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期《外国人笔下的买办》中，我们提到，作为行商的“买办”，要有“通事”为其提供担保，那么，在行商中的“通事”是做什么的呢，他又有什么职责呢？

我们本篇文章，通过多个外国人在其著作中的记录，重点讲述行商里的“通事”的故事。

“通事”的职责

“清政府为了加强防范、监督外商和保证关税征收，每一洋行在行商属下设有通事等专职人员。通事的职责，主要是为贸易双方作语言翻译，办理海关一切手续，并负有监督外商的责任。”这是《广东通史》中对“通事”的记载，可见，作为“通事”，在广东史志中的记载，主要有三大职责：即翻译、办手续和监督外商。

我们先来看看，曾在广州洋行工作的美国人亨特《广州“番鬼”录》中怎么讲描述“通事”的呢？

他在书中说，“通事”是商行中许多雇员中的首领，负责照料行商的日常事务，如侍候城中出来的官吏，检验出入口的货物，替这些税吏们填写税表，呈报海关监督衙门，以备登记，以及后期征税等。

“我们不必办理海关手续；我们的进口货的起卸和存放，以及出口货的装船外运，都经由通事，我们只须通知他进口货存入哪家行号，或出口货由哪一艘船装运就行了。”亨特还在书中这样写到，验证了《广东通史》中的记载。

瑞典人彼得·奥斯贝克于1750年8月到达广州后，在工作生活半年，写下了《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有记录了“通事”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他这样写道：

在交易茶叶过程中，许多苦力或中国仆人将一些箱子捆扎好，并用纸糊起，把它们从仓库抬到商馆，在通事在场的情况下，由中国海关官员称重量后，用硬笔或木图章在上面做上红色标记。

还有，当时的外国人，如果要和海关监督联系，必须通过行商，行商又通过通事来递交函件。海关监督的答复又是写给行商的，命令他们转知洋商。

阅读下外国人对“通事”点点滴滴的记载，再与《广东通史》对比，我们发现两者基本是相符合的。而对于“通事”作为翻译的职能，上述外国人的记载，虽然没有直接说明“翻译”，但我们可以合理想象：在与外商贸易过程中，必然有各种的交流，“通事”则承担了这种职能。

对于“通事”监督外国人的职责，应该说是当时清朝政府另外加给他们的，成为他们的重要责任，我们接着讲述。

用“人头”来担责

对于行商中的通事，既要监督、服务外国商人，还要确保为清朝政府收税，可谓责任重大。而且，在他们履行职责过程中，清朝政府要求他们为外国人的行为负责。

曾为中国海关工作的美国人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这样写道：对于外国人、外国船和外国贸易的管理，曾经制定了种种章程；并且时时加以增订；那些现行章程，不时由通事拿到商馆，大声宣读....，其中包括：洋人不得在江中划船取乐。每月中有三天，可以结伴在通事护送下到花地（对江的花园）游散，通事对他们的一切轨外行为要直接负完全责任。

马士在著作中特别强调：通事对于他那批人们中的一切滋事或无礼行为都要负责，显然这是要用他的钱袋，或许要用他的身体，甚至可能要用他的头来负责的。

可见，作为通事，一方面可以代表官方的宣布对洋商的管理规定，另一方面，还要监督执行，若出现问题，自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甚至被清朝政府“杀头”。

在这一点上，马上士在其著作中关于《林钦差颁行贸易新章程》（1840年6月23日）也有体现：当时，清朝政府颁布了极密的管理外商船舶的新章程，广州总督对实施这新章程时所作的训示：“倘任听夷商私带鸦片，或竟敢视若等闲......，一旦查明属实，立将行商通事等一并捕拿，处以极刑，绝不宽贷。”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清朝政府，并不是由官方直接管理洋商，而是通过行商中的“通事”来进行管理，政府让“通事”传达各种的命令，并给他们施加压力，出现问题，一起将他们查办，甚至处于以极刑，是不是很可怕的事？

“他们的职责当然不轻。无论白天黑夜，他们随传随到，应付五花八门的事情，并且在任何时候都乐意为全体外国侨民提供方便。我们申请去澳门，要通过他们去取得批准，运出一船茶叶或卸下一船外国货物，也得通过他们去申请批准。”这是美国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对“通事”的记载，我们从从中也可以看出通事的重大责任。

显然，作为通事担当重要的职责，也面临着许多的责任和压力，那么，它由什么样的人来担任呢？我们接着讲述。

什么人会当通事？

作为在广州洋行工作、生活多年的英国传教士，他细致的地观察了通事的职责，他与朋友的通信也多次有提到，这些信件收集在《马礼逊回忆录》中。他说：广州的通事是由官府任命的，有四五个人，不领官府的薪水。他们通常很无知，除了能够说广州中国人讲的洋泾浜英语（当时被称为“广式英语”）、做翻译，一无所长。

在马礼逊的眼里，只要稍微懂得英语的人，经过官府批准、颁发证照后就可以做通事。当然，马礼逊说的“官府任命”，就是指颁发证照，而不是作为官府的工作人员或官员。

马礼逊还说，作为通事，只是简单的能交流英语，不能阅读英语，甚至也不认识汉字。这些通事手下却雇用了一大批人，有人记录运出货物清单等，有人在外面的商馆里传话，当装满货物的船等待涨潮离开时替他们当翻译。

那么，对于频繁接触洋商的通事来说，是否会积极学习英语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清朝的官府虽然希望这些通事担任口译和笔译，但是不鼓励他们学习外语，认为学习外语和外国人交流有媚外倾向，因此不屑于让他们学习外语。

作为通事，虽然承担很多的责任，但他们仍然可以利用自己的职权，为自己谋私利，尤其是在代理或配合海关收税过程中，也为自己“捞油水”。

对此，《简明广东史》中也有记载：关税分为船钞（即船税）和货税两种，还有规礼银、附加税。此外，从粤海关监督起至书吏、家人、通事、巡役等所勒索的陋规。这些勒索的陋规费加起来，比正税要大两倍以上——他们勒索的数额，还是比较大的，不是一般的“红包”的概念。

可见，作为通事，也会跟海关官员一起，借机勒索洋商，获得私人利益。否则，试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承担如此重的责任，如果没有这些利益，怎么有人会去做通事呢？如果处理不好，洋商出现问题，自己会掉脑袋的。

尽管对成为通事的语言要求不高，但其必须能灵活、恰当的地处理各种问题，美国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说：他熟悉的以为一位通事“老汤姆”，无论在体力和智力方面都是超凡的，他永远保持冷静。无论被官员恐吓，或者被外国人辱骂，他都从不发火。尽管有时遇到了难以和解的问题，他总是能圆滑地将官吏对付过去，并使“外夷”愉快。

有此可见，通事这工作，看似要求不高，需要“八面玲珑”，在夹缝中生存，对于洋人和政府官员，谁也不能得罪，这是不是不是一般人能胜任的呢？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