

是生活的苦难教会了我忍耐和自强不息,让所有的辛酸和委屈找到了宣泄的出口,与历史产生了共振。

改变不了的事情不要去想

羊城晚报:《百家讲坛》之外您的生活是怎样的?

王立群:生活上,80岁前后的生活也基本上是一个模式:除了睡觉,主要就是两项,一个是读书、写作,上午八九点起床,工作两三个小时,下午一般是体力活,像社交、签书这些。

晚饭后,如果精力比较充足就再写一会儿,如果没什么精力的话就看一会儿电视剧。

现在的生活可以用“下降、适度、有意义”这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具体而言,“下降”包括体力、记忆力、视力、听力的全面下降:我的耳朵24小时耳鸣,医生说我的耳鸣是诺贝尔奖级别的难题;此前还做过两次心脏支架手术。

锻炼身体的主要方式是散步,现在如果大步走,走得比较快的话,左腿的骨头会疼。但是散步对老年人有好处,所以还是要走,要“适度”。

“有意义”则是做有意义的事情,读书、写作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羊城晚报:还在从事学术研究或者写新书吗?

王立群:现在我还有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是《〈文选〉汇校汇注》,这一部文学巨著,也是目前为止《文选》研究唯一的一部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已经立项十年了,总字数有3000多万字,我是首席专家,还在最后的审校过程中。

另一个是由国家社科规划办和中国历史研究院指定的项目《中国通俗历史·秦汉卷》。我想把这两项工作做完,最好不要出版的时候,在自己的名字上打个黑框。

羊城晚报:目前您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最满意之处在哪里?

王立群:我在学术研究中最满意的是对中国古代山水游记——山水散文起源的研究。

过去的文学史都认为山水游记产生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但我把郦道元《水经注》中所有超过四个字的山水描写的句子全部摘抄了出来,一一找到它们的原始出处,发现只有千分之一是郦道元自己创作的,剩余的绝大多数是晋宋时期地方志的作者写的。

后来我写了论文《晋宋地记与山水散文》发表在《文学遗产》杂志(1990年第1期),说明中国古代山水散文的起源是南朝地方志的作者,他们创造了古代最优秀的山水散文。

这篇论文在当时的影响很大,改变了文学史的写法,把山水散文的起源定在南朝早期地方志的作者身上。

著名学者袁行霈在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中专门提到了我的《晋宋地记与山水散文》,而且加了注释。

羊城晚报:高度发达的网络时代,短视频盛行,您如何自处?

王立群:我从1992年就开始使用电脑,是互联网上最活跃的学者之一。

我自己平时也会看点知识性的视频,看到推荐我感兴趣的书,就会网购,但时间都不多,主要是了解信息。

我有自己的书要看,有自己的书要写,没有太多精力放在网络上。

虽然短视频流行,我还是建议大家多阅读,尤其是纸质阅读。

阅读可以让你忘掉烦恼,可以增长知识,可以沉淀你的思想,开阔你的心胸,对你的人生有很好的帮助。

有时间读书,没有太多世俗欲望,是一种非常舒适的状态。

羊城晚报:最后您有什么“金句”想送给今天的年轻人吗?

王立群:当下很多年轻人都有焦虑、内卷、内耗等情况,我的建议就是调整心态。

你要是整天纠缠在人际关系里,啥也做不成。人际关系是最扰乱心态的,我的办法就是隔绝,不要介入到世俗中间。

改变不了的事情你就不要去想,淡然处之,做好你自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