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著名的“广州十三行”众人皆知，但其中的“行”字，代表是的“行商”，还是“行商的店铺或商馆”呢？

对此，曾在广州洋行工作的美国人亨特在其著作《广州“番鬼”录》中这样解释：

广州中国话中的“行”，原系指任何做生意的地方，尤其被特别用来指那些对外国人的“保商”的“行”。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说，行商或任何外国商馆都可以称为“行”。“行”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一系列的房屋，中国人称外国人做生意的地方为“洋行”。

对美国人对“行”的解释是否正确呢？

对照198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简明广东史》记载，“清朝指定了一些商人专门同外商进行交易。这些商人称为行商。行商所开设的对外贸易行店，称为洋货行，俗称十三行。”

对比一下，我们发现美国人的说法基本是正确的。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广州行商设立的与外国人做生意的系列商馆的建筑是什么样的。由于当时的商馆已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被夷为平地”，因此，这些外国人的真实记述越发显得珍贵。

商馆的排布

根据曾在清朝海关任职的马士著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记载，早在1865年，清朝皇帝宣谕开放中国各口岸准予通商以后，英国人才通过东印度公司获得在广州开设商馆的权利；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置了一个有固定人员的商馆，并且定期派遣船只。

马士还在著作中说，在清代“一口通商”之后，外商冬季留住广州时，则住在商馆，当时广州江边的“十三行街”上共有13座商馆。

那么，这13座上馆是怎么排布的呢？对此，虽然《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没有记载，但美国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却有详细的记载：

从西边起，第一家为丹麦馆，与之相连的是一列中国人的店铺，临着靖远街；隔街东面依次为西班牙馆、法国馆，法国馆旁是行商章官的行号；继续往东则为同文街，排布着美国馆、宝顺馆，紧挨着的为帝国馆，再东为瑞典馆、旧英国馆和炒炒馆。继续向再东则为一条狭窄的小巷，巷边依次为新英国馆、荷兰馆和小溪馆。

我们可以数一下，上面记叙的一共是13个商馆。其中8个直接用外国名称命名的。而其中的“小溪馆”，则是因一条沿着城墙流入江中的小溪而得名。

《广州“番鬼”录》中还说，在这些商馆的背后，是一条长而狭窄的重要街道，从东到西，名叫“十三行街”。

对于广州十三行，我们不能简单或直接理解为“13家商行”。事实上，根据《广东通史》记载，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朝开户和批准的商行已经达到16家，除了十三行外，还存在一些与外商进行次要贸易的洋货店铺，我们称之为“行外贸易”。

商馆建筑布局

或许由于《广州“番鬼”录》的作者、美国人亨特，长期在广州商馆居住和工作的缘故，他对商馆的建筑布局记载，也非常详细：

每个商馆都有几横排楼房，从一条纵穿底层的长廊通入。通常底层都作库房、华籍雇员办公室、仆役室、厨房、堆栈等之用；上一层包括帐房间，客厅和饭厅；再上层是卧室。

《广州“番鬼”录》这本书是作者退休后写成的，他对商馆的详细布局，或许是作者记忆犹新，凭着记忆写下的，或者是他在工作期间，进行了记录。

他在书中，还提到了商馆内的花园。他说，各商馆占的空地虽然非常有限，连花园和运动场在内，才长约一千一百英尺，一般深度约七百英尺；但是每个商馆的房屋设备却都很宽敞，一个商馆的普通深度达四百英尺以上，房屋正面平均约八十五英尺。可见，他对商馆的具体尺寸就能记得非常清楚。

作为洋行合伙人，亨特自然非常重视商馆内的“银库”，因此，他写道：在当时还没有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情况下，商馆底层设立了一个筑有石墙、铁门的“银库”，每间银库的前边有一片铺砌得很平的空地，摆有天平秤和砝码等，为银钱交易必不可少的设备，因为当时一切银钱交易皆通过称量，只有少数例外。

作者的描述，可谓非常细致，连当时银库内的“天平、砝码”等细节都有记载。这些细节，作者不可能凭空编造，因而广东的史书，在讲述这段历史的过程中，多次引用他的著作，原因也在于此吧！

作者不仅在书中记录了商馆内布局，还记录了在同文街与美国馆的拐角处设有一个守卫所，有10-12名中国士兵驻扎，作为警察以防止中国人骚扰“番鬼”——当时广州人对“外国人”的称呼。

对于商馆内的建筑布局，瑞典人彼得·奥斯贝克在广州居住半年，他在《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中也有详细记载：“商馆的大门是朝里开的，门后面有一张几乎和大门一样宽的影壁，阻止街上的人看到院子或天井，但不对来往之人构成阻碍。”

上述记载中的“影壁”，也叫“影壁墙”，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人“含蓄”的文化内涵，其设立的目的确实是阻挡外人直接看到“屋内”，但不会影响行人出入房屋。这种“影壁”，在许多中国古代建筑中体现，甚至现代建筑中，也会应用到。

毕竟，当时的广州商馆，是中国人设计和建造，并非外国人建设的，其建筑特点，必然是符合中国传统的建筑。

对于商馆的建筑布局部分，受篇幅限制，我们不再展开叙述，更详细的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查阅《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我们接下来看看商馆的建筑材料和装修情况。

商馆的建筑材料

对于中国人建造的广州商馆，用的是什么建筑材料呢？当时的外国人，也仔细进行了观察和记录。

彼得·奥斯贝克在《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中提到：商馆楼有的是用烧过的砖建造，另一些是由砖和木头建造，有时隔板和楼层地板都是用木头做成的，因此非常容易引起火灾，1743年12月7日，在三四个小时之内，有超过150间的商馆化为灰烬。

根据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的书信往来记载，1822年11月，还发生过一次大火，将商馆几乎烧尽，对于这次大火，我们在以后的章节，陆续给读者介绍。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正因商馆的应用木材较多，而当时又没有先进的消防、监控手段，确实容易发生火灾。

《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还记录了当时商馆屋顶、瓦片等情况，他说，屋子很高，屋顶是斜的，覆盖瓦片，房顶上有方形的天窗......墙上有窗，它们有宽有窄，雕着木纹，窗格是用珠母制作的，次一些的用其他贝类，每一边都有一手宽。中国的窗子从来不用皮革或者玻璃，白天这些窗子一直都开着，否则房里的光线不足。到了晚上就要关起来，防止蚊虫、蝙蝠等进来。底层的窗户很小，对着内庭。

作者还细致地观察到，当时广州夏天炎热，为了商馆建筑的散热，商馆的门经常性地开着，但一般门前要挂一块土布门帘，上、中、下各有一块镀铜的木块。

对于外国人的这些记载，虽然广州商馆已经被毁，但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记载，符合当时的岭南建筑的特点，应该是可信的。

商馆的装饰

《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中写道：糊墙用的是白色的中国纸，尽管这种纸非常光滑，壁虎还是能非常敏捷地窜上窜下，很难被抓住......作者的观察，可谓十分细微。

他还观察了每间屋子的装饰情况：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及一张床，还有用薄纱或蓝色的土布做成的帐子。必须把帐子关得非常严密以防止蚊子进入，蚊子是一种小昆虫，在晚上尤其令人讨厌，被它叮过后可能会引起一些无法治愈的疾病。

作者当时在广州居住过，而且首次到达到广州的时候是8月份，天气炎热，作者有过亲身的体会，因此，晚上休息的时候，用蚊帐来防蚊的细节，都记录的非常清楚。

他还说，每间屋子都有一盏灯，用一根长绳固定在屋顶上。在户外窗前的玻璃缸中，养着一些金色、银色的鱼，中国人把它们叫作金鱼。

除了这些鱼，窗前还有一些种在花盆中的小树，就像他们在苗圃和花园里种的那些一样，是一种长得很矮很可爱的橘树，其果实叫“桔”，更多的是长着小小的圆形酸柠檬的柠檬树，在中国这叫作柠檬。

《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的作者是植物学家，细致地观察和记录了广州的许多植物，对当时商馆内的植物，也做了记录。

对于作者说的“桔”，时至今日，每逢春节，广州人还是喜欢摆放“金桔”，以表达美好的寓意。虽然广东确实可以生长柠檬树，但现代都市中很少有摆放“柠檬树”的。

对于美国人马士、亨特及瑞典人彼得·奥斯贝克，对广州十三行的“商馆”的记载，包括布局、建筑材料、装修等，是否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呢？我查阅了《广东通史》《简明广东史》等史书，没有发现对其详细的记载。

更有意思的是：在上述广东史书中，讲述“广州十三行”等相关内容时，反而多次引用《广州“番鬼”录》《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等书籍内容，足以说明这些外国书籍的重要性了。

当然，如果读者朋友发现了更多史料对广州十三行的记载，或者，你发现了有不同的记载，我们可以进一步互动交流，共同发现更有趣的事。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