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人看来，如果外国人学习我们的语言，我们觉得是好事，一般人乐于帮助他们，但在当时的清朝，特别是1794年之前，严禁中国人教授外国人汉语，违者甚至被处于以重罪。

在清朝不允许中国人教外国人汉语的情况下，外国人要实现与中国的贸易、接触中国人，又需要学习汉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来看看外国人怎么悄悄学习汉语，而又怎么积极向清朝朝廷争取，允许他们通过行商人员学习汉语的。

禁学汉语的规定

“欧洲人根本不知道在中国居住有多困难，也不知道找一位中国教师的难处.....，中国人被禁止教授外国人汉语，如有违犯会被处死。”这是1807年9月7日，英国传教士、东印度公司翻译马礼逊写给朋友的信中讲述的一个事情，这些信件都收集在《马礼逊回忆录》中。

通过上述记录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清朝，是禁止中国人教外国人汉语的。虽然我未看到国内权威资料对此事的记载，但法国人蓝莉在其著作《请中国作证》一书中提到“1817年（清嘉庆二十二年）颁布的不得向外国人教授中文、不得将中文书籍带出国境的禁令”。同时，《广东通史》中记载了一个事件，验证了上述规定，我们一起来回顾下这个重要事件。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开始限定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其他闽海、浙海、江海等三关全部关闭，但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赴浙贸易之心不死，于1759又派洪任辉率船前往宁波被拒绝进港后，他驶上天津，通过贿赂当时清朝的官员，赴京师控告粤海关勒索陋规等情弊。

后来，经查，英国洪任辉所控告均属实情，清政府作出处理，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革职、家产查封，对违犯禁令代英商写呈词的华人刘亚匾处以死刑，对洪任辉则以“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罪，在澳门圈禁三年，刑期满后驱逐回国。

通过《广东通史》记载的该事件，我们可看出：当时的中国人刘亚匾，因帮助外国商人写呈词而被处于死刑。可见，《马礼逊回忆录》中所说“中国人教外国人汉语会被处死”的记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真实的情况。

对于当时的清朝，为什么禁止中国人教授外国人汉语呢？归根结底，还是清朝的闭关锁国的思想在起作用，他们十分惧怕中国人与外国人接触，正是清朝政府有这样类似的规定，导致了清朝统治者，与全球先进的科技、管理思想原来越远，最终导致走向衰亡，对此，我们不展开讲述，我们的重点来阐述当时的外国人是如何学习汉语的。

英国人争取学习汉语

在西方人看来，积极学习和掌握汉语，才能更好的了解中国文化，便于与中国进行更大范围的贸易，于是，他们对清朝不允许学习汉语的规定非常不满意，积极争取学习汉语的权利。

根据《广东通史》的记载，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政府又派马戛尔尼为特使访华，希望与中国通商，但被拒绝后，1794年使团从广州回国。

为什么回国要路过广州呢？因马戛尔尼来华时曾接受英王训令：“假如你获取新商站的种种企图都无效，你就要转而集中全部注意力于扩大我们在广州的特权”。因此，马戛尔尼书面向两广总督长麟提出了11点条要求，随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大班波郎，也随即向两广总督提出相同的要求，这11条要求其中之一为“聘请华人教中国话”。当时清朝驳回了英国人的其他请求，但准许“向通事、买办学习中国话，不要另聘华人”。

对于洋人要求“另聘华人教授汉语”，这是清朝政府绝对不允许的，他们从内心惧怕洋人与中国人接触，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答应向商行里的“买办、通事”学习，还是将外国人接触的范围，控制在行商内。

在此情况下，虽然允许外国人向行商人员学习汉语，但清朝对于禁止中国人向外国人教授汉语的规定，依然没有取消，这时候，外国人又是如何学习汉语的呢？

外国人学习汉语

在洋行工作的美国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一书中说，作者为美国人，1825年到达广州后，当时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由于不会汉语，被派赴马六甲英华书院学习中文，次年返回广州，随后加入洋行并在后来成为洋行的合伙人。

我们从上述记录可以看出，亨特的汉语学习，是从当时“六甲英华书院”学习了汉语之后，又被派往广州，试想，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在广州能方便的学习到汉语，何必让其外出学习呢？

对于一些洋行的工作人员，或者对一些传教士而言，为了贸易需要或传教的需求，他们在广州偷偷摸摸的地学习汉语，甚至高薪聘请中国人教授汉语，对此，《马礼逊回忆录》中也有记载：

“中国教师做这项工作由于有性命之忧，他们甚至不敢出入英国商馆，害怕被官府的捕快抓去。因此学习者须得在自己的寓所里为中国教师提供食宿，提供一份配得上他们冒风险的薪金。如果做不到这些，我估计不可能找到好的中国教师。”可见，当时的中国人，惧怕给外国人教授汉语，只能藏着在外国人的寓所里，食宿都在里面。

马礼逊还记录了1807年左右，当时中国人冒险教授汉语的薪酬：据说一个中国士绅家里聘用教师的年金在200元至400元，商馆取其平均数大约需要支付一位教师300元的年金,但也不能保证请到一位学识渊博或者聪慧的中国人来教授外国人汉语。

马礼逊还在回忆录中说，在他到来到广州几年之后，不得不在晚上学习中文，并将房间里的灯光遮蔽，以保护他自己的中文教师——怕被官方查出来，将老师抓走。

当时的外国人为什么有如此大的热情学习汉语呢？除了传教的需要，则是希望学习中国文化，与中国人进行贸易。毕竟，在当时的中国人，包括商行里的通事、买办，没有多少人懂得英语。

在当时中国人很少有人懂英语的情况下，中外商人怎么做贸易呢？对此，《广州“番鬼”录》中记载，当时中国人讲“广东英语”。

他还说，所谓“广东英语”这个名词，是专指在广州的行商与“西洋人”之间用作进行商业交易和往来媒介的独特语言。是广州口岸在早期对外交往中产生的，这种奇特语言的产生是很自然的，当时，就是依靠这种奇特的语言，来实现更多中外贸易的。

亨特在书中说，他到广州以后的许多年里，外国侨民中懂中文的只有3人——马礼逊博士；现在的德庇时爵士，他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商馆的一位主任；还有一位美国人，即亨特本人。

学习汉语之难

英国人马礼逊在广州学习汉语过程中，讲述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故事的大概如下：

有天，马礼逊和他的两个中国助手相互学习英语和汉语。对于“希望”这个词，他造了两个例句：一个是“我希望你一切都好”；另一个是“对来世的希望你好”。当他把第一个句子翻译成英语，助手都极有兴趣地学，可我发现他们对第二个句子比较反感。

马礼逊对此非常困惑，并为问他们为什么对现世的事情看得如此重要，而对将来永恒的世界如此轻视。？

我们都知道，自古至今，如果你祝一个人来世如何，就是辱骂或诅咒的意思，中国人当然接受不了。

因此，在西方人看来，学习汉语并非容易的事情。《马礼逊回忆录》中说，学习汉语非常困难：一个中国儿童开始学说母语的时间与英国儿童相同；可是在同样的年纪，一个中国儿童学写母语，不像英国或法国儿童学写字那么容易。因此一个英国人想要学会说、读、写汉语就更困难了，汉语比我所知道的任何语言都难学，因为它的形式和性质完全不同于其他语言。

尽管如此，对于这个当时的这个英国传教士，仍怀着极大的热情学习汉语。《马礼逊回忆录》回忆录中，通过马礼逊本人的信件，详细记录了他学习汉语的细节：

中国人教英国人写字时所采用的方法，和中国儿童学写字的方法相同：在一页汉字上覆上一页他们的白纸,从白纸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下面汉字的每一个笔画，然后用一把小毛刷或是在管子里装着硬毛制成的笔与纸呈垂直状，反复小心地描写字的每一个线条，直到熟悉、会写为止。

我们看一下，这不就是我们现在依旧使用的“汉字临摹”吗？时至今日，一些儿童学习书写汉字，也还是用这种古老而实用的方法。

因传教作为动力，马礼逊偷偷摸摸、孜孜不倦的学习汉语，他编辑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英汉字典——《华英字典》，第一个把《圣经》译成中文，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