勘界谈判及香洲开埠中的张人骏——横琴文史与名人故事（13）

作者：卢建 主持：丘树宏

在清末动荡的历史时期，发生了中葡澳门勘界谈判、香洲商埠开埠等重大事件。中葡澳门勘界谈判中，葡人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将大小横琴划入澳门的管辖范围。本文旨在挖掘并剖析这些事件之间的微妙关联，同时聚焦于清末重臣张人骏，考察他在这一系列历史事件中的立场抉择与所扮演的角色。

一、清末中葡澳门勘界谈判过程简述

1908年2月，日本船只二辰丸号秘密运输军火到中国，停泊在澳门附近的过路环岛东两海里处准备装卸，被中国巡舰发现并捕获。日本政府声称二辰丸号停泊之处是葡萄牙领海，而葡萄牙政府也声称二辰丸号停泊之处恰是葡萄牙领海。于是，中葡两国再次商议划分领土边界。宣统二年，葡萄牙政府派遣海军提督玛喀多，清政府派遣云南交涉使高而谦，作为划分领土边界的全权大臣，在香港举行会议。

一开始，葡萄牙使臣要求澳门半岛及拱北、小横琴岛、大横琴岛、氹仔岛、过路环岛等岛屿，以及附近的海面，都划为葡萄牙的领土，但高而谦没有同意。

葡萄牙使臣又要求氹仔岛、过路环岛两岛，澳门半岛，及拱北、大小横琴岛等岛屿的一部分，以及附近的海面划为葡萄牙的领土，但高而谦仍然没有同意，只同意将氹仔岛、过路环岛两岛划为葡萄牙领土，其他的都不承认。

双方坚持了四个月都没有达成一致。葡萄牙使臣请求将此事提交给万国和平会议来裁决，但高而谦又拒绝了。随后，会议停止，转移到北京继续商议。但刚开始商议，就遇到了葡萄牙革命，于是商议又停止了。

二、二辰丸号事件引发中葡澳门地界争议升级

在二辰丸号军火运输事件发生后，两广总督张人骏经过调查，了解到二辰丸号在中国领海上未经许可装卸军火的行为，无疑构成了私运。葡萄牙与日本在此事件中的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他发电报致外务部汇报相关事宜指出：

初八日电已悉。查，中国于澳门地界既未划定，按1887年合约第二款声明，仍须照旧不改。澳门本系租界，葡人即欲视为属地，当以两国派员划定界限，立约签押之日，方足为据。自1887年以后及界未划定之前，葡国擅自占居之处，均不能作准，中国海关更无可任意将中国领海让送之权。所称海关声言，葡国拿获沙船之处，系葡领水之说，其不足为据，不辩自明。是葡国岂能在中国并未让与之领水界内，认有主权，与他国私相授受，违碍中国条约禁令。日使既称辰丸停泊私图起卸军火之水面管辖权，不作为此案主脑，与之多论，固属无谓。但中国实已认定该处为我之领水，而行其巡缉私运军火之办法，故辰丸运送之军火，输出于日，输入于澳，日葡两国或可视为公，而中国证以在澳门泊船港外，凡起载货物，必须知照拱北关核给准单。此次辰丸运送军火，将于中国领水起卸，驳船已到，并未报关请照，又无中国护照，岂能不谓之私。至以辰丸预备起卸为预备至澳起卸，何以该船在该处货仓已开，驳船已至。现在已将梁就利驳船觅到，由粤海关讯取供词，确系雇往接运军火。且其不确之理由，尚有二端：一、辰丸吃水太深，不能到，澳门水浅，载明航路海图，在船主所应稔知。二、辰丸为太古订运煤斤，所订合同，有非遇危险，不得驶往他处之约，违即例应赔偿。东京李公使来文附册，查在船所载华商之货四千余件，皆运香港，无一运澳。该船过港，何不入港起货，以冀该船轻载，可入澳端口浅水，乃以满载，不能进澳之船泊中国领水，为先卸军火计，显系有意私运，既难直到澳门，即不得谓之公。况寓居澳门不安分之华商，专以私济匪械为事，尽人皆知。在日政府亦明知澳门购贩军火之华商，粤官从来不与交易，其销路只有济匪资盗一项。中国乃因清理内匪及海盗之故，实力严禁军火进口，日商何故为此等人供给军火，尤不解其命意所在。兹事关系重要，全仗钧部主持，无任盼祷。^[1]

张人骏随后在电报中陈述：葡人正积极争夺地界，这一行为直接威胁到中国海权。自光绪十三年（1887年）双方签订条约以来，葡萄牙方面屡次违反条约规定，肆意妄为。他们先是强占了原本属于香山管辖并缴纳粮食的望夏七村，强行向村民收取租金；接着，又强迫在湾仔河停泊的中国渔船必须领取执照，否则便进行扣押和罚款；更有甚者，他们派遣巡逻船只擅自闯入中国原本用于停泊军舰的银坑河面，进行骚扰和非法检查等。面对这些侵犯行为，若选择沉默，葡萄牙人便会将其视为默许，甚至企图以此作为他们侵占领土的依据。近期，他们更是变本加厉，擅自扣押中国渔民的蚝艇，强行收费并逮捕渔民。

张人骏认为，条约只允许澳门有属地，但没有允许澳门有属海。他们怎么能觊觎环绕澳门的中国海域，包括湾仔、青角、横琴、过路冈、鸡头山等岛屿及其水面呢？另外，对于驻军旧址，一律要派兵驻扎，并在将来划定界限时派遣人员，这样才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

筱电谅达。葡人争界，关系海权，彼日进，则我日退。察其自光绪十三年立约以后，背约妄为之举，一见于将廿三年前向在香山完粮之望夏七村强占收租；再见于勒令向在湾仔河停泊之华民鱼船领照，否〔则〕扣罚；三见于以巡船闯入我国向泊兵船之银坑河面稽查骚扰。我置不理，彼认默许，至欲据为占地之证，若本月初擅拘华民蚝艇，勒费捕人，并于九滨地方搭厂，添建兵房，俨然以属地管理权自居，如将澳门湾仔对岸河心之浮标移置湾仔岸边，并于雕颈山外海道添一浮标，皆其阴贼手段之尤著者。二辰丸案出，更欲借日人狡卸私运军火，争执泊界之便，实行其侵占中国领海之志。近因经纬具在，约指甚明，公论究不可诬。修兵房、拘蚝艇，悍然为之，英外务又为致辞矣。不得助于甲，又求助于乙，履霜坚冰已及众阴将沍之时，失此不争，粤中门户尽去，势将无以立省。骏夙夜焦思，不寒而栗。现饬照旧址填扎之处，均系御守原界，不越雷池，还我自主，葡人无应过问之权。

总之，约章只许澳门有属地，未许澳门有属海，彼岂能觊觎华海环澳之湾仔、青角、横琴、过路冈、鸡头山各岛地及其水面。除已将此情电驻英李使，向英外部辨明外，葡使来言务求钧部实力坚持。此项驻营旧址一律填扎，定当日后派员划界，庶不至多所损失，似所关甚为重要也。候钧裁复示为祷。^[2]

三、香洲商埠建立初衷与应对澳门争端的创新策略

宣统元年，《香山旬报》报导：香山商人王诜等人提议将吉大、山场交界处的荒地开辟为商埠，此提案已由劝业道上报并获得了两广总督的批准，命名为香洲商埠。起初，香山地区“华侨之寄居外洋者幸获钜资，束装归里。而土豪族恶屡肆欺凌，鹤唳风声，闻者裹足，故常有客死异乡，不复恋怀乡土者，无他，内地保护之未周也”。因此，开设香洲商埠能够及时解决华侨回国后的安置问题，这是建立商埠的第一个原因。另外，“我邑人经商澳门以千万计，岁中用度，所费不赀。然篱下依人，时行亏耗，野心狼子，复逞强权。此我辈所日夜思维，思得一当以塞此漏卮，伸我抑郁者也。今建立商埠，恰与毗连，外洋交通，彼此一致。相率旅澳之商民移萃新辟之商埠，在商民往来进退倍觉自如。宁复有依依恋栈，甘受外人压制而不来者？偿我损失，去彼凶横，是举之关系糜轻也”。即建立香洲商埠来抵制澳葡势力，这是建立商埠的第二个原因。

从上文的阐述中可以发现，商埠建立的初衷并非作为应对中葡澳门地界争议的一种策略或手段。

两广总督并广东巡抚张人骏特此上奏，针对香山县绅士及商人主动选址设立商埠，促进本地商业繁荣与民生福祉之举措，将相关情况概要陈述。香山县一众绅商，鉴于时代变迁，商业发展日益成为国家强盛之基，遂萌生自发开设商埠之念，以期在广袤的广东大地上，进一步激活经济活力，解决人口众多带来的社会问题，同时为海外归来的华侨提供一个安居乐业之所，避免其归国后无地可依、受欺凌之困境。

张人骏认为，香山县绅商自发开设商埠之举，不仅顺应了时代发展之潮流，更是解决当地人口过剩、华侨归国安置难题的创新尝试。此商埠若能顺利建成，必将成为广东乃至全国商业发展的新亮点，有力推动地方经济繁荣与社会进步。显然，张人骏对于开立香洲商埠持积极支持的态度。

两广总督兼管广东巡抚事臣张人骏奏，为香山县绅商择地自开商埠，以兴商务而裕民生，谨陈明大概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维兴商殖民为今日之要政，粤东交通较早，商务已渐形发达，而户口殷繁，向有人满之患。其久居海外之华侨盈千累万，欲归则无产可置，无地可栖，偶有挟资而归者，土人或反鱼肉之，是为保护招徕计，则创兴廛市，度地居民，在粤省固尤要也。兹有香山县绅商道衔伍于政，知府衔王诜、戴国安，运同衔冯宪章等，探得县属沙滩环地方，内河外海背倚群山，地势宽平，土质坚洁，东西约四五里，南北约六七里，北而省门，南而港澳，轮艘均可直达，渔船、商艇则有汊河为停泊之区，该绅等谓是天然商场，因即划定地段，与该绅耆立约订租，辟为商埠，名其端口曰香洲，已由该绅等四人自备经费，并招集外埠各商分别认助，以资开办，禀经劝业道饬据前山厅同知会同香山县勘明禀复，该道复核无异，呈请具奏前来。

臣查泰西首重商务，每不惜广开口岸，以收足国足民之效。中国则限于财力，经始为难，自中外通商以来，各省官辟之端口，如武昌、济南、南宁等处，始稍自占先着勉挽利权，而绅民之自立者，尚未一见。今伍于政等倡为此举，其热心公益固属根本之谋，而于归国侨民尤为利便，诚能厚集资本，固结众情，他日斯端口之振兴，当可预决。当此试办之初，又为向来未有之创举，似宜宽以文法，以期乐与图成。

除俟该绅等将开埠细则章程呈缴到日再行核定咨部外，所有香山县绅商择地自开商埠缘由，理合将办理大概情形，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指示。谨奏。^[3]

给事中陈庆桂呈上紧急奏章，就广东澳门划界一事表达了深切关注。他指出，尽管多次磋商，但澳门划界问题至今仍未达成共识，陷入了僵局。近期，他频繁接到来自家乡的函电，内容均指向葡萄牙人不遵守既有约定，恐将激起争端。面对这一棘手局面，陈庆桂认为，若我们急于求成，恐将蒙受重大损失；但若敷衍应对，则难以形成有效决议。因此，他主张采取釜底抽薪之策，从根本上削弱对方的筹码。他进一步分析，葡萄牙之所以企图扩张澳界，实则是觊觎其中的经济利益。然而，澳门作为一个港口，其地理位置并非至关重要，其收入主要依赖妓捐和赌饷，这些皆源自对内地游民的剥削。若能引导民众避免前往，其财源自然枯竭。鉴于此，陈庆桂提议，支持在澳门附近自主开辟新港口，作为制衡葡萄牙的策略。

陈庆桂所提出的策略不仅旨在缓和当时澳门划界的紧张局势，更着眼于长远，通过支持香洲商埠，以经济手段制衡葡萄牙的扩张野心。清政府认为该策略“计虑周详”，并“下外务部知之”，显然他们支持香洲商埠的开设与发展，用以应对澳门扩界这一复杂而敏感的问题。

（宣统元年）给事中陈庆桂奏，广东澳门划界一事，迭经磋议，至今相持未决。臣屡接乡人函电，均以葡人不遵原约，恐酿争端为言，则此中为难情形，谅亦穷于应付。臣以为外人既不肯退让，我若急求蒇事，则所丧必多。然虚与委蛇，究难定议，必须另筹办法，为釜底抽薪之计，使彼狡谋莫逞，自然就我范围。盖葡人之欲推广澳界者，以有利可图也。查澳门一港，地非冲要，每岁所入，全恃妓捐赌饷以为大宗，均系吸内地游民之脂髓，我若相戒勿往，彼自无所取盈。为今之计，莫妙于附近自辟港埠，以为扺制之方。近闻香山商民新得一港，开作商埠，取名香州。今年开埠之日，经督臣张人骏亲临察看，批准商人集股开设公司。其地距澳门三十余里，内河外海轮船可以行驶，且与广前铁路相近，水陆均便交通，经理得宜，一、二年间成都成聚，可收澳门外溢之利，归为我有。应请饬下两广督臣，传询该公司，集股果能有成，则赶紧办理，将该埠货物厘税暂行停免，以广招来，商民踊跃，幅辏自臻。傥股本尚未充足，即仿照江苏天生港成案，助以官力，息借民欵，建筑码头，开设马路，所有一切新政归商筹办，官任保护，俟商务既盛，再行设关榷税，必可将本息清还。其开办之初，祇岁筹数万金，以作利息。假如集款百万，约以七厘行息，在官中不过岁筹七万金，民间有七厘之息，必争于出贷，他日收无穷之益。似此暗中抵制，在我自开新埠，他国断无干预之权，而此盈则彼绌，澳门之利顿失，葡人亦将废然思返，不再与我争此未辟之界，此时开议，自易就范。应请密饬划界大臣，暂勿议决，以缓其势。此即底抽薪之计，而亦开辟利源之善策也。寻增祺奏，所称香洲经理得宜，可收澳门外溢之利，自是实在情形。至虑及股东不足，助以官力，息借民款，归商筹办。亦复计虑周详，下外务部知之。^[4]

四、香洲商埠成为免税商埠的决策过程

宣统二年，时任广州将军并代理两广总督的增祺，向朝廷呈上一份重要奏折。他在奏折中指出，香洲地区已自主开辟为商埠，并恳请朝廷将其设立为免税口岸，以进一步促进该地商贸繁荣与经济发展。朝廷派遣税务司前往香洲，对当地实际情况进行详尽调查与核实。然而，出于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量，包括潜在的国际贸易纷争及国内税收管理的复杂性，朝廷最终决定，香洲商埠虽为自主开辟，但仍需谨慎对待其免税请求。

不久，税务司上奏说，香洲自己开辟了商埠，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特别的处理，请求暂时把它定为免税口岸。免税的范围和怎样严防走私，应该指示税务司制定章程，选择重要的地方设立口岸，方便稽查征税。以后如果有商人自己开辟商埠的，都不能拿这个作为例子。朝廷同意了这个方案。

（宣统二年）广州将军、兼署两广总督增祺奏：香洲自辟商埠，请定为无税口岸。旋经部议，饬税司查覆，以种种疑难，祇可作为自开口岸。复经前任督臣檄行司道各官，传集该商，推究利弊，咸谓西人商战之局，恒以广开。无税口岸为无上妙策。远而南洋各埠，近而香港一隅，数十年来，最为发达。况香洲东与香港对峙，北据澳门上游，同是贸易商场，人则一切自由，我则动多缚束。渊鱼丛爵之敺，即为优胜劣败之点。若如该税司所虑，有约各国或相诘难，各省商民援以为请，似亦无须过虑。至谓粤省税关，久受港澳及广州湾之影响，益以香埠防不胜防。不知港澳、广湾，显分国界，稽察为难。香洲乃自开之埠，操纵本可自由，如照拱北关办法，建设分厂，于往来必经之前山、吉大、对海、北山等处，严杜走漏，自不致有碍税厘。且于内地关厂照章完纳，与港澳事体相同，则饷课不虞亏损，且有增加，洵属有益于商，无损于国。该埠自上年开办，日新月盛，该商等之坚苦卓绝，固应有赞成而无阻抑。否则口岸虽开，在民间不过多一寻常之市集，在国家亦仅赢得少数之输将，于大局有何裨补？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香洲新埠定为无税口岸，饬部先行立案，再由该税司另定免税专章，及详筹防弊办法，务臻妥协，以兴商业，而顺舆情。下所司议。寻税务处奏：香洲自辟商埠，体察实在情形，酌予特别办法，请准暂作无税口岸。其免税之范围及如何严防走私之处，应札行税务司，妥定章程，择要设立口岸，俾便于稽征。嗣后如有商民自辟商埠者，概不得援以为例。从之。^[5]

五、张人骏维护民间澳门勘界支持活动

在澳门勘界时，时任两广总督张人骏非常体谅民情，同时也考虑到国家的尊严，他对勘界维持会的董事们给予了鼓励，并在暗中给予他们指导。

三月，云南交涉使高而谦奉命勘界。邑人开勘界维持会，以举人杨应麟为会长，又在粤城开广东勘界维持总会，公推易主政学清为正会长，杨应麟、陈德驹为副会长，坐局办理。另设一分局于香港接洽，商界举杨瑞阶为代表，两三月间，接海外各埠华侨及省县乡协助力争电文，共一百二十三起。时粤督张人骏俯念民情，顾全国体，奖励会董，默授机宜，得有简派专使勘界之命。葡公使深忌之，照请外务部查禁，部覆云：粤省士绅设立勘界维持会，系为研究澳门历史，搜查澳界证据，不涉他事，宗旨正大，万无解散之理。赖张督先有陈奏也。高使莅粤，在香港与葡使马沙度开议，维持会绅亦驻港，迭有咨陈。^[6]

外务部电文称：葡萄牙公使近日发来照会，表达了对广东民众集会的担忧。据称，这些集会中的意见与葡萄牙人存在分歧，而两国之前已就此事达成了一致意见。葡萄牙政府近期再次得知类似事件的发生，表示非常不满。因此，葡萄牙公使希望两广总督能够迅速采取行动，禁止此类民众集会，以防煽动民众情绪，影响勘界大臣的公正判断，进而阻碍两国间的和平进程及商业交流。同时，他们也希望广东方面能够采取有效措施，禁止报纸刊登任何攻击葡萄牙人的内容。

葡使照称，粤民集会，与葡人反对，我两国已将此事商妥，今政府闻有此等事，甚为不悦，望速电粤督，不得任民集会，以免鼓惑百姓，耸动勘界大臣，妨碍两国和商界务之意，并设法禁止报纸登载一切攻击葡人之事。等语。

除由本部复以粤人反对鼓惑各情均无所闻，惟近澳居民设有澳界研究会，该会既名研究，不过为考查地方历史暨内地与澳门往来公益起见，并无反对煽惑情事，粤督未便禁阻，且于和商界务之意不特无碍，亦复有益，仍由本部电粤查察外，各该会及报纸近日是否有鼓惑攻击等事，希随时派员查禁，以杜口实。^[7]

张人骏在电报中回应：广东民众近期集会探讨澳门边界议题，其初衷在于深入了解地方历史，并无任何煽动民众情绪或制造社会动荡的意图。此类研究活动对于促进两国间的和平共处与商业交流实则大有裨益。广东地区报纸所发表的内容，多为搜集整理公众意见，亦未发现存在煽动民众的情况，地方官员若贸然实施禁令，显然缺乏合理依据。反观葡萄牙文报纸，在涉及澳门边界问题的报道中，频频出现攻击中国民众的言论，而葡萄牙政府却未采取任何查禁措施，反而指责广东报纸存在反对与攻击行为，这显然有失公允。自葡萄牙人定居澳门以来，针对中国人的虐待事件屡见不鲜，广东民众对此早已积怨颇深。以光绪三十三年澳门官员强行挖掘并焚毁华人坟墓一事为例，当时即引发了民众的强烈愤慨，险些酿成大规模冲突。

如今，一听到要进行边界勘查，广东民众普遍期望能早日解决边界问题，以避免葡萄牙人继续肆意侵占和欺凌，这完全是出于对自身权益的正当维护。鉴于他们所讨论的内容并未触犯法律，因此很难通过强制手段实施禁令。

初十日电已悉。粤人集会，研究澳门界务，只系考查地方历史，并无鼓惑耸动之事。诚如钧电，于和商界务有益无碍。大部照复葡使各节，实属至当不易之论。至粤报所登，仅止搜罗纪载，采录舆论，亦无煽惑之意，地方官岂能无故施禁？近日葡文各报，于澳门界事常有攻击华人之语，葡政府何以并不查禁？转谓粤报反对攻击，殊非平情之论。葡人居澳以来，其虐待华人之事，不一而足，粤民素多恶感，即如光绪三十三年间，澳官强将华人坟墓挖掘烧毁，众情忿激，几至生变。此次一闻勘界，粤人咸望界务早定，庶免葡人侵越凌虐，乃系实情。但所论之事，既无干犯法律，万难强施禁令，转致民情愈激，别生事故。

除饬属随时防范劝谕外，谨电复。^[8]

从二辰丸事件引发的中葡澳门地界争议，到香洲商埠的建立及其成为免税商埠的决策，展示了清末时期中国在外交和内政上的复杂局面。置身于时代洪流之中的张人骏，在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以及维护民族尊严方面，展现出了坚定不移的立场，并为此做出了贡献。当然，葡人试图将大小横琴等周边区域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图谋并未得逞。

参考文献：

[1] 两广总督张人骏为详驳日使节略各款事致外务部电文，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一日（1908年3月13日）

[2] 两广总督张人骏为澳外各岛驻营填扎均系御守原界事致外务部电文，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十九日（1908年5月18日）

[3] 两广总督张人骏奏陈香山县绅商办理择地自开香洲商埠大概情形折，宣统元年四月初六日（1909年5月24日）

[4] 载于《清实录·大清宣统政纪·卷二十二》

[5] 载于《清实录·大清宣统政纪·卷四十七》

[6] 载于《香山县志续编》（民国厉式金主修）

[7] 外务部为澳界研究会及报纸近日是否有鼓惑攻击事希随时查禁以杜口实事致两广总督张人骏电文，宣统元年三月初十日（1909年4月29日）

[8] 两广总督张人骏为粤人集会所论系查考历史并无干犯法律恐施禁转激民怨事复外务部电文，宣统元年三月十一日（1909年4月30日）

[9] 载于《清实录·大清宣统政纪·卷十六》

【名家简介】

卢建，北京《中国乡村》杂志社诗词编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资深人文学者，珠海市香洲区社科联委员。

【名家简介】

丘树宏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音乐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省作家协会第八、九届兼职副主席，“孙中山文化”首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