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百姓过日子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古以来，盐作为百姓基本生活品和重要商品物资，我们历朝历代对盐的生产和销售等实行严格的管控。

广东，自古以来就产海盐，而广州作为千年商都，盐是重要的贸易物资。盐商更是富有的群体，而盐官也是重要官员，我们今天来讲述外国人笔下“盐”的故事。

富有的盐商

“盐是中国人的大宗商品。从中国的码头——广州来的盐分销到马六甲等地区；有一千五百艘船进行分销，在中国装货把它运到别的地方。盐贩非常富有，人们见到有钱人往往会问：你是盐商吗？”

这是葡萄牙第一位派往中国的使者多默·皮列士，他1515年在马六甲撰写的《东方志》一书中的记载，他还没有来过中国的时候，就看到大量从广州运来的食盐，并知道当时中国的富商中，盐商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明代，除了皮列士，还有一位外国人也记录了盐商。曾在潮汕地区被广东官府关押和旅行的西班牙人阿德里亚诺·德拉斯·科尔特斯，根据他在岭南旅行期间的观察和记录，于1625年出版了《中国纪行》一书，他说，“在中国，商人中最有钱的是那些做盐生意的商人，盐是中国最大的生意，比丝绸、金子、麝香、红宝石、麻布和其他商品的生意都要大。”

到了清朝时期，曾在广州洋行工作的美国人亨特，在其著作《广州“番鬼”录》中也说“盐商是一个有势力的团体，像行商一样受到重视，在财富方面可与之匹敌。”

他还详细记录了当时在珠江上看到的运输食盐的船只，一长列盐船排在河南岛岸边，这些船从电白和澳门的西南海岸把盐运到这里。它们是那些享有这种贸易独占权的盐商团体拥有的，为了防止走私，当地政府组织了一支特别巡逻船队。对贩运私盐的人处罚是很严厉的，甚至比贩运鸦片还要严厉得多。

在我国古代的更多地方，盐的运输及贸易都是重要的活动，比如，唐代诗人杜甫的《夔州歌十绝句》中就有“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的记载。

美国人亨特在他的另一本著作《旧中国杂记》中说：这些盐船属于一个盐商的垄断集团，他们的官衔、社会地位和财产都堪与行商匹敌。他还提到了1831年，有一家姓罗的人家，其家长是个大盐商，又有钱又体面，他还记录了其邀请这位盐商的儿子去商馆品尝西餐的情景。

通过上述外国人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出，在明清时代的广东，盐业是重要的产业，而广东的盐商也是非常富有的阶层，广州作为商贸中心，将广东产的海盐，源源不断的出口到国外，也运到全国各地地方。

例如，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68-1872年期间，对中国进行了七次考察，在《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中写到：从广东韶州的北江山谷到宜章和郴州之间的湘江的山谷是一段长90里、宽2.5米到3米的铺了大块石头的路。来来往往都是行人和运送货物的苦力们，货物多是些从广州运来的盐，他还说盐在这里每斤要50文，在广州只要10文，可见，对于当时运输成本之高，在广州的盐，运到这里，价格已经翻了5倍。

重要的盐官

《利玛窦中国礼记》中也说“盐在沿海几省极为丰饶，由盐得到的税收乃是皇家国库巨大财富的一个来源。”葡萄牙人加斯帕·达·克路士在1569年出版的《中国志》说“我从官员那里得知，广州仅盐一项，每年要向皇帝交纳三百皮库勒银子的税”。

正因为“盐税”的重要性，在我国明清时代，设立了专管“盐官”，专门管理盐的生产、贸易、收税等，对于这个“盐官”的地位有多重要呢？我们来看看外国人的记录，就会理解了其地位。

1829-1842年在广州美商旗昌洋行工作的美国人亨特，在其著作《广州“番鬼”录》中，描述了他亲自看到当年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禁烟的情景，他在书中写到：“钦差”在193年3月10日到广州，我和两位先生登上碇泊在商馆附近的一艘小帆船观看他的来临。他乘坐一只大官船，稍后站着几个戴红顶或蓝顶的官员....这些船载着本城的大官，包括文武官员，从总督到盐运使。

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出，广东的“盐运使”与“总督”等，都是重要官员，一起来迎接钦差大臣的到来。

英国阿美士德访华使团医官阿裨尔的旅行纪实—《中国旅行记》(1816—1817年)中记载了他们到中国访问期间，迎接他们的官员：“清政府相继派遣了不同级别的数名官员前往迎接使团。先是长芦盐政广惠到大沽海口迎接。”

阿裨尔笔下的“长芦盐政”，因天津“长芦”这个地方自古产盐，因此，广惠应是清朝的“天津盐运使”。例如，在清朝的1816年10月19日发给各地接待英国使团的檄文中称“朝廷已派天津盐运使广惠沿途伴送照料，又委派沿途各省藩桌、副参将各员入境接送照料，监督约束”。

根据资料介绍，“盐运使”始置于元代，明清时期延续，设于产盐各省区，其全称为“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

对于广东等地设立“盐运使”后，其机构如何呢？美国人亨特在《旧中国杂记》中说，广东还设立了“盐务衙门”——外国人是这样叫的，就在中国帆船停泊处并行的岸上。在城里经管的官员是一位盐运使、一位盐运通判、一名书办、一名书办的助手、一名库官和若干账房、听差。可见，这是当时广东盐务机构的详细组成。

在历史上，嘉庆帝确实是安排广惠陪伴阿美士德访华使团进京以及“押送”英使至广州，广惠也曾接待过英使马夏尔尼。

而对于阿裨尔提到的“广惠”职务及其本人，当时的外国人确实非常看重。比如，1807年来华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做翻译的传教士马礼逊，在他跟英国使团首领阿美士德的一封信中提到了“广惠”，他在信中说，“我认为任命广惠为粤海关监督对我们的贸易有利，对那些和他打交道的英国商人都有益处。”

他还在信中说，通过与广惠与英国使团的交往，已经对英国人产生了相当的好感。他还建议阿美士德有有机会再拜见他并代问候。

事实上，英国阿美士德访华使团成员中，马礼逊作为翻译，全程参与了活动，在《马礼逊回忆录》也提到了清朝朝廷派广惠接待他们。马礼逊之所以希望天津盐运使担任粤海关监督这一重要职务，就是希望扩大英国的对华贸易。

我们从这些点点滴滴的记录，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了这些“盐官”的重要性，无论是清朝当时的重要涉外接待，还是在外国人的眼里，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官员。

清朝时期的广东等地，不仅设立“盐运使”等级别高的官员，在各地的关口设立了“盐官”。例如，李希霍芬在《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中，记录了他从广州去汉口的见闻，他在北江英德附近一个叫“黄土坑”的小地方，“大概有100多座房屋，但看起来是来往船只习惯停靠的一个地方。这里还驻有一个盐官，专门负责监督盐的买卖和收税。”

《旧中国杂记》中说“对贩运私盐的人处罚是很严厉的，甚至比贩运鸦片还要严厉得多。”对于当时严格管理下的食盐专门体系中，是否有人走私盐呢？

上文中提到的德国人李希霍芬，在乘船沿广东北江逆流而上的过程中，竟然发现和记录了当时有人打着外国人的旗号来走私盐，他说：“三水县有一个税关，但是我们凭借着悬挂的德国旗子没做任何停留就通关了。我的船老大早就料到会这样，因为昨天我在船上惊奇地发现了40担的私盐。虽然我是第一次遇到此类事情，但是却要装作早就见怪不怪的样子，因为他们在外国人搭乘的船上做走私买卖也算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在李希霍芬的书中，还记载说在进入湖南后，一位道台到了他们船上，受到了他们的热情接待后船被放行，船工们的盐就此通过了第三道也是最严格的一道关卡。

可见，这位广东商人的走私盐成功了，顺利被运到了湖南。在巨大的利益下，无论当时的清朝政府怎么管控，走私盐的行为还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外国人对中国盐商、盐官及相关情况的研究与记载，最详细的报告莫过于德国人写的《保护区中国山东省的制盐和盐的销售》，该报告收录在德国青岛殖民地当局1904年10月至1905年10月编写的《胶澳发展备忘录》中，该报告详细记载了中国食盐生产与经营，历史发展概况、生产中心、制盐的种类、盐税的征收、对赋予独家产销权的疑虑等，对于与之相关的专题研究来说，这也是一份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比如，该报告中说“早在上古半神话的帝王时期，中国人就掌握了从海水中提炼食盐的知识。历史记载表明，公元前7世纪，齐国的一位大臣很关注制盐，开始征收盐税，最初显然被视为一种奢侈品税。在后来的各朝代，制盐和盐税扩展到整个帝国，在历经征税方式的各种变化之后，政府把食盐贸易完全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该报告还详细记录了海盐的制作方式，以及销售盐专营需要官方的“盐票”等，记录非常详细。

在我国历史上，盐业一直是重要产业，牵动这朝廷统治者和民众的心，又关乎相关商人的利益。比如，西汉时期的《盐铁论》是一部重要的经济学史书，书中记述了当时对汉昭帝时期的政治、经济等大辩论，其争论的核心是国营垄断和自由经济之争论。我们再看看外国人的这些记载，更加验证了当时“盐”事项的重要性。

对于明清时代的盐事，你还有哪些发现和见解，欢迎互动交流，并期待你精彩的观点。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