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做银钱交易中，常带着称金银的厘秤，将其挂在腰带上。”这是曾在广州洋行工作的美国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对清代广州商人的印象。

上述美国人亨特1829-1842年在广州美商旗昌洋行工作，他根据亲身经历写成的书籍，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广东通史》等史志书籍多次引用他的著作。

那么，根据美国人亨特的观察和记录，在广州做生意的商人，为什么在腰间挂在秤呢？本文将详细讲述其背后的故事。

清朝的流通货币

马克思曾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通过看古代的影视作品或文学作品，许多人自然的认为金银是古代的法定货币。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或者不能简单的这样认为。

日本经济学专家滨下武志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是一本专业性很强的书籍，他研究了大量中国货币、金融的权威资料，得出的结论是：

“在中国的货币流通史上，几乎没有过黄金流通的历史，基本上是白银与铜钱复本位制。其中，铜钱归中央管辖铸造，白银则由民间银炉铸成马蹄银，作为秤量货币流通。”他还说，白银与铜币有一定的比例，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比例。

实际上，滨下武志书中的“马蹄银”，就是我们在影视或文学作品中常见的银锭，古人常用它来完成商品买卖的支付，甚至是卖官和卖官的“贿赂”。

关于铜钱作为清代的法定货币问题，《广州“番鬼”录》也有记载：“这个帝国除了铜钱之外别无其他硬币，人们对铜钱已很熟悉，它仅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之需，除了货币兑换商用来增加其储备外，在重大的交易中从不使用铜钱。”该书中还说，尽管这种铜钱规格很低，却是标准化的，无需称重，给每个人的交易带来了方便，但作为银块则不同了，不同机构铸造的银块有不同的重量。

对于美国人亨特和日本人滨下武志记载的观点，在由两位美国女学者韩书瑞(SusanNaquin)和罗友枝(Evelyn Rawski)合写的著作《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中也有体现：“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就是建立在一种双金属通货制的基础之上，日常购物用铜钱，较大的商业交易用白银。16世纪白银成为通用货币，大部分税收都以银子来计算交付，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清代。”

那么，在当时如何用白银来实现支付或交易呢？比如，就马蹄银而言，由于是来自民间铸造，其大小、重量，甚至是成色，都是非标准化，完全不同于来自国外的银元，如墨西哥鹰元，也不同于民国时期发行的“袁大头”银元，那么，在交易过程中，如何辨别重量呢？这就需要用秤来度量，精确称出其重量。

如何称银块的重量

“在商馆里，成堆的白银正在被检验，白银放进铜秤盘里，又被取出，锵然有声，这是旧广州生活中每日每时不可或缺的、炫目的伴随物。

”这是来自《广州“番鬼”录》中的一段记载。

根据该书记载，当时广州的商馆里有“看银师”，即鉴别银钱的人，或称“银师”，当时用于交易的银块，在入库之前必须经过鉴定并过秤。每经过一次手的银子就称一次，打上一个戳记，用广州话来说便成了“戳洋”或“戳钱”，每次的“戳记”是看银师在检验时加的，以保证其质量。

对于《广州“番鬼”录》中上述“秤银”交易的做法，显然是在中国人和外国人做生意的“商馆”里进行的，我们不能简单的以偏概全。那么，作为中国人日常之间用金银交易的情形，是否也要类似的称重呢？

答案是肯定的。美国人亨特还在书中说“中国自公元903年以来就有称量金银的习惯做法”。他还说，在广州常常见到一些中国商人，腰上挂在称金银的厘秤。

对于历史上中国人开始“称量金银”的时间，我们无法进行进一步的准确考证，但我们在查阅明代一些外国人到中国旅行后留下中的著作中，也提到了称银子金银交的事。

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的《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书中，收录了葡萄牙人加斯帕·达·克路士的《中国志》，这本在1569年出版的介绍中国的书籍中提到了当时广东的金银交易情况。

“中国没有金银钱币，只通行金银的重量，每件东西都按重量买卖，因此人人在家里都有秤和秤砣，那都是非常完备的。”在克路士的记录中，确强调每家都有一杆秤，随时可以秤成金银的重量。

他还在书中说：“南方的人们总带着一副秤砣和秤及碎银子到市场去买东西。秤是一根小象牙杆，一端用绳子挂着秤砣，另一端挂着一个小秤盘,秤砣的绳沿杆移动，那上面标出重量。”可见，这位葡萄牙人的观察非常的细致。他甚至还说，更大额的金银交易，则有精致的大秤，配备全套“法码”——中国人往往称其为“秤砣”。

对于中国人随时携带“秤”之事，西班牙人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于1585年编撰出版《中华大帝国史》的也有记载：帝国流通的货币用金、银制成，但不注明币值，要用秤称，所以他们都随身带秤来称小块金、银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门多萨还观察到：“如果是大宗生意，他们就先在家中用大秤和大秤砣称好”，他对于大宗交易的记录，与克路士的记录相印证。

曾在潮汕地区被广东官府关押和旅行的西班牙人阿德里亚诺·德拉斯·科尔特斯，根据他在岭南旅行期间的观察和记录，于1625年出版了《中国纪行》一书，也提到“在中国，所有人都会一直带着一杆小秤，用其称量购物时需要支付的银两重量，卖家在收钱之前要看清楚银两的重量。”

通过上述几位外国人的书籍记录，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在我国明清时代，如果是用金银块进行的各种交易，必须用秤来称重，因而更多的中国人，随时携带着“秤”，甚至是挂在腰间。

客观的地说，对于我国古代的历史真实情况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作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古代社会，更多人以“耕读”为重，但对于生活在繁华的城市里，而且对于经常做生意的人说，可能会随身携带着“秤”，以满足随时用金银交易的需求。

作为明清时期到华的外国人，应该是观察到了这一现象，而留下了“所有中国人随时带秤”的记载，但未必是“每个中国人腰间都有一杆秤”。

对于腰间挂秤之事，直至清朝末年、民国初期，依然存在，而且，不仅仅广州的商人如此，全国也大抵相同。例如，德国历史博物馆古钱币研究员米歇尔·昆泽尔(Michael Kunzel)在《青岛发行的德国货币》一文中提到：“中国人一般带上一个便携式快速秤到市场，以便对所有东西再认真称重，而出门的人需要这个秤以便对支付路费的银子进行称重”。我们知道，德国在青岛发行货币的时间为1897-1914年的清末民初之间。

那么，对于对于中国人腰间挂着秤的现象，到什么时候结束的呢？实际上，清末民初随着标准银元或纸币的广泛使用，以及银块交易逐渐退出市场，中国人腰间挂秤这种现象，也逐渐消失了。

如果说，2000年左右，看到人们在腰间挂着手机或BB机或者腰间挂着串串钥匙，是最常见的现象，那么，对现代人来说，在腰间挂一杆秤，是不是特有趣、特罕见的事情？这种现象，只有在古装剧的影视作品中看到了。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