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到海口路程过半，时至正午，汽车下高速路在林海里迂回找寻店家，最后落脚海南省屯昌县“广青林场”六队打尖。整个林场湿热中叠加寂静，鸟雀自在飞鸣，瓜果林间坠枝，特殊的清香弥漫在院落间。

芒果树莲雾树椰子树橡胶树宾郎树木瓜树之间皆挂吊床，悬置其中，与筛撒而下的阳光撞上，再在风里晃晃，迷糊在这林间光影里等待被菜香熟饭唤醒。

摇摇晃晃的林间，斑斑驳驳的碎影来回游走，尖锐的追光挑起肌肤的微痛，似乎要在身上纹出暗枝云影。林莽与湿热的南方让我忽而想起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

“广青”让人误以为是“广东知青”，其实不然。1956年，广州青年志愿者响应国家垦边的号召，意气风发组团到了屯昌县一带与热带森林碰撞出了青春的火花。

1970年，在志愿者“广青社”的基础上“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建制裂变为军垦。1974年，兵团制撤销后，成立“广青农场”。

目前农场有槟榔、荔枝、芒果、橡胶、椰子等经济作物，密密匝匝，遮天蔽日。我们在橡胶园里伴随着蚁群走了一圈，发觉场里弥漫的清香来自割胶流出的白色汁液。

北方白桦树身刻满眼目，眼泪却从南方橡胶树杆溢出。橡胶一词来源于印第安语cau-uchu，意为“流泪的树”。天然橡胶由三叶橡胶树割胶时流出的胶乳经凝固、干燥后而制得。

“20世纪50年代，中国还是依赖国外橡胶的无胶国。没有橡胶，飞机上不了天，汽车跑不动路，国民经济建设和民用生活陷入困境。美国及西方盟国，挥舞制裁大棒，一面实施橡胶禁运，一面断言：中国是橡胶种植的禁区。中国科学家却在‘禁区’试种橡胶成功。”（薛媛媛《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

云南西双版纳、海南岛成为橡胶种植的试验区，以“中国造”剔除民族胶（焦）虑。报告文学《割胶》对海南岛的胶林往事进行了陈述：“1968年，广东10万知青下海南，因国家战略物资的需求，知青们大都被培训成橡胶园工人。”

一颗橡胶种子从落地到长成需要7年时间，7年间知青们要经历林间伐木、挖胶坑、下种、培育、割胶等繁重的工作。“割胶”是他们的日常，也是夜场。橡胶树割开后，伤口只在夜晚溢出白色汁液，到天亮就停止分泌，所以知青们往往半夜里起床，头戴胶灯、手拿刀具、提胶桶分片区分树量完成任务。橡胶树分布于各种地势，这对于大多数年纪轻轻的知青来说是艰巨的考验，尤其女知青。

生存环境艰险，知青生活险象环生。1970年，因保护国家财产（场部养的猪），在与屯昌大峡谷大洪水搏斗中，22个女知青1个男知青的生命被洪水吞噬，他们最小的16岁，最大的23岁。这些孩子葬在屯昌县西北部的知青墓地，几年后被追认为烈士。

曾经是海南知青的学者、作家郭小东创作了小说《中国知青部落》三部曲，其中第二部《青年流放者》以海南返城知青作家“肖邦”为叙事视点，笔触在广州与海南黎母山密林之间来回穿梭，各色知青悲欢互见，陷落在林莽间的十年让他们成为特殊时代的命运共同体，小说也可以视为这一代人的青春碑记。

作品中肖邦的初恋瑜与海军女战士在密林中采药过程中迷路捡了一条命，却没能躲过屯昌大峡谷大洪水。为了转移场部生猪耽误了逃生时间，瑜与22位知青一道被洪水吞噬。肖邦作为幸存者背负着痛苦的十字架行走在陆地与海岛之间，用写作的方式为这23个英魂镌刻墓志铭。

《青年流放者》字里行间浮隐着苏俄“流放”文学的影子，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它是《死屋手记》《古拉格群岛》等作品的中国版叙事。作品开篇就写海南黎母山返城知青陈新宇为讨好未婚夫贪污巨款事发，在死牢中等待执行死刑。这个新闻引发海南知青肖邦、林大头、麦灿辉等人对她的关注与关怀，肖邦监狱探访一节大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意味。

为改善知青伙食，知青连长麦灿辉在狩猎时误杀了黎族老乡，他面临着十年监禁，女友“欧瑾曾经像吻十二月党人的脚镣的那些女人一样吻别他，也希望像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一般地跟他到‘西伯利亚’去流放。”瑜也“完全把从俄罗斯小说中读来的情景带入自己的理想。”这些俄罗斯文学情结与意味渗透进当代“伤痕文学”中，中西文学结缔合璧，使作品呈现出一种苏俄式的忧郁气质。

作家孔捷生也曾经是海南知青，1980年代中期他创作了知青小说《大林莽》：五个年轻人奉命在五指山热带雨林中勘探地势，打算伐木种植橡胶树。五个年青人对上级的命令与做法各有见解，主要表现为对命令的维护与异议。后续研究知青小说的学者认为因反对伐木种胶、维护森林的自然生态，简和平身上有着浓厚的“生态环保”意识，他对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表达了隐忧与思虑。这一观点超越了一般知青小说的“伤痕”叙事，与当下“生态环保”话题对接，让作品呈现出一种前瞻性。

国家意志与个人认知之间发生牴牾，在历史洪流中呈现异样之声，不回避个体见解，这也是作品对时代困惑的多元表达。犹如误闯了奥尼尔的黑森林，五个人在热带雨林里找不到出口，呈现出“方向正确，道路缺失”的“城堡”意识，后来四条生命葬身林莽，一条活着年年祭奠战友。

孔捷生在《南方的岸》这个作品中书写了几个广州知青与海南胶林的悲欢离合。知青易杰返城回到广州与战友合伙做生意，过程中他发现在都市生活中自己已经是个局外人，犹如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里的陈信，他回到的都市上海已是身心都无法安放的异乡。易杰挂念着自己洒过热血与汗水的橡胶园，将海南的经历写成了小说。

老连长路过小店，讲起易杰等知青救活的“希望一号”橡胶树的产胶情况，引发了几个返城知青对胶林的深深思念，最后易杰带着当年的割胶高手暮珍重返海南。船上的易杰想起自己写过的诗《南方的岸》：“我希望有一天，登上双桅船，亲手拉起帆索，让风儿把我带往南方。在一个香甜的梦里，我出发了，去寻找南方的岸。”对“南方的岸”的思念可以类比史铁生对“遥远的清平湾”的感念，胶林也是战场，离开后的易杰才发现生命中的意义存活在自己博斗过的橡胶园里。

在众多知青小说“下乡——返城”的单一叙事模式之上，《南方的岸》将之突围为“下乡——返城——再下乡”。跌宕起伏的情节与知青对“流放地”爱恨交加的情感纠葛让作品在“伤痕文学”之上多了一层“反思”力度：南方的岸不只是苦难的隔离带，还可以是重启归航的港湾。“他的追求不但根植于个人的痛苦经历，更主要的是，根植于对未来的热切渴望，根植于祖国的历史和大地。”（郭小东：《中国当代知青文学》），“未来意识”不但使作家做出与“伤痕”清算的姿态，还显露出继承传统文学并蓄势发力的架势。

孔捷生沿袭了“虽九死一生犹未悔”的传统士人精神脉络及其文学路径。唐代以来不断有官员学者流放至海南岛，苏轼北居儋州，赵鼎、胡铨等则发配至三亚，这个“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群体在“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的迂回喟叹中贡献了可贵的海岛流寓文学。海南岛的知青文学是对传统流寓文学的延续，在这个支系中，广东作家深得其味，佳作迭出。

韩山师范学院的张平增老师以海南知青经历创作了《烟雨岁月》，记述了广东知青南下海南垦殖橡胶园的往事。如梁晓声的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为征服“鬼沼”（“满盖荒原”）的牺牲者，知青们的意气风发、不怕牺牲的胆识、大无畏的豪情与“伤痕”并置，犹如被撕裂的橡胶树弥补了国家战略物资需求的缺口，悲欣交集、悲壮康概、山河为证。当然，云南版纳知青也与橡胶园、割胶发生了各种叙事纠葛，也是知青小说叙述、倾述的部分内容。

从文学层面来看，“知青上山下乡”其实弥补了作家们除农民以外无法阐释人与土地关系的缺憾。苏俄文学擅长书写人与土地之间的搏斗，犹如老人与海里大马哈鱼的较量。

中国文学从古代到现代、当代，文人笔下的土地意识往往被描述为：草盛豆苗稀的“诗意耕种”、汗滴禾下土的“辛苦劳作”、“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鲁藜《泥土》）谦卑自牧式的知识分子泥土观、戍边垦荒文学的“英雄主义”、土地疏离感（《人生》《黄土地》《平凡的世界》等），知青小说与苏俄文学的“征服土地”有异质同构的呼应关系。北大荒、西南、西北边陲、海南岛等边疆的开拓、垦殖将边疆变为腹地，知识青年在垦边、戍边这股历史洪流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城市化为主导的当下文坛，乡土文学在逐步收缩，土地意识逐渐淡泊。文人、青年对土地的怕与恨及逃离让文学失却地气，他们在文本中又矫情地亲近“大地”，高频使用“大地”“麦田”等意象。伊沙在《饿死诗人》里痛斥这些不沾地气的“狗日的诗人”——“用墨水污染土地的杂种。”此处笔者支持诗歌不必“风雅颂”，而应浑身长满芒刺，针针见血。知青文学里的土地意识，以及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意志与精神是当代文学不可忽略的一笔精神财产。我们在“伤痕”叙事的基础上还应做做知青文学精神层面的引体向上。

林间炊烟裹挟着椰子鸡的浓香唤醒吊床上的人，在林莽深处推杯换盏，想起《青年流放者》中的广东知青在屯昌峡谷大洪水之前分猪肉、吃生命中最后一餐的情形，无限感伤，借椰子酒一杯消弭影影绰绰的热带的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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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令霞，佛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广州文艺》等期、报刊发表作品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