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7年粤海关成为全国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后，广州著名的“十三行”地位凸显出来，作为当时的行商，负责与外商贸易并管理、约束外商，还代理收税。

那么，对于这些行商，既不是普通商业化的“贸易公司”，也不是清朝政府机关或海关机构，而是有管理外商和对外贸易的职能，可谓“官商”，或“亦官亦商”。

那么，这些行商在对外贸易中，在当时封建朝廷排外情绪严重的情况下，是否能做到像国内贸易一样诚信经营或“童叟无欺”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外国人，对这些行商的记载和评价，你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官商”。

行商笃守信用、忠实可靠

“作为一个商人团体，我们觉得行商在所有交易中，是笃守信用、忠实可靠的，他们遵守合约，慷慨大方。”这是广州史志系列从书——《广州番鬼录》中的一段记载，该书的作者亨特是美国一家洋行的工作人员，他在书中的记载，也是其亲身经历，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该书作者还说“有关行商方面慷慨大方的事例是不胜枚举”，他列举了当时经历的一个案例。

有一艘由美国C船长的商船驶入黄埔，船上载有大量水银，当时这种货物价钱跌得厉害，货物卸上岸并存放在浩官（行商之一）行里，这位洋行商人提出让浩官按市价收购。

几个月过去了，当交易季节即将结束时，各洋商开始为他们的船只收购回程货物。这时每天都有各地新茶叶陆续到达广州。要知道，当时清朝规定，不允许外商常年居住，交易季节结束必须返航，他们要提前为返航做准备，采购足量的货物带回去。

但C船长运来的水银，仍然无人问津，若按照当时低价售出，卖出后的款额可购茶叶数量，与船的容积差距甚大——这些茶叶完全不足以装满船。更让人焦虑的是：他们与此同时获取了纽约茶价上涨的消息，如果能运回足够的茶叶，显然可获得更大的利润。

美国的洋商这时如何取舍呢？为了获得纽约高额茶叶利润，“两害相权取其轻”。C船长决定将水银低价售出并结算售价，用这些钱采购茶叶，并尽快将可购得的茶叶装运，希望获得更高的利润，补偿水银降价出售的损失。

在这个过程中，浩官对C船长说：“老友，你完全不用担心，你将得到满载的货物回程，我来供货给你，你可以在下一次付款时给我——你不必为此烦恼。”

C船长喜出望外，在开始装茶叶货物过程中，更让他意外惊喜的事情发生了：行商浩官又来找船长说，由于北方各省商人突然急需大量水银运回，价格突然升高，行商按照最新行情购买他的水银，而不是按照原来的低价。

最终，C船长的水银卖了好价格，还用这些回款购买了茶叶，最终满载货物而归，C船长亲口告诉《广州“番鬼”录》的作者，这次航行获利很大，差不多达到3万美元。

通过这个生动的事例，你是不是看到了诚信经营的清代广州商人？

大火中的“舍己为人”

《广州“番鬼”录》的作者、美国人亨特，通过多个案例说明行商笃守信用、忠实可靠、慷慨大方，他还列举了1822年商馆的大火中，广州行商积极抢救出洋行货物，而自己货物却遭受了损失。

作者在书中说，在当时大火灾中，大量私人财产和货物被焚毁。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可以将一些没有被烧毁的货物藏起来，说被大火烧了，谁也没有办法被发现。但广州的行商并没有这样做——没有去“趁火打劫”或“落井下石”，而是“舍己为人”，积极抢救洋行财货。

当时，美国在广州设立的珀金斯洋行约翰·顾盛，在行商义盛的仓库存放了5000匹绉纱，准备染色，价值约5万元。大火发生后的一天，义盛走进顾盛的办公室。

“你好，义盛！”顾盛见到义盛并问他：“你现在的情况怎样？”

义盛回答说：“我的房子，我的店铺没有了——全都完了，太糟糕了。”

这时候，作为外国洋行的顾盛开始安慰他。当时，顾盛自己已经有了思想心理准备，他深信自己的货物，也一并被大火烧毁了。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试想，人家的房子都烧毁了，货物咋还存在呢？但确实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义盛说：“我的货物全完了，只搬了你的绉纱，损失了84匹，我尽了力，没有太大损失吧？”

一共500匹货物，仅损失了84匹。这确实让顾盛感到非常意外，他把顾盛的大部分绉纱抢救出来，丧失了自己房屋，包括大量货物。

在当时的广州，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保险”，如果大火烧毁了货物，只能自己“认栽”。但广州的行商，确实非常诚信，且积极抢救洋行的货物，让外商感到意外，正是这些事实，让《广州“番鬼”录》的作者，有了对行商诚信经营的印象和评价。

该书的作者还在书中强调，在广州的商人中，有些是很受人敬重的，他们做生意的诚实和才智，是任何其他国家的商界人士所不能相比的。

他说，中国商人诚实，在做生意中，双方既无收据，也无支票簿。大笔款项的支付由买办经手，只在一张小小的纸片上签署该行号的大写字母，一笔笔的生意就这样做成了。

美国人亨特在广州的洋行工作35年，他在书中动情的地说：一百多年来，这块地方曾经是中华帝国唯一给外国人居住的地方；由于与被指定同我们做生意的中国人交易的便利，以及他们众所周知的诚实，都使我们形成一种对人身和财产的绝对安全感，任何一个曾在这里居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老广州”，在离开商馆时，无不怀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惜别心情。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位美国洋行的人，对中国商人的赞美、认可是发自内心的，增加了记载内容的可信性。

行商为什么能诚信经营？

对于鸦片战争前，关于广州“行商”商人诚信经营的记载，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也有同样的观点和记载，该书的作者是曾在清朝海关工作的美国人马士，他在书中说：

中外商人这两个“友好对手”，双方都有一种商业道德和诚实无欺的声誉，在世界任何部分和世界史的任何时期，都还不曾有过超越他们之上的；贸易经营全凭口头约定，从不用一个书面契约；彼此间有很多的互助和同情。

马士在书中的记载，无论是“诚实无欺”，还是“全凭口头约定”约定，都与《广州“番鬼”录》中的记载相呼应，提高了可信度。

那么，在现代人看来交易额巨大，、复杂程度高、风险高，、市场变化大的国际贸易中，当时广州的行商，即便是官商，为什么能做到诚信经营、慷慨大方呢？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人传统思想中，深受“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文化影响，中国人坚持诚信经营、童叟无欺、和气生财等传统理念，尽管当时的广州人并不太喜欢“洋人”——将其称之为“番鬼”，但一旦有了生意往来，那还是能认真对待、坚持诚信经营。

第二个原因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当时国人心目中，跟洋人做生意，是对他们的“恩惠”。

例如，早在1793年，英国大使马戛尔尼伯爵来华，面见乾隆皇帝时，乾隆说：“考虑由于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绸，为西洋各国必需之物，因此允许在广州继续开展限贸易。”

再如，在《马礼逊回忆录》中，全文刊载清朝嘉庆皇帝《颁给英吉利国王敕谕》也说：“尔国王恭顺之心，朕实鉴之......至尔国距中华过远，遣使远涉良非易事....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异。”

可见，在清朝皇帝眼里，中华并不需要外国的货物，而是为了他们，对他们恩赐，才同意跟他们做生意的。

通过清朝皇帝的言辞及影响，清朝时期国人与洋人做贸易，他们内心并非为“各取所需”的平等贸易，而给他们的“恩赐”，在这种心态下，当时广州的贸易商，有又怎么能不慷慨、大方，而去欺骗他们呢？

正是这样，正如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所言：“公行行员（指行商），遇必要时，对陷于窘困的外商的债务，会一笔勾销，这都很能说明中国商人们的慷慨和远见。”

如果没有对洋赏人“恩赐”的心态，作为“官商”的行商，又怎么会有这种“慷慨”的举动呢？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