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夷人幽闭于夷馆之中，深恐其中发生病疫，今后可许其遵照前例到海憧寺及花地一带游散和消遣。他们每月只许去三次....，但一行不得超过十人。”

这是曾在中国海关任职的美国人马士，在其著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一段记载，他在书中说清朝嘉庆二十一年（一八一六年）某前总督对于外商限制曾一度放宽，现在又重加制订，公布了上述清朝政府的规定。

那么，当时的行商及洋商，在广州的商馆中是怎么工作和生活的呢？我们今天一起看看外国人的笔下的记载和叙述。

外国人在商馆安全吗？

在我国清朝及近代历史上，由于西方列强的鸦片输入和入侵，当时的朝廷和中国人，对西方人怀有敌意，历史上也发生多起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冲突事件，但对于居住在广州十三行商馆里的外国商人来说，他们居住在这里安全吗？

我们首先来看作为美国洋行合伙人的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的记录，他首先介绍说：外国侨民在广州所占据的地方离珠江边约300英尺，离澳门80英里，离伶仃60英里，离虎门炮台40英里，离黄埔碇泊所10英里。这片地方东西宽约1000英尺，各国商馆就建在上面。

对于居住在这里的外国侨民或洋商商人的安全问题，亨特这样写到：

“在世界各地，再也没有一个地方当局，对于外国人的人身安全比这里更加注意的了.....，中国政府并没有条约义务要对这些人加以保护。他们只是勉强被允许在广州居住，然而，当地政府对他们的保护是不遗余力的。”

可见，在美国洋行人员的笔下，居住在这里的外国人非常安全。当时广州的地方政府，还是极力保护他们人身安全，其根本的出发点是：不想让他们与中国人接触，更不想他们与中国人发生冲突。

当地政府是如何“保护”商馆的呢？亨特在其书中也做了详细记录：除了在美国馆和同文街的拐角处经常有士兵守卫外，在外国人经常出入的地方或郊区，都有士兵驻守，以便随时驱散可能肇事寻衅的中国人，或将迷失方向的外国人送回商馆。

通过研究和对比中外史料，客观地说，当时居住在商馆里的外国侨民或洋行商人是非常安全的，中国人不会随意进入商馆，对于历史上发生的中国与外国人的冲突，大多是发生了非商馆区，或外国人酒后寻衅滋事，才导致冲突发生。

从这个角度讲，美国人亨特作为洋行人员，他对商馆的观察和记录，也是客观的，符合当时的情况。

外国人可以自由出入商馆吗？

“这些商馆为外国来宾、帝国客人备有华丽的设备，但是它们实际上成了镀金的鸟笼。”这是美国人马士在其著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一段话，从其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清朝政府对外国人是严格管理的，不允许他们随便出入商馆，更不允许到广州城内随意游玩。

根据马士的记载，当时清朝政府要求：“夷人不准有饮酒滋事并在外间过宿，亦不得赴近城的村落墟市中游荡”。清朝政府做出这样的规定，目的就是杜绝外国人在广州肇事的根源——从根本上还是抵触外国人，并担心外国人与中国人更多接触。

虽然外国人不能自由出入商馆，但在商馆内，也保留了一些运动和休闲的场所，马士在著作中说，可供数目比较多的人运动的场所，就是六家商馆前面居中的一片广场，长宽约为五百英尺乘三百英尺。

马士还说，在商馆里的外国人，也可以去游隔江一哩里左右的几个花园，只能每月三天结伴前往，并须在一个通事亲身监护之下，通事对于他那批人们中的一切滋事或无礼行为都要负责，显然这是要用他的钱袋，或许要用他的身体，甚至可能要用他的头来负责的。

可见，当时清朝政府允许外国人去商馆外游玩，是有条件的，需要“通事”担保才行，作为中国人的“通事”，要拿着脑袋做担保，如果游玩过程中，发生意外或冲突时间，清朝政府就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了。

对于外国人外出游览之事，《广东通史》中也有记载：“英国驻广州大班又提出外商与行外商人交易、外商外出游览等要求；广东当局只准许其某些要求，如规定每月初二、十八两天，外商由通事带领到海幢寺和陈家花园游览、散步等。”

对比下中外典籍的对外国人出游的记载，基本一致，但《广东通史》中说规定“每月两天”，而外国人的记录中是“每月三天”，至于谁的记录更符合当时的情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查阅相关资料而进行研判。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的地说《广东通史》中的资料就是最权威的，因为如果阅读它的时候，你会发现，该史志中也是多处引用上述外国人在书中的记录。

中外人员在商馆的生活

“中国人根据习俗，开始在商馆前面唱大戏，整个活动将会持续三到四个礼拜，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这是英国传教士、当时东印度公司翻译马礼逊在他和朋友通讯中的记录，这些信件收集在《马礼逊回忆录》中，在更多中外典籍的记载中，都提到了当时中国人“唱大戏”的记载，因此，马礼逊的记载可信度较高。

有时候，外国商船来到广州后，也会组织一些演出。例如，美国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写到：

各船的进口货已起卸完毕，每艘船排成优美的行列，等待装运茶叶......船长和船副都是慷慨好客的，有的船上还有乐队，奏乐来款待客人。“范西塔特号”的乐队甚至还到广州商馆来演奏过一次，他们在广场上演奏，招待全体外国侨民。乐声还吸引了许多中国人，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极为新鲜的事。

在商馆里，不仅仅居住着外国人，还有中国的“仆人”。曾在广州居住半年的瑞典人彼得·奥斯贝克在《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细致的地观察和记录了他们的生活：

中国仆人他们的工作包括：在商馆的餐桌旁伺候，洗碗，清洁刀叉，晚上给院子里和房里的灯添油，打扫小船等类似的事，打扫房间....。

作者还观察了中国人吃饭情景：商馆里的工人吃饭时，每个人从旁边一个装满新鲜米饭的大桶里，盛上一碗满满的饭，然后在院子里围坐成一个圈吃，吃完后一次又一次地装饭，同时还吃些其他的菜。

对于这些司空见惯的日常行为，作为中国人的作品中，很少去详细的地记录，但作为外国人，对中国的一切都是新鲜的，都会做相应的记录。

作者还说：能使用桌椅吃饭的人等级就高一些，但没有桌布、刀叉，也没有餐巾，而是用手帕替代。鱼和肉等都被切成小块，像蔬菜一样装在桌上的盘里或罐里，这样每个人就能夹取他自己最喜欢的菜吃，他们烧的肉没有酱汁，也不做汤或类似的食物，每个人拿两根筷子和一些装着切好的肉的盘或罐，就好像是在吃茶点。

美国人亨特还在《广州“番鬼”录》中记载了自己参加行商的宴请，他说：参加过一次无外国菜的“筷子宴”：

我们吃的菜有美味的燕窝羹、鸽蛋，还有海参，精制的鱼翅和烧鲍鱼，这些只不过是全部菜色中的一小部分，最后还有各式各样的点心。饮料是用大米酿造的“三苏”，也有一种用绿豆、一种用黄皮水果，、以及其他我们从未听到过的东西酿成的酒。盛酒的是小银杯或瓷杯，每只杯都放在制作精美的银座上。

这些宴会确实令人赏心悦目，至今仍使人记忆犹新。主人热情好客，彬彬有礼，散宴时每次都送我们到大门外，然后吩咐脚夫打着写有他们姓氏的大灯笼，护送我们返回商馆。

从这些外国人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行商，对于洋商人员，既要按照官府的要求，严格管理他们，同时，在一起共事、做生意过程中，也充满了人情味，这符合中国百姓的民间做事的习惯。

如果你发现了更多当年商馆内的工作、生活记录的细节，欢迎分享和互动交流。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