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接近一度非常重要的定居点——黄埔港。在从前，它在东方的政治生活和商业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早在1841年的鸦片战争和设立通商口岸的时候，这是外国船只被允许进入中国内地的开始，此后，黄埔港成为一个连接广州和欧洲贸易往来的通道。”

这是美国旅行家约翰·斯塔德在游历了中国后所著《1897年的中国》中的一段话，在他看来，广州的黄埔古港，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是连接广州和欧洲贸易往来的通道。

宋代以后，黄埔古港就在海外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见证，明清以后逐步发展成为广州对外贸易的外港。

1685年，清政府设粤海关，凡外国商船来广州，须在澳门领取牌照，由引水员导入黄埔村停泊并开仓验货，再由驳船接入广州城。历史上先后有美国“中国皇后号”和瑞典“哥德堡号”等多个国家的商船途经这里，进入国内开展贸易。

正因为如此，不少到广州访问的外国人，对黄埔古港及周边景色留下了深刻印象。

清代外贸港口

“广州自明末以来一直是我国最重要的中西贸易口岸。1757年又成为唯一的中西贸易口岸。在清政府的广州封建外贸体制之下，粤海关负责征收关税并管理行商，行商负责与外商贸易并管理约束外商，黄埔被指定为外国商船的碇泊所。”

这是在广州美商旗昌洋行工作的美国人亨特，在其著作《广州“番鬼”录》中的一段记载。他说，清朝皇帝雍正于1745年下令全部对外贸易只限于广州口岸——通称为黄埔港。

在广州“一口通商”期间，黄埔古港的位置非常重要和特殊。对此，美国医生、传教士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24—1901)编撰的《清代广州旅本》中也说：

“黄埔村距离广州大约12英里，这里的地理位置曾经比较重要，外国船只不许越过黄埔继续前往广州。在1842年通商口岸开放之前，可以说大清所有的外贸交易实际上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关于黄埔古港繁华的情景，英国学者马克曼·埃利斯、理查德·库尔顿、马修.莫格在《茶叶帝国：征服世界的亚洲树叶》一书中介绍了一幅名为《黄埔帆影》的油画：

“鸦片战争结束，新的开放的中国贸易开始了，广州依然处于中心位置。约1850年，有一位名叫‘煜呱’的中国画家画了一幅名为《黄埔帆影》的油画。该画描绘了黄埔商港繁忙的场景，记录了以广州为核心的国际茶叶贸易的全盛时期。”

画面上至少有15艘到访的东印度商船，此外还有很多有平底帆船船桅的中国船只。从到访船只桅杆上悬挂的旗帜可以看出所属国家：美国、法国，当然还有英国。这些船只的东家目前已不是东印度公司。

古港印象

“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比公司船队集结在黄埔那种景象更好看。”这是《广州“番鬼”录》中的描述，该书写道：“各船的进口货已起卸完毕，每艘船排成优美的行列，等待装运茶叶。那些巨大的船只，不是今天的飞剪船的式样，而是后部宽阔，船舷隆起，船头宽圆。船上各物整洁，秩序井然......”

在这位美国人的笔下，清代的黄埔古港，是一个住有好几千人的市镇。这里的人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外国船运有关，做着买办、装卸工、铁匠等活计。

比亨特更早到达广州的瑞典人彼得·奥斯贝克，于1752年在其著作《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中也描述了黄埔古港附近的景色：

“我们抵达黄埔时，看到右边有一大片稻田。稻子在这个国家中是最普遍的谷物。这块田靠近河边的部分被一条渠沟分开，通向一座货舱，也就是供英国、瑞典和丹麦船只用的库房。”

记载黄埔古港周围景色的还有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成员爱尼斯·安德逊，他在《在大清帝国的航行》中提到：“黄埔是各种船只停泊之所。这是一个甚为美丽、人口众多的村庄，离广州约十八英里。房屋是铅色砖砌，优美的树木衬在屋宇之间。”

“经过8个小时的愉快旅行，我们乘坐轮船从香港到了中国的巴黎——广州。”这是清朝末期，美国传教士怀礼在《一个传教士眼中的晚清社会》中描述了黄埔古港周围美丽的景色：

“黄埔位于船只停泊地北部的一个岛上，从山上看景色非常美丽。黄埔的对面是丹麦岛，是一个小而多石的小岛，早先在港口去世的海员就埋在这里。从黄埔到广州一带流域的景色非常美丽。山上的耕田是以中国特有的方式——梯田呈现在我们面前，一直延续到山腰......这一切构成一幅惹人注目的美景。”

黄埔古港周围的美丽景色，也被当时美国的重要媒体报道。在《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1854-1911）》一书中，选载《纽约时报》刊登的文章这样描述：

“黄埔镇是航运的起点，中外所有船只都在此装卸货物。来自世界各地的四五十艘船只汇集于此，自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贸易市场......我们继续逆流而上，缓缓航行。凭栏远望，河岸上是青青的菜地，繁密的树林和一个接一个的村庄，以及一座座高耸的宝塔。秀丽的风景在正午明亮的阳光中扑面而来，又渐渐远去，令人赏心悦目，无限欣喜。”

重要贸易事件

在黄埔古港，发生了中国对外贸易史上的重要事件。

比如，中国杰出的会计学家潘序伦在著作《美国对华贸易史》(1784—1923)中说：“1784年，由纽约商人装备的、开创新纪元的轮船‘中国皇后号’首次到达中国，西洋参是其装载的主要货物。”

事实上，美国这艘船在黄埔港的这次远航可以说非常顺利。航务代理人山茂召在其日记中写道：“中国人对我们非常宽容，他们把我们称为新朋友。我们利用地图向他们介绍我们国家现有人口和日益增长的人口情况时，他们对其产品可能有如此之大的市场这一前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美国人卖掉了西洋参，换回了一船茶叶和各种中国货。“中国皇后号”的航行以1785年5月10日安全返回纽约结束。这次航行的净利润估计达30727美元，投资回报率约为25%。

再如，根据美国人埃米莉·埃里克松在《垄断与自由贸易之间-英国东印度公司1600-1757》一书中记载：“168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首次抵达黄埔港，并定期往返直到其垄断特权终止。1690年到1748年之间，每年大约有3—4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入港贸易，1748年增至每年9—10艘,并在接下来的30年里稳步增长至20艘。1775年到1786年是一段停顿期。”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英国或欧洲来的船只，并非只从事“西洋参”或其他常规货物的贸易，而是携带或走私鸦片。正如1877-1907年曾在清朝中国海关工作的美国人马仕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说：“装载鸦片的船只，通常都是把鸦片继续留在船上并且运到黄埔。”

最后，讲述一个有意思的记载。1860年来华的英国军医查尔斯·亚历山大·戈登(Charles Alexander Gordon,1820-1899)所著《一个英国军医的中国观察实录》中这样说：

“多年来我们对黄埔没有海运，英国的水手们长期在当地得到牛肉供应，久而久之，养牛屠宰已经成了黄埔的一项常规业务，而如今，不管是香港还是广州，我们军队的牛肉配给都来自黄埔。”

当时的广州黄埔养牛屠宰业果真如此发达吗？毕竟，在我国古代漫长的历史上，有禁止屠宰耕牛的规定。是为了满足欧洲人食用牛肉的需求，而在黄埔产生了这个行业吗？可惜，这个问题目前尚无法找到国内的史料佐证。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