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本·白图泰是中世纪阿拉伯伟大的旅行家，中阿文化交流的使者。20岁左右，他出发去麦加朝觐，从此踏上了一条长达75,000英里的旅途，经过了现在44个国家的国土，写下了著名的《伊本.白图泰游记》。

根据华文出版社出版的《伊本.白图泰游记》介绍，伊本·白图泰以印度素丹的使节身份于1346年（元顺帝至正六年)来到中国泉州，继去广州、杭州及元大都（北京）等地游历，考察了中国民情风俗。我们今天来看看，《伊本.白图泰游记》对穗城等地的见闻与记录。

到达中国的见闻与误解

元代的中国广州、泉州等都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港口，是当时世界上繁华的大都市；而长三角、珠三角等江河两岸的城市、乡村，都是当时中国比较繁华、富裕的区域。

伊本.白图泰于1346年到达中国后，游历和考察过这些区域。他先后访问过泉州、广州、杭州等城市，考察中国的风土民情，他这样描述看到的情景：

中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各种水果、五谷、黄金、白银，皆是世界各地无法与之比拟的。中国境内有一大河横贯其间，叫作艾布哈亚，意思是生命之水。这条河在中国中部的流程长达六个月，终点至中国的穗城。沿河都是村舍、田禾、花园和市场，较埃及之尼罗河，则人烟更加稠密。

可以说，伊本·白图泰游记中描述的繁华社会，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但是，他在上述游记中的“大河”，指的是长江、珠江还是黄河？我们不能确定，但他显然是混淆了中国境内三大河流——长江、珠江和黄河概念。如果是流入穗城，应指的是珠江，如果是“横贯中国中部”，则应该是长江或黄河。

尽管如此，不影响《伊本.白图泰游记》的历史价值，这本书在研究印度、中亚、西亚、非洲的历史、民族、宗教、民俗、地理等方面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名著。

穗城制造的瓷器

伊本·白图泰在中国旅行过程中，中国产的瓷器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游记中，多处提到了“中国瓷器”。

他说“至于中国瓷器，则只在刺桐和穗城制造。系取用当地山中泥土，像烧制木炭一样燃火烧制。”他在游记中还详细描述了制作瓷器方法。

至于他在具体什么地方看到了烧制陶瓷，游记中没有记载，我们也难以考证。当时佛山生产陶瓷的历史悠久，尤其到了宋元年代，更是出产各种陶瓷，伊本·白图泰或许还游历过佛山，在周围到了陶瓷的生产过程，才详细记录了陶瓷的生产构成。

对于当时的广州，给伊本·白图泰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游记中说：“穗城是一大城市，街市美观，最大的街市是瓷器市，由此运往中国各地和印度、也门。”

他还说，瓷器价格在当时的中国，如同陶器在摩洛哥一样便宜。但他强调，当时中国的瓷器是最美好的，运销到印度、摩洛哥等。

广州作为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城市，街区众多，其中包括了繁华的瓷器市场，至于当时广州“最大的街市是瓷器市”的说法，是否可信呢？根据198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简明广东史》记载，元代的时候，“广州最大的工场是陶瓷工场，设有专用仓库和码头”。伊本·白图泰记录的瓷器街市，是否为“陶瓷工场”，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考证。

对贸易船只的管理

或许由于伊本·白图泰乘船从港口进入中国的缘故，他对元代中国广州、泉州等港口的管理，在游记中进行了详细记载。

他写到：“中国的律例是一只艟克如要出海，船舶管理率其录事登船，将同船出发的弓箭手、仆役和水手一一登记，才准拔锚出发。”

他还记录了船从海外归来时，船舶管理的官员要再行上船，根据原登记名册查对人数，如有不符实际情况的，要进行追查，严重不符的要进行法办，当时的官吏还要对所申报货物巡视检查，如发现隐藏不报者，甚至将船上的货物一概充公。

他描述的情况，是否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呢？翻阅相关海上贸易的史料，我们知道，自唐朝开始，朝廷在广州、泉州等重要港口，设立了“市舶司”，类似现在的海关机构，专门管理对外贸易。

元代的时候，朝廷先后在广州、杭州、庆元、泉州等设置了市舶司，该机构主要职责是给出海船只核发贸易的凭证，对准许出海的船舶进行检查，察看有无挟违禁之物；船舶回港还要检查、核实、收税等，可见，伊本·白图泰的描述符合当时情况。当然，他大量细节性描述，为研究当时海上贸易，提供了详实资料，凸显了游记的价值，丰富了我国海上贸易的史料。

对商旅的保护

伊本·白图泰在中国旅行过程中，感受到了安全性和便利性，他在游记中强调“对商旅说来，中国地区是最安全最美好的地区。一个单身旅客，虽携带大量财物，行程九个月也尽可放心。”

在游记中，记载了他在国内游历的细节：他说每一投宿处都设有旅店，有官吏率一批骑步兵驻扎。傍晚或天黑后，官吏安排人员来旅店，登记旅客姓名，加盖印章后店门关闭；第二天再来旅店进行点名查对，派人送往下站，他还特地强调“自穗城至汗八里各旅站亦皆如此。”

伊本·白图泰作为当时的外国使节，在旅行过程中，上述记载的官方保护、管理下“旅店”，是不是当时的驿站呢？

据《元史》所载，全国各地设立了1400多处官方运营的“驿站”，负责运输官方的文书和物资等。他在从杭州到广州时，专门说“我要求主管派人陪我去中国穗城，那里也叫作秦克兰”。以此看出，他以“印度素丹的使节身份”，向官府提出要求，应该是官府安排了他的旅行。从这个角度判断，当时他住的应是当时元朝驿站，在官方保护和安排下，完成了他的旅行。

如果不是有使节的身份，作为普通民众或旅行者，就未必能受到官方保护和接送的待遇了。

对使用纸币的记载

伊本·白图泰在游历杭州、广州期间，详细观察和记录了当时的贸易情况。比如，他细致的描述到“他们交易时却使用一种纸币，每纸大如手掌，盖有素丹的印玺。”

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汉代的白鹿皮币可以视为纸币的滥筋，唐代有“飞钱”，宋代则有“交子”、“会子”，它们都可以说是纸币的前身。但真正使用纸币作为全国范围的通货，开始于元代。

据《元史》记载，元初即已印行“中统钞”（有金本位和银本位两种)，

这些纸币，是当时的法定货币。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记载的纸币，符合当时实际情况。

对广州慈善机构的记载

202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广府慈善文化拼图》一书中，详细讲述了“古代广府慈善文化”，其中，引用了《伊本.白图泰》对广州慈善文化的观察和记载：

城中央有一座九门大庙，每一门内设有圆柱和台凳，供居住者坐息。第二与第三门之间有一地方，内有房屋多间，供盲人、残废者居住，并享受庙内供应的生活费和衣服。其他各门之间亦有类似的设备。庙内设有看病的医院和做饭的厨房，其中医生、仆役很多。据说，凡无力谋生的老人皆可向庙里申请生活费和衣物。一无所有的孤儿寡妇亦可申请。

依据《广府慈善文化拼图》介绍，早在宋代，提举刘镇孙在广州威远门内（今海珠北路）设立寿安院，收治贫病无依者。但到了元代，广州有哪些慈善或医疗机构呢？众多学者、研究机构则是引用上述伊本.白图泰的记载，但其提到的“九门大庙”指的元代哪家慈善机构？游记中也没有详细说明，需要从浩瀚的历史资料中进一步考证。

伊本·白图泰作为著名的旅行家，也是中阿文化交流使者，得到了我国多个国家领导人的首肯，在重要外交活动中，都提到了这位旅行家。

例如，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访问摩洛哥，哈桑二世国王在致欢迎辞时，特地提到了曾访问过中国的伊本·白图泰。再如，1998年12月，中摩建交40周年，摩洛哥首相率团访华，江泽民主席会见尤素菲首相时说，他读过《伊本·白图泰游记》，知道这位大旅行家。

如果你有兴趣了解上述更多相关情况，可以阅读华文出版社出版的《伊本.白图泰游记》。

附：董兴宝个人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