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初，二十四卷本《陈平原文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3月22日，《陈平原文集》出版暨现代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召开。会场名师云集，来自国内外近40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资深学者参会并发言。

本文刊发北大中文系温儒敏教授的发言及商务印书馆编辑倪咏娟的编辑手记，以飨读者。

◎温儒敏

（北大中文系教授）

一篇论文

奠定稳实的治学根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某一天，广州中山大学一个讲堂里挤满了学生，著名的文学史家王瑶先生正在演讲。其中有一位潮汕籍学生凝神听讲，可是总听不清讲些什么，因为王瑶先生的山西口音很重。但这位青年还是被王瑶先生的“气场”给征服了，决定要报考王瑶先生的博士生。

这位青年就是陈平原。

陈平原绝顶聪明，投石问路，把自己写的一篇关于许地山的研究论文寄给北大的钱理群。钱理群是热心人，看了陈平原的论文，拍案叫好，就转给王瑶，建议王瑶先生招收陈平原读博士。经过考试，陈平原确实很优秀，就被录取了。那是1984年秋，陈平原如愿考入北大，我那时已经是北大的讲师，也参加考试，平原和我二人就成为中文系的首届博士生。

那时的博士生学习主要是自己读书，和老师交流。陈平原有很强的专业敏感，总能抓到新鲜而又适合自己的题目。当现代文学这个学科刚刚拨乱反正，恢复元气之时，他的眼光就转到清末民初，试图突破当时有定论的“现代文学三十年”框架。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以1898年作为中国小说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起点。他大胆采用当时刚传入的西方叙事学理论，把小说形式的变化与社会文化的转型结合起来，探讨了晚清与“五四”两代作家如何完成从小说叙事模式的变迁。这是颇有创意而且富于成效的研究。也就是这篇论文，奠定了陈平原治学的根基，相当稳实。

也就在平原兄博士论文出版前后，北大严家炎、洪子诚、钱理群等六七位老师申请了一个项目“20世纪中国小说史”，也打算从清末民初一直写到当代，是多卷本。可是集体项目容易成为“和尚挑水”，很难做好，多年过去了，也就只有平原兄写完他负责的第一卷，即清末民初部分，其他几卷都不了了之。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

达到了他本人的治学高峰

八十年代文学研究界在流行“方法热”，并对当时主流的文学史（王瑶先生于唐弢先生的两种现代文学史）进行反思，陈平原也跃跃欲试，要重新擘画现代文学史的写法了。

那段时间，陈平原经常和黄子平到北大南门21楼钱理群的单身宿舍聊天，谈天说地，挥斥方遒。他们聊到文学史的新写法，试图要突破既有的、与革命史完全“对应”的框架，初步拟想新的文学史叙述主线与板块，比如“启蒙”、“感伤”、“融入世界文学”，等等。他们非常兴奋，用小录音机把对谈的内容记录整理，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随后，上海等地也有陈思和、王晓明等提出“重写文学史”，与北京的“三人谈”遥相呼应。

记得“三人谈”发表后，王瑶先生是不满意的，埋怨他们“包揽”了那么多不同类型的文学，梳理出什么启蒙、感伤等文学史特征，唯独遗漏了在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左翼文学与革命文学。

应当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对于当时文学史写作的框架与方法是有很大的启示意义的，而王瑶先生的批评也有其道理。只因为这个新概念仍然比较粗放，缺少可操作性，其后，也始终未见按照“三人谈”思路写成的文学史。但对于陈平原等三人来说，这可是“爆得大名”的一个机会。后来陈平原与老钱、子平结为莫逆之交，也许还会加上在美国的王德威先生，他们彼此相辅相成，成就了很自信且自足的“学术共同体”。

三人中老钱最年长，却比较理想主义，富于激情，点子多；黄子平智慧，更带文学气质；陈平原最年轻，反而沉稳圆融，遇事会拿捏分寸。三人可以说珠联璧合，在学术推进方面风云际会，成就功业。

八九十年代之交，“重写文学史”和“20世纪中国文学”一度消沉，陈平原审时度势，决定往“学院派”务实的理路上转。他和一些好友合作主编人文研究集刊《学人》辑刊，影响也挺大的。而他自己却研究起武侠小说来了。这大概为了呼应当时的“金庸热”，人们希望超离沉闷现实获得某些天马行空的愉悦。虽然《千古文人侠客梦》仍然秉持陈平原用惯了的作品结构类型分析方法，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但也赢得普通读者的关注。

九十年代后期，也许觉得现代文学研究的地盘窄小，人多拥挤，难于施展拳脚，陈平原决定再转向，转到学术史研究。起因是王瑶先生生前有过的构想，希望写一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也和陈平原谈过学术史研究的意义。

陈平原为导师生前未能实现这个写作宏愿而深感遗憾，决定自己来写。他转向学术史研究，也是因为看到当时学界所面临的困境，以及空疏的学风，有自己的反省。他希望通过《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的写作，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确定自己的学术路线。他并没有完全按照王瑶先生原来的设想，对近现代学者做全面论评，这可能工程太大，力有不逮；他是重点选择章太炎和胡适作为评析的个案，凸显“晚清和五四两代学人的‘共谋’，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天地”。

在这本书中，对章太炎学术之路的分析相当精彩，对章太炎所主张的“政学分途”，“求是”基础上“致用”观，以及将史学研究作为切入人事经世途径做法，都有细腻的分析，欣赏的意味浸透纸面。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到陈平原向往的治学理路，以及他对当时学界混沌状态的忧心。陈平原这本书的功力及其所表达的学术思想，都达到了他本人治学的高峰，我看这本书比他其他多种书的影响将更深远。

他的题目往往让同行眼前一亮

陈平原的才志颇高，也很自信，其研究自成一格。他喜欢抓文学史或文化史的“现象”，特别是那些人们司空见惯却未必格外关注的“现象”，然后围绕“现象”收集观察其源流和特征，给予理论上的阐释。这大概也借鉴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写法，那是讲述体，不像一般论文那样讲求逻辑和概念，而重在纲举目张，凸显自己的观点。论题若论涉面太大，难于一网打尽，陈平原的妙法就是“以什么为中心”，侧重个案研究，以点带面。他这种治学撰文的方法现在有很多博士论文在模仿，对于学术训练是有效的，当然，弄不好也可能沦为取巧。

陈平原不属于那种特别专注于某个学科的专家，他志向大，兴趣广，身居学界，却又常顾及当下社会与学术界现状，在做好“主业”小说史与学术史的同时，也用一些精力去回应“热点”问题。他并非凑热闹，赶潮流，还是从自己熟悉的专业“做出去”。他的题目往往让同行眼前一亮。比如，他研究图像、演讲、画报等，及其与文学之关系，就非常好读，一般读者也欢迎，而里子却又有文学与文化变迁的专业思考。包括《图像晚清》《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等，都是首开风气的论作，是畅销书，我也是喜欢读的。

平原兄在文学史、学术史研究领域接连撰写上述多种著作，成为学术“大咖”之后，还经常关注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主持编写《老北大的故事》《中国大学十讲》《大学何为》《文学如何教育》《中文系花开花落》等书，多为演讲访谈之类，既有历史回顾，又有现实批评与思考，对于中国大学教育如何总结经验，改革开放，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陈平原这方面的论著影响之大，并不亚于他其他著作。陈平原是从一个学者的角度对于大学教育进行独立思考的，他的有些理念未必都能付诸实践，但作为一种“观照”，对如何办教育还是可以起到某些制约与启示。

两年前我读到平原兄主编的《潮汕文化读本》，是介绍和普及潮州汕头一带的民俗文化的，用生动的笔触记录和保留了民间文化，非常有意思。可见平原兄年岁渐大，越受思乡的蛊惑，对于家乡和家乡文化的建设，心生热情。

平原兄秉持“政学分途”的理念，从不触及“高压线”，但不妨碍从学人角度做淑世之举。在学术场合，他自信满满，说话直，不绕来绕去说套话。遇到他认为不当或者错误的观点，会当场指出错讹，连说“不对，不对，不对”，然后表明自己的看法一二三。参加各种会议，他也总是写好文稿，有备而来，别出心裁提供新鲜的说法。

平原兄是时代幸运儿，和多数学术前辈与同代学者比起来，他的学术之路顺畅得多。平原的成功取决于聪明与勤奋，以及他夫人夏晓虹的佐助。这对教授伉俪的相辅相成，一加一肯定大于二。

另外，陈平原的学术成长是在八十年代，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他又身处北大，受北大自由、宽容的学风滋润和护佑。在一些关键时刻，陈平原都得到中文系和学校的支持。平原兄的学问成就获益于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

1989年王瑶先生过世后，陈平原写过一篇动情的悼文，题目叫《为人但有真性情》。平原兄也是努力让自己的学术研究具有“人间情怀”的。这从他论述的字里行间常常能感受到，他并非那种做死板学术的专门家。我常感慨现今的中文系缺少“文气”，很多教文学的未见得会写有“文气”的文章。而平原兄才华横溢，他的文字是通达、明快，而又有温度的。他喜欢用类似讲演或者聊天的口吻作文，让人感到亲切。他的许多散文随笔，都是学问家有情趣又接地气的佳品。这同样也体现平原兄所追求的“人间情怀”吧。

一位学人的学思探索与时代留痕

◎倪咏娟

（商务印书馆编辑）

与商务有着十数年的友谊

由商务印书馆来出版陈平原老师的文集，是有些特殊的机缘的。

众所周知，陈老师的著作先前多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三联书店两家出版，相对来说，北大社主攻硬学术，三联书店偏爱软人文。但《陈平原文集》最终花落商务印书馆，却也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因为陈平原老师此前就与商务有着十数年的友谊。

陈老师与商务结缘很早，而其中交往最为深入的一次是2009年起商务开始出版的一套大型原创性经典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为了甄选近现代以来最具学术性和典范性的现代中国学人代表作，商务组建了一个由多学科顶级专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陈平原老师便是其中一位核心专家。在丛书出版的15年来，陈老师不避其烦地参加了每一次书目论证会，热心帮助甄选经典，并具体而微地提出了大量有助于提升学术经典附加值的编校建议。

近几年，陈老师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更为密切。他将自己的思乡之作《故乡潮州》、学术开拓最新力作《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都交付商务出版。此外，商务还出版了陈老师的《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读书是件好玩的事》等书，与陈老师任创所所长的北大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出版其“人文史丛书”等等。

正是有了这些前缘，加之近几年来，商务继《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之后，又陆续推出当代学术名家的整体文集，希望借此展现成长于改革开放时期一批学人的学术成就，而陈平原老师是这一代学人中的杰出代表与标杆性人物，故而《陈平原文集》的出版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

编辑一套文集

功夫下在哪里

《陈平原文集》立项于2021年7月，然后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版权沟通和出版准备。在此要特别感谢几家友社的玉成之谊，使得分散于各社的陈老师代表作有了齐聚的可能。

而与此同时，陈平原老师正就文集的编目，进行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推倒重来。为什么如此纠结，陈老师有过如此说明：“主要是文集规模到底多大，须再三斟酌。首先否定的是大‘文集’，也就是全集的编辑思路，一来本人仍在写作，二来自觉没有必要。主要的摇摆在于，选择中‘文集’还是小‘文集’——后者只收较为成熟的专著，共16卷，那么做固然精粹些，但体现不了‘与时代同行’的精气神。征求多方意见，最后定下来，就用中‘文集’的方案。”（《陈平原教授访谈录：兼及学问、思想与文章》，李浴洋采访）

定下方向后，就文集的整体框架，陈老师在征询了部分学生和编辑部的意见后，选择了先依论题分类，再按时间排列的方式，将24卷本《文集》分为“文学史”（1—5卷）、“学术史”（6—10卷）、“文化史”（11—15卷）、“教育史”（16—20卷）与“散文随笔”（21—24卷）五个部分。

经过慎重的编选，陈老师正式将文集定稿交给了商务。从那一刻起，编辑工作的齿轮真正转动起来了。由于文集规模大，所以几乎编辑部所有同人都披挂上阵。好在陈老师的作品涉猎范围很广，大家总能从中找到自己相对熟悉和感兴趣的领域，甚至不少编辑同人对于陈老师的某部代表作非常熟悉，于是主动请缨担任该卷责编。很快，一套文集化整为零，成为了责编们的“桌上宾”。

编辑一套文集，究竟要在哪里下功夫，需要根据不同的文本基础。由于陈老师此前的著作多由像北大社和三联书店这样有着悠久学术出版传统和严谨编辑风格的出版社所出版，所以书稿的质量都很不错。当然，既然由商务印书馆来出版文集，全部文字也必须依照商务的学术标准，重新做一遍编辑工作。

首先要解决的必然是体例问题。陈老师此前著作虽主要集中于两家出版社，但仍有一些作品来自其他学术甚至非学术出版社。由此，各本书间的体例多不统一。其中最大的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作品，注释规范都没有严格统一的要求，所以陈老师早期的几部作品脚注出处信息在今天看来是不完整，甚至部分也是不准确的。譬如《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就缺失了大量的出处信息。为此陈老师不仅自己重新通读了该卷，还邀请了张丽华、袁一丹两位老师帮忙一起担任该书的校订和增补工作。于是这本陈老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在35年后重新被精细修订、校核了一遍，以更为严谨、更符合当下学术标准的面貌收入了文集的第一卷中。

此外，内容质量的后出转精也是编辑工作的一个重要追求。虽然依照陈老师的想法，文集要尽可能保留作品原来的面貌，尤其是早期作品，不强作观点上的修修补补。但一些具有客观性的内容，仍是需要修订的。如今回头翻看责编们递交给陈老师请求答疑解惑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引文和专名的核证和确认。这也很容易理解，客观上由于受限于当时的检索手段，从今日看来，原书在引文、书名等方面仍有可进一步完善之处。

整个编辑工作大约从2022年3、4月开始，6月陆续发稿，至2023年9月完成了最后一本书的付型，共经历了约一年半时间。这个速度，对于一套大型学人文集而言，是异乎寻常的。文集付型之后，编辑部对文集又做了一次整体性通查，加上为了确定封面设计而与陈老师进行的反复沟通，对于布面材料的多方搜寻，以及多次的试打样。在一点点完成了各种拼图之后，文集最终于2023年10月下厂，12月底完成装箱入库，赶在2024年作为一份厚重的新年献礼正式上市。

我们的切身感受

面对这一份硕果累累的学人文集，无论是作为一名参与者，还是一名近水楼台先览月的读者，我们都有着许多深切的感受。

首先，这24卷的大部头，每一卷都是或具高水平学术含量，或显人间情怀的代表作品，会让人近距离感受到陈平原教授异于常人的勤奋。文集所收录的44部代表作品的初版时间，从第一部出版于1987年的《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到最新一部20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声的中国》，36年间，44部代表作品，这意味着，平均每年都有一到两本新著面世。这是令人叹服的精力和成就，陈老师在这一路的学术旅程中真正做到了笔耕不辍、著作等身。

尤其令人钦佩的是，我们还在文集中感受到了一种坚持开辟新领域、在多元视野中拓展学科疆域的不懈努力。曾有媒体称陈老师是一位“发凡起例”“但开风气”的学人，当我们将他的代表作汇总在一起时，便更能深刻地体会到这一意味。当然，他的这一研究特点，和他所身处的时代、所面临的时代机缘是密不可分的。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来人文学术的演变，陈平原老师的学术历程可以说是一份生动的时代证言。

《陈平原文集》的出版，对于陈老师而言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同时，文集的出版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那个春风拂面的改革年代的一次回望，并且提供了一份特别的见证。陈平原教授所代表的这一代学人，由于特殊的时代经历，用他们别样的生命体验，汇成了对于学问独特的思考和探索，这是一份珍贵的时代留痕，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必将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