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757年开始，粤海关独口通商的制度便确立下来，一直持续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历时83年之久。在此期间，清朝政府通过“广州十三行”等行商来管理洋商、洋人。

那么，对于清朝政府或粤海关，是依据什么制度或规定通过“行商”来约束西洋人的呢？我们今天来看看，外国人怎么笔下的清朝规定。

清朝八项规章

“清朝地方当局为了特别管理和控制这些来自远方的不同人，制定了八项规章。这些规章始自1760年开始，回想起来觉得很奇怪。这些条文一直没有被废止，一直被认为有效。在1810年修订之后，又在1819年由嘉庆皇帝颁发一道谕令加以重申......”

这是当时在广州洋行工作的美国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的一段记载，里面提到了清朝政府为了管理外国人，制定的“八项规章”。

对于这些“八项”规章，不仅美国人亨特感觉有些奇怪并做了记载，而同样在当时的清朝海关工作的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也做了这样的记载：

1840年3月8日，粤海关部颁给行商一道谕帖，其中载有一件总督的咨文，且是经过上奏并钦奉御批照准的规定。这些规定重申了旧有的章程，并对管理外国人和防止走私的，进一步提出了更加严格的命令，章程共计八条......

上述两位外国人记载的“八项规章”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广东通史》记载，两广总督李侍尧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提出《防范外夷规条》，对外商在广州的贸易活动进行严格限制，在此之前，粤海关虽有《稽查管束夷人条约》，但它仅是广东地方政府公布的“文檄”而非中央颁布的“定例”。因此，《防范外夷规条》成为清政府第一个管理来华外商的正式章程。

事实上，清朝政府、粤海关对管理外国人的条例，经过多次颁布、修改，或者多次重申，出现了多个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版本，时间跨度上超过了80多年。因此，我们对比清朝颁布的规章和上述两位外国人提出到八条章程，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八项内容：

一是兵船不得驶入虎门，必须停泊外洋；二是妇女、枪炮等武器不得带入商馆；三是引水、买办必须登记并有执照；四是限制商馆雇佣人员数量。五是外国人不能随意在省河或城内游乐；六是西洋人不得直接向官府呈递禀帖；七是行商不得拖欠夷人债款；八是抵达商船，不得在口外游荡，必须直接驶入黄埔等。

对于上述八项内容，不同的史料和书籍，有不同的记载，其中包括了粤海关及广州地方政府多次重申的内容，如果有细心的读者发现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可以随时交流。

对八项规章的看法

当时的清朝政府及粤海关，为什么颁布规范洋人的规章，并多次补充或重申呢？归根结底，清朝政府的目的和出发点有三条：一是不准百姓随便与洋人接触；二是要求洋人遵守相关规定，加强对其行为的约束；三是保障贸易和税收。

说白了，对于清朝政府来说，前两个目的是首要的，而贸易和税收并不是最重要的。对此，我们来看看外国人怎么说的呢？

“所有来广州的外国人，从到达的第一天起，就被认为他们的任务只是做生意。英国人和荷兰人在17世纪前半期出现在广州，相继而来的是丹麦人、瑞典人和奥地利人”。这是《广州“番鬼”录》的作者亨特根据他的观察所做的记载，说明了清朝官员，就是希望他们与中国只有生意往来，而不可以有其他更多交流。

亨特还说，在当时的广州当地居民看来，在这些不同国籍的人中间，荷兰人的头发是红色的，中国人爱开玩笑地称之为“红毛番”，以后又把这一称呼用之于所有的外国人。而作者的书名中“番鬼”，也是当地人对外国人的一种称呼。时至今日，广东人有时候称外国人为“鬼佬”，或许与此有关。

对于清朝的这些规定，当时商馆里的中国员工，也是非常反对的。

例如，美国人马仕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说：清朝政府原来的章程，现在用一道新的命令重新发布一次，在那些与外国商馆有关系的中国人当中，倒引起了相当大的波动。在命令发布后的几天之内，附属于各商馆的舢板上的水手们都纷纷地逃走了，许多职员也失踪了。马士特别强调，中国人之所以逃离，就是躲避清朝政府跟他们算账。

对于清朝颁布的这些规定，《广东通史》中又是怎么记载和评价的呢？

“如果说清政府制订《防范夷人章程》，对来华外商的活动实施严密的管制与约束，是为了国防安全，防止外来势力侵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这项措施毕竟是清政府闭关锁国、重农抑商基本国策的产物。”

这是《广东通史》对清朝这些管理规定的看法，而且，还直言不讳地指出：清朝政府颁布这些规章，根本目的在于巩固国防、保民护商，而在“严防民夷相交结”，以免危及清王朝的统治。

由此可见，清朝“严防民夷相交结”永远是第一位的，至于贸易和税收反而是次要的。

事实上，我们现在再看看清朝的这些规章，确实有些哭笑不得。本来，中国和西方进行公平合理的贸易，可以促进彼此的经济发展，但清朝统治者朝墨守成规、愚昧无知，过分地限制外商活动，妨碍了正常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自外于世界，日益落伍，贻害匪浅。

八项规章的执行情况

“对于这些规章，时常有一个行商的通事将八项规章带到商馆中来，向外国人宣读......其中有些规定，外国侨民已不再遵守，尤其是那些关于去花园、河南寺以及在河上划船各条；至于妇女不准进入商馆一条，在1830年就曾受到违犯......”可以说，如果发生不遵守这些规章的主要条款的事件，主要受害者自然首先是行商。

根据清朝颁发的规定：“外国人等不得私带我国妇女进入广州，胆敢故犯，立即停止通商，并将此等妇女强制送还澳门。同时，如关税之巡查哨兵，发现夷人带此等妇女进城，须即时拦阻，或将其送回，并报告炮台，勿使偷人。”

在如此严格规定的情况下，如果外国妇女进入广州，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美国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他还专门讲述了一个“番妇”来广州的故事：

他在书中说，1830年是外国人在广州生活史中前所未有的一年，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几位英国和美国妇女，未经允许，悄悄从澳门来到商馆。

当时，中国人称呼她们为“番鬼婆”，她们是商馆主任的妻子盼师夫人，还有罗宾逊夫人等。但盼师夫人是她们当中最美丽的一个，她穿戴的全是真正的伦敦时装，当时外国人对此十分欣赏，而中国人则认为“可怕”。

在中国的官员看来，在“天朝”见到外国妇女是一件非常奇异的事，一件从未出现过的事。这对清朝的中国来说，可谓大事，清朝的官员认为是“直接违抗旧有规章”。官员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弄得不知所措，便四处张贴“告示”并通过行商向洋行施加压力：督促这些“番妇”立即离开，一刻也不准停留。

如果外国人不听从安排会怎么办呢？清朝的官员又拿出了当年乾隆皇帝会见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时的陈词，说取消“皇帝对洋人的恩惠”——在清朝官员看来，朝廷允许与洋人做贸易，是一种恩惠，而非为利于双方的普通经济往来。

此事让广州的清朝官员多么恐慌呢？正如美国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讲述的“即使是世界末日，当局亦不会比这更为惊惶”，足见清朝官员对此的态度。

当时的洋行，为了不影响与中国做贸易，几天之后，这些“番鬼婆”们只好快速离去。

当时的清朝官员为什么如此惧怕外国妇女呢？从根本上讲，还是“三从四德”传统思想的作怪，认为外国妇女也应该呆在家里，不应该外出，同时，他们更害怕中国人接触到这些“番妇”，被其教化或同化，因而极力反对他们来中国。

300多年过去了，我们看看当时迂腐的清朝规定，是不是感到有些可笑？可这就是当时真实的历史。我们掩卷长叹，既不能否认当时广州十三行在清朝对外贸易中的重大作用，也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和吸取教训，不断提升和改进我们的各项工作。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