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外史料记载，自1757年粤海关成为全国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全国的进出口商品交易，都由广州一口经营并通过十三行代理进行。当时的行商，不仅负责与洋行进行贸易，还有管理和服务外商、担保、代理缴税等四种职能。

我们今天来看看，外国人的笔下，是如何记载广州行商这四大职能的呢？

我们将外国人的记载，与广东史志书籍进行对比后，还发现外国人的这些记载十分翔实，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情况，丰富了广州十三行有趣的史料。

行商代理进出口贸易的记载

《广东简明史》记载：按清朝政府规定，外国商人的交易对象，是十三行行商，不得与其他中国商人发生直接买卖关系。行商充当中介商和商行。其业务范围有明确规定：经营“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既承销进口洋货，又购销出口土货。

对此，我们来看看外国人的书籍，对此是怎么记载的呢？

英国传教士、东印度公司翻译马礼逊的大量往来信件，收集在《马礼逊回忆录》，他在其中一封信中说：

“行”在汉语中的意思是一座大商馆或大的商业建筑。内地普遍用的行商的意思与“批发商人”的意思相仿，以便与“商人”相区别。当时广州的“行商”都是特许经营的批发商人，被中国官府授权专门与欧洲、美国及其他亚洲港口来广州的外国人进行贸易的，或者与广州海域以外的外国人贸易，因此，也被恰如其分地称为“洋行商”。

他们的垄断权让其成为唯一合法与外国人进行贸易者，但他们的资本并不放在一起，各行商以自己的资本经营。如果某个行商倒闭，他欠外国人的债务（有限额的）必须由所有行商平均分摊支付。

可见，在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员工的笔下，不仅详细阐述了“行商”的定位，还描述了行商的资本是如何管理的。这位外国人笔下的记载，比国内史志的记载更为详细。

同样曾在清代广州洋行工作的美国人亨特，在其著作《广州“番鬼”录》中这样写到：行商是得到官府正式承认的唯一机构。从行外的中国人买进的货物，如不通过行商就无法运出。因之，通过行商采办的货物，必须由行商抽收一笔手续费，然后用行商的名义报关。

这些当年在广州洋行任职的外国人记载，都说明了广州的行商，确实是唯一的、合法的对外贸易代理机构，如果没有他们的经手和帮助，外国人就不能与清朝做贸易。可见，中外典籍的记载，基本一致，只是描述方法和侧重点不同。

正如《广东简明史》中简明扼要地记载：“十三行是由官府培植而成为封建政府对外贸易的代理人，实际上是官商。”

行商如何管理和服务外商？

根据中外史料记载，清代来中国做生意的洋行人员，到达广州后，居住在商馆里，接受行商的管理和服务，那么，行商是如何管理和服务他们的呢？

曾在中国清代海关工作的美国人马士，在其著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写到：居住在行商商馆中的洋人，应受行商的约束和管理。他们买货必须由行商经手；这原本是想防范内地奸民欺骗和教唆他们的。后来居住行商商馆的外商竟不许自由出入，以免他们与内地奸民贸易和私相勾结。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当时的清朝政府，为什么要求洋人不与当地中国人直接发生联系之目的，未必是从保证洋商利益角度出发，更多的原因是防止洋人与普通中国人的接触，他们把当地居民称之为“奸民”就可以看出来。

而对于商馆，其实是行商自己的私人财产，美国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明确说“商馆是行商的私产，租给外商使用”。

其实，当时广州的行商，不仅是给洋商提供居所，更重要的是：洋商或西洋人的任何与中国官方的联系，必须通过行商，而不能私自联系。

对此，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也写到：这些外国官员如果要和海关监督联系，必须通过行商，行商又通过通事来递交函件。

马士还在著作中进一步强调，清朝政府对于外国人、外国船和外国贸易的管理，曾经制定了种种章程：其中包括洋人不得呈递禀帖；如有陈述必须由行商转呈。当“夷商”居住于公行商馆内时，行商应负责严加管束，勿使其随意出人，以免其与当地“奸民”往来或私相勾结。

而在《马礼逊回忆录》中，也说“地方官府不让官员直接与外国人打交道，总是以行商为中介发号施令”。他讲述了当时英国人律劳卑，于1884年7月未经广东地方政府允许擅自到广州商馆，又违反外国人要通过行商转呈禀帖的规定，直接写信给两广总督卢坤，要求会见但被卢坤拒绝，拒绝理由就是：“官员从不与外国人私通书信”。

对于行商如何管理洋商人员，《广州番鬼录》中也有更细节的记载：

有关外国人应注意遵守的详细规定也得由行商去传达。根据法令和“旧规章”，外国人到江边散步，或去几英里外的“花园”，或去商馆对面的河南大佛寺逛逛，都必须由行商安排人员陪同。

上述外国人的记载，都在《广东简明史》有对应内容：清朝政府对来华外国商人的商务活动、居住处所、贸易期限等，也都规定了许多禁例。

可见，当时的清朝，对西洋外商，是何等的防范，想尽一切办法杜绝普通中国百姓与洋人的接触与交流，而洋人的一切行为，又必须通过行商来进行，这些都体现了清朝“闭关锁国”的封建思想，在这种思想下，当时的清朝怎么能跟上全球发展的步伐呢？

行商如何为洋商提供担保？

瑞典人彼得·奥斯贝克，于1750年11月18日从瑞典港口哥德堡出发，并于次年8月22日抵达广州，在那里一直停留到1752年的1月4日，在此期间，他根据自己的细致观察，写下了《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他也提到“我们的船必须要有一位保商”，他还强调说：

“我们总是挑选一位最有钱又最有名望的商人，他要能够对我们公司所受到的所有损害负责，且万一一个欧洲人和一个中国人发生冲突时，他必须用尽可能最好的方式予以调解，我们的保商叫作苏官。”

至于他在书中说的“苏官”，应该是广州的一个行商，但具体或真实的名字，我们无法对应和考证了。

曾在广州工作和生活过数十年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他与当时朋友、家人及教会的书信，都收集在《马礼逊回忆录》中，他在一封信中提到：每一条进入广州港的外国船在取得交易许可之前，必须由一位行商替这条船向官府担保，因此这些行商有时又被称为“保商”。

他还说，几年前，很多行商都穷困潦倒，官府怀疑他们受了外国人的不良影响，官府挑选了两三位富有、经验老到的行商组成行商商会，对全体行商进行控制和指导。

可见，当时的外国洋行与清朝做生意、贸易货物，必须通过一个行商做担保。对此，《广东简明史》中有如下记载：1754年（乾隆十九年），又奉命建立保商制度，从各行商内选择资财富厚的人作为“保商”。凡交纳外商船税、货税及采办朝廷贡品等事，皆由保商负责办理。

对比下外国人书中的记录，与广东史书的记载，是不是基本吻合？

对于当时广州行商的第四个职责——代理收税和报关，我们已经在《羊城晚报-云上岭南》发表的《清朝粤海关和行商收税的记载——广州十三行系列（3）》中有详细阐述，这里不再重复叙述，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检索和查阅。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