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除了寺庙与佛塔，规模堪比纪念碑的建筑就是它了。这些当铺如此之大，让人以为所有村庄的居民都习惯把他们的东西拿去典当，因此，这里也出现了信用生活。这也意味着这些典当机构，可以作为非质押品的存库。

这是德国《法兰克福报》记者保罗·戈德曼，来到中国采访写下的《1898年的夏日：一个德国记者的中国观察》一书中“虎门印象”的描述，谈到了他看到的广东“典当行”的情景。

广东历史上，典当行业的定位和发展情况如何呢？外国人又是如何看待它的呢？

古代典当行啥样？

晚清时期，一些到过广东的外国人，认真观察了典当行并留下了详细的记载。

美国工程师柏生士1898年至1899年间，带领团队，勘探粤汉铁路线，留下了《一位美国工程师的中国行纪》，他在湖南和广东交界处的一个繁荣小镇上，观察到了一个当铺情景：

尽管中国各地都有当铺，但这些独幢建筑却格外受到广东人的青睐。这种砖石结构的巨大方形塔楼，每边宽60-80英尺，高100英尺或以上，外观相当雄伟。这种建筑与其说是格外实用，以盈利为目标的当铺，倒不如说是那种会使人联想起周围聚集着矮小房屋的古老封建城堡。

该书中还介绍，当时的当铺充分考虑了“防火、防盗”：结构和形状的设计均出于防护目的，所用的建筑材料都能防火，而塔楼的坚固程度、高度和极少的门窗，对于盗贼要实施成功的袭击来说都构成了巨大的障碍。当然，对于当铺内的情景，该书中也有介绍：塔楼内有许多层面，被抵押的物件经过简要的编目后被小心地存放在那里。

《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1854-1911）》一书中，讲述了纽约时报刊载的中国当铺情景：在大清国乡村有一个很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典当楼。当时的美国记者还参观了广州的一个当铺，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些典当铺的生意非常兴隆，其规范、准确和高效的经营秩序无与伦比。铺子里的职员们在忙于写着什么、工友们在忙于检收包裹和贴标签，仆人们则在忙于寻找人们要取回的东西并分发给他们，会计口里正报着那些典押品的典押价值，而出纳员则正在柜台上有条不紊、从容快捷地付钱。

这位美国记者在清朝一位“绅士”带领下，有幸从账房穿过一道重重铁门去参观保险库：这是一间用铁板做成的巨大隔间，铁板从地面一直矗立到顶棚那么高，既防盗又防火，所有贵重物品就存放在里面。这个铁隔间四周都是包裹，它们用绳子捆扎起来，上面贴有标签，叠放得整整齐齐，当人们要提取这些什物中的任何一件时，职员们马上就能找到它。

对于当时的大型当铺而言，这种管理和运作模式已经非常成熟了，他们的“保险库”类似于现代银行的“金库”，只是，里面不只存放金银，还放着各种的“当品”。

典当行的起源及发展

上述广东的典当行，在清代的时候已经很发达了。那么，对于广东或当时的国内的典当行，又起源于什么时候呢？

对于这个问题，尽管存在争议，但专家、学者普遍认为起源于南北朝时期，对此，中国货币历史权威专家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这样说：

南朝寺院在中国信用史上有特殊的意义,它是典当的创办者。典当是中国最早的信用机构，对人民供给抵押信用。我们虽不能证明典质是寺庙创办的，但最早的两家典质都是寺庙。

在我国典当起源于“寺庙”这一点上，中西方都有类似的过程。在佛教盛行的南北朝，自然认为典质是以救济贫民为目的。而欧洲在中世纪后期，教会从事信用业务。基督教表面上反对放款取利，但教会人员暗地里从事各种各样的放款。有谷物放款，有牲畜放款，有货币放款。他们也是打着慈善的招牌，说这些放款使穷人能得到低利的信用。

到了唐代，典当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陈雨露、杨忠恕编撰的《中国是部金融史》中说玄宗年间，大唐帝国已经有了当铺，例如，《李娃传》中的郑公子落难时，以自身携带物品在当铺里典当，求得赖以生存的铜钱。

知名德国汉学家迪特·库恩在《哈佛中国史-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中说：宋代中国经济中的借贷现象比中世纪欧洲更加广泛，在中国，高利率是很平常的。宋代的典当行放债人被允许开出月息4%的利息，而政府放贷的利息为月息5%。

该书还说，宋代的佛寺，其从事的经济活动极为广泛——经营油坊、水磨坊、当铺和客栈。佛寺还拥有土地，分块出租给佃农耕种。看来，在中国的历史上，典当行与“寺庙”的关系十分密切。

典当行不仅在国内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行业，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古老的行业。比如，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著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中说，公元前 1776 年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他所有法典都以明确的法律术语规定了男人相对于女人的优越地位，为了还债，丈夫可以典当或出卖他妻子和孩子，仿佛他们仅仅是普通物品一样。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已有类似典当的商业活动。当时的神庙是重要场所，人们会将贵重物品抵押给神庙，以此换取资金或物资支持。15 世纪后，教会对典当业从抵制转向支持，典当业在欧洲进一步繁荣。但在18世纪以后，现代银行业成为社会金融活动的中坚力量，以高利贷为特征的典当业逐渐失去经济基础，走向衰落。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