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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祝勇:大多数人忽略了故宫带着“博物院”
来源:羊城晚报 云上岭南 发表时间:2023-08-29 09:37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陈一典  

古树参天,渔村悠悠,炊烟袅袅,潮起潮落,这里是珠海东澳岛。5月,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作为综艺节目《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的飞行嘉宾来到岛上的公益“岛屿书屋”,与余华、苏童、程永新等一众文坛大家畅谈写书人的心路历程,多维度地呈现读书感悟。节目中,作家们将话题聚焦到方言文学之于电视剧的价值。祝勇这位土生土长的沈阳人在海边与作家叶子现场演绎了一段时下东北热剧《漫长的季节》当中的对白,引出了“人生的悲悯通过东北幽默的方式表达,将巨量体现东北文学生活下的坚毅”的看法。8月,祝勇又来到了珠海。

是故宫,更是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有大小宫殿七十多座,房屋九千余间。紫禁城内随意一棵古树,都目睹了世事的兴衰。漫步在红墙金瓦间,朱墙宫深处,祝勇的故事从这里展开。

2003年,彼时的祝勇只是一位典型的北京文青,这座皇家都城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吸引力,他特别想写点什么,于是他的第一篇故宫文学《旧宫殿》应运而生。“如果你不进入权力系统。宫殿只是你视线中的风景;如果你对皇权发出挑战,那被残阳照亮的血色宫殿便时刻质问你,你所准备的勇气牺牲是否足够。”祝勇说道,“当时世界上很多国家重要的地标性建筑都有文学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巴黎圣母院》,但故宫没有。我不想用中国历史小说惯常的套路去写它,而是想注入一些个人的实验和尝试。”祝勇写故宫常采用多角度叙事:叙述者,主人公,隐含作者等多个维度。时而置身历史,站在人物视角看待世界;时而俯瞰历史,变换为无所不知的叙述者;时而又跳出历史、跳出文本,反思事件。将前朝与当下、历史与现实、皇帝与平民、杀戮者与逃亡者、作者与文本全部糅合交织于叙述中,全方位地为读者展现故宫世界。如同紫禁城的建造格局一样,《旧宫殿》采用中轴对称的建筑结构,借小说虚构描述宫廷斗争,用史家实录记述诸建筑细节,以议论说理批判暴力极权。他匠心独运的叙事艺术和苍凉悲壮的文字抒写给予他构建的“纸上故宫”深厚的美学魅力。

365天,故宫永远人山人海。“人们来故宫只看到‘宫’,却鲜有人意识到故宫后面还跟着‘博物院’三个字,可能是受近几年宫斗剧的影响。”他笑谈,“故宫里面一共有180万余件文物,在这些具体的器物之中,存在着宏大的历史背景。我在写故宫的著作中不是孤立地讲具体的文物,而是落在人的身上。每一件物的背后都是人,人虽已逝,但他的气息生命还停留在物上,我们要通过有形的东西看到背后无形的人的精神。”祝勇自己也算不清楚,自己为故宫写了多少万字了。自2011年始,他待在这六百年历史的大宫殿的边上,以一个学者、一个作家的姿势,看了数年。祝勇在这故宫的喧嚣中,日复一日地进行着自己的书写,这时候,故宫于他又是宁静的。作为一个沈阳人,他或许也没有想到,自己走着走着,就从“盛京”走到了“帝京”,又走进了紫禁城。

唐代女性大胆表达自我

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件陶彩绘女俑。她头梳抛家髻,亦叫“鬅鬓”或者“凤头”,面施红粉,蚕眉细目,小口施朱,五官紧密地团结在面部的中央,身穿长裙,两手拢袖于胸前,大腹便便,一副悠闲的模样。中华文明中既有父性的阳刚,也不失母性的阴柔,既有张,也有弛。如果说汉代是以男人为主角,“马踏匈奴”这些超级石雕代表了这个朝代的刚性气质,那么唐代最突出的便是陶彩绘女俑这样女性的丰满形象。

“这件唐代陶彩绘女俑,代表着大唐帝国的妖娆风格。那个时代的中国,宽阔而不嚣张,妖娆而不轻佻,这样的时代气质,落实在彩绘女俑的脸上,使她的微笑,含而不露、充满自信。这份悠然与自信,也在张萱、周昉这些著名画家的画卷上得到了充分的表达。”祝勇说道。

唐代画家张萱的画作《虢国夫人游春图》再现了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的三姐虢国夫人及其眷从盛装出游,“道路为(之)耻骇”的场景。“画中所绘的唐代女性骑着高头大马招摇过市,非常高调地去展露自己的身姿。”祝勇介绍道,“唐代是一个强调法度的朝代,规则被颜真卿、欧阳询一丝不苟地落实在横平竖直的唐楷里。但另一方面似乎所有的规矩都可以被冲破,所有的试探都会受到怂恿,张旭、怀素的狂草,就是在法度之上长啸而起,从规矩的牢笼中向自由狂奔。唐代的文化,在来自两个方向的冲突中,阴阳互补。”唐朝的女人就这样盛装骑在马上,而不是坐在马车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那副傲然的模样在其他朝代中绝难看到。

访谈实录

羊城晚报记者:您今年两次来到珠海,珠海这座城市在您眼中的印象如何?

祝勇:珠海是一座令人心旷神怡的城市,每次来都让我感到非常喜欢。它不仅有人文气息,还依山傍海,规划良好,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我在东澳岛录制节目的时候,作家们在海边一边吹着晚风,一边交流写作感受的场面让我感到非常难得和珍贵。我也期待能够再次来到珠海这座美丽的城市,与读者们见面并分享我的写作心得和感受。

羊城晚报记者:除了作家的身份,您还是一位纪录片制作人。在您心目中如何看待这两重身份?

祝勇:总的来说,写书和拍摄纪录片是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它们各有优势和特点,但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展现事物的魅力和价值。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喜欢这两种表达方式带来的不同体验和感受。同时,两种方式也相互影响和激励着我。我在书中尽量讲故事,注重叙事的细节和情感表达;而在纪录片中,我也会借助一些技术手段来增强视觉效果和叙述的节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