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的广东各地商人，足迹遍及全中国，活跃在当时著名的通都大邑和港口，并且远赴重洋，到海外去经商贸易，成为有影响的商帮，对促进全省、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商品流通和经济往来作出了贡献。”这是《广东通史》中的一段记载。

根据该史书的记载，清代广东官、绅、商积极修筑道路、津梁、码头，进一步改善了进出岭南的主要商路，沟通全省、国内和海外。“广货”越来越受到全国、全世界的注意。广东商人与徽商、晋商等齐名著称于世，“粤商”商人活跃于全国乃至全球，商人们建立起自己的商业组织，保护并协商彼此的利益。

闻名于世的天下粤商，必然引起了外国人的关注，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进行了记载，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笔下，是如何记载遍布天下之粤商的呢？

国内的足迹

两位美国女学者韩书瑞(SusanNaquin)和罗友枝(Evelyn Rawski)合写的著作《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中，研究了中国的商人“会馆现象”，该书中写到：

在岭南所有的道路都通往广州，这是该地区最大的城市、市场和文化中心，广东省的省会，在18世纪它的人口估计在60万—80万之间。附近的佛山人口约为20万。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使城里经商的精英能过上奢侈的生活，他们在北京、汉口和其他地方建造会馆，让广东的商人和文人能了解其他地区城市精英的文化。

在这两位美国人简短的文字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自18世纪的清代开始，由于广东对外贸易发达，广东商人获得了大量的财富，经商的触角达到了全国更多的城市，还在各地建立了会馆。

这个“会馆”的作用是什么呢？《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书中还说，在18世纪期间，在全国范围会馆已发展成了商业中心。在来自山西、安徽和福建、浙江和广东的商人渗透并控制了主要商品的大市场时，经济的繁荣推动了一些会馆扩展其活动。这些非常成功的客居商人群体的会馆，往往成为有势力的城市产业所有者和市民领袖。可见，在清代，晋、粤、徽商等，足迹遍布全国，而且在各地很有影响力。

实际上，经济实力雄厚、能吃苦的粤商，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会馆，包括北方的一些城市。例如，德国人余凯思在其著作《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一书中说：清朝末期，即1900年时，青岛有三个较大的中国人会馆：齐燕会馆代表着天津和山东商人的利益，三江会馆集结了来自扬子江下游地区的商人，而广东会馆则是由广东省的商人组成的。

当时的青岛，清朝政府于1891年才开始设防、驻军，在此之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渔村。如余凯思所言“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商人大都在德国占领之前就定居青岛了，他们主要以向中国驻军提供给养和建造军事防御工事为经营项目。”可见，粤商等全国主要商人的敏锐性，他们及时捕捉商机，适时进入这些区域，服务于军队和当地的军事设施建设。

广东的商人为什么要在外地积极建立“会馆”呢？对此《广东通史》中也有记载：广东商人在国内外建立的会馆，除了具有聚集联络、商讨业务功能之外，还有公益性服务功能，包括设立义塾，开办学校等。广东商人在省外除建立地域性的会馆之外，还有自己的行业内的组织——公所。

从本义上来说，公所是商人打破地域界限，以相同行业组成的团体。但清代公所与会馆在本质上无太大的区别，这些会馆和公所，都体现了在外地的粤商“抱团取暖”，共谋发展的思想和做法；而在全国各地建立的高档会馆，又是他们经济实力的象征，彰显了他们在当地的社会和经济地位。

说起遍布全国的粤商话题，生于澳大利亚的英国人莫理循，1897—1917年曾在中国工作和旅居，他还担任过北洋政府顾问，在其著作《中国风情》中，详细记录了他在全国旅行的情况，其中包括了对广东人的印象及在云南旅行的记录。

《中国风情》中说：用一句适合于广东人、词义更广的话来说，广州人属于中国的加泰隆尼亚人。他们和苏格兰人一样富于创业精神，很容易使自己适应各种场合。他们吃苦耐劳，精明谨慎，雄心勃勃，即使在中国最偏远的地区都能看见他们，他们靠步行奇迹般到达各地。

书中还说，在所有中国人中，广东商人获得了机智敏捷的好名声。在藏民集市和鸦片收割季节，大量广州人来到云南的大理。他们带来当地居民需要的各种外国商品——价格便宜的手枪、镜子、天秤、幻灯片及无数小摆饰、小玩具，这些商品不但有用，而且有吸引力。

在清朝时期，广州由于“一口通商”的优势，大量国外的商品，通过广州输入，广东人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将这些洋货运送到内地，包括上文英国人书中的云南大理。

对现代人来说，从广州去云南大理毫不费力，飞机数小时内即可达到，但就当时的清朝来说，要跋山涉水，除了部分可以坐船外，更多的靠骑马甚至步行，才能到达这些偏远的地方，从这些外国人的文字记录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粤商不辞辛苦，将经商的触角伸到了全国的更多角落中。

海外的发展

在大量研读外国人记录中国的书籍中，我们发现，他们的重点是记录在国内的所见所闻，比较少涉及中国人在海外的情况，但也有一些外国人提到了这些话题，

比如，成书于明治十九年，即公元1886年的《观光续记》，是日本著名旅行者冈千仞所著，他在书中首先简明扼要介绍了广东人的性格特点“南方广东人，率敏捷强悍，早岁交通外国人，大脱固陋习气。广东省城人民解英语者，比他开港场尤多。人民事贸易力役，远游营业者甚多；”。正因为广东人这种很早就与外国人接触的优势，思维又敏捷，出海留洋做生意的广东人很多：因此，他接着分析认为：“清人在米国南洋各处者，不知几十万，大半广东人，馀福建、浙江人。”

根据这位外国人的记录，清朝在美国和南洋的中国人中，大半是广东人。为什么这么多的广东人出海做生意呢？《广东通史》中说，“与前代比较，清代广东商业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对外贸易把广东商业纳入世界市场体系，带有强烈国际贸易色彩的广东商人积极开拓东南亚乃至全球市场。”

在广东人开拓全球市场过程中，与外商进行深入接触，也就为他们移居海外或在海外投资做生意创造了条件。对此，《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中也说，“到19世纪40年代，广东商人已移居英属海峡殖民地，投资于马来西亚的锡矿和种植园，在家乡招募工人。”

在即将结束本文的时候，我们要给读者阐述的是：在清朝时期，这些来自广东各地的“粤商”，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他们又将什么样的商品输送到全国各地呢？

《广东通史》的记载，对上述问题给出了答案，我们部分摘录如下：广州帮商人是广东商人的主力，在国内外都很有影响。东莞县商人“度岭峤，涉湖湘，浮江淮，走齐鲁间”。顺德县龙山乡，在清嘉庆年间，“大抵薄农重贾”，其商人“或奔走吴越，或入楚蜀，或客黔滇，凡天下省郡市镇，无不货殖其中，富商大贾之名所由来也”。从化县商人将该县流溪堡盛产之纸张，染成五色纸，运往京城出售，颇受欢迎。番禺县的“商贾如韦涌、石蓼、南冈等十余户，咸以白糖、果干贸易于吴城、樊城、汉口”等镇。

特别有意思的是：上述记载中顺德商人“或入楚蜀，或客黔滇，凡天下省郡市镇，无不货殖其中”，与我们上文提到的英国人在《中国风情》中对广东人在云南大理的记载，形成了相互印证，体现了这些外国人记录的可靠性和史料价值。

时至今日，广东的经济仍在全国各省市中名列第一，全省的经济总量超过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其背后固然有诸多原因，但一定与“敢为天下先”的粤商有着重要关系。

对此观点，你是否认同呢？欢迎发表你的看法。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