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1927年12月11日的广州起义，已经过去将近一个世纪。回顾往昔，依然惊心动魄。本文试图从起义的背景与准备、起义的经过、起义失败的原因及昭示的教训、起义的重大意义等方面，作一剖析。

起义的大背景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公开背叛革命。同年4月15日，盘踞广州的反动势力打着“清党”的旗号，发动“四·一五”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的工人、学生。；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公开背叛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至此，白色恐怖在全国蔓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但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语）

1927年8月1日，中共在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同志领导下，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同年8月7日，中共召开“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的统治，选出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并提出“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总方针。

此时，广东军阀张发奎指挥的第二方面军所属第四军从武汉南下赴穗。秘密共产党员叶剑英身份尚未暴露，他说服张发奎，兼任了改编后以共产党员为主力的军官教导团团长。叶剑英分析了敌我力量和地理条件，主张到广州去，到敌人的心脏里去暴动。他的主张与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设想不谋而合。10月中旬，张发奎一到广州，粤系和桂系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很快趋于白热化。叶剑英根据省军委的指示，在教导团内加紧部署暴动的准备工作，并在驱逐桂系军阀的战斗中，抓捕镇压了一批发动透顶的家伙，为在“四一五”屠杀中牺牲的烈士报仇，同时用缴获的大批武器弹药补充了自己。广东的局势使大家认为，暴动的时机已经到来。

起义的发动和准备

广东是大革命的策源地，中共在广东省具有广泛的工农群众基础。香港数万省港大罢工工人返穗，壮大了广州工人的力量。广州工农群众经历镇压商团叛乱及东征战役锻炼，已逐渐成长起来。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均认为发动广州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

起义总指挥部——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了。成员为张太雷、黄平及周文雍三人，张太雷任总指挥，统管全盘及军事。11月28日，中共广东省委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号召暴动宣言》，宣言指出：“工人、农民、士兵同志们！全中国的眼光，而至全世界的眼光都注视着你们决战的时间快到了！”

按起义总指挥部分工，周文雍把分散的秘密武装队伍按11个区编成统一的工人赤卫队，结合行业将11个区的赤卫队迅速整编成七个联队，每个联队下设中队，中队下设小队。叶剑英则在控制了新编第四军军官教导团之后，又极力争取和基本掌握了新编第四军军官警卫团的领导权。黄埔军校特务营也加强了与暴动指挥部的联系，该营200多人中有150多名朝鲜人，崔庸健时任第二连连长。徐向前被分配到第四联队，负责训练赤卫队员中的骨干，教他们如何扔手榴弹、如何射击、如何冲锋……

12月5日，中央向广东省委发信，对省委11月26日作出的广州暴动计划表示赞同。

此时，在香港主持留守机构的恽代英和省委军委负责人聂荣臻也来到广州。聂荣臻负责军火筹集工作和武器转运。

12月7日中午，张太雷在一家小电影院召开会议，在会上通过了暴动纲领、广州苏维埃宣言、政府成员名单并决定暴动时间。会议把暴动时间定于12月12日。苏维埃政府成员为：主席：苏兆征（未到前由张太雷代理）；、人民内务委员：黄平；、人民肃反委员：杨殷；、人民土地委员：彭湃（因现任海陆丰苏维埃主席，由赵自选代理）；、人民劳动委员：周文雍；、人民外交委员：黄平；、人民司法委员：陈郁；、人民经济委员：何来；、人民海陆军委员：张太雷；、秘书长：恽代英；、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工农红军总参谋：徐光英。叶剑英因入党不久，暂不告知暴动日期，他被内定为军事副总指挥。

石井兵工厂暗中赶制的一千支标枪，分散各处制作的五百枚手榴弹和炸弹，都悄悄向“大安米店”汇集，然后塞入装大米的麻袋，输送到工人赤卫队各联队。然而就在这节骨眼上，巡查的军警从米袋里搜出60枚手榴弹，顺藤摸瓜地破获了“大安米店”，并从米店老板口中撬出了实情。由于情势危急，原定12月12日举行的暴动被迫提前至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12月10日广东省委向中央作了紧急报告，同日向广州的革命武装力量发布了举行暴动的紧急命令。当日，叶挺从香港动身返回广州。到达东站时，经前来接车的周文雍、杨殷相告，叶挺方知暴动时间被迫提前。

叶挺找到徐光英，向他了解了各方面情况。极富军事智慧的叶挺此时不能不感到形势的严峻。他沉思默想后对作战方案最后作了综合调整。暴动时间为11日凌晨3时半，口令为“暴动”，特别口令为“夺取政权”，暴动人员颈上一律系红领带为标志。

11日凌晨3时30分，叶挺庄严宣布：“现在起义正式开始！”紧接着，教导团驻地北郊四标营发出三声炮响，此时，三颗耀眼的信号弹划破了宁静的夜空，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了！

起义的经过

战斗一开始，教导团二营五连和炮兵连在李云鹏团长率领下直扑沙河、燕塘敌军驻地。沙河镇位于广州东北郊，背靠白云山，东倚瘦狗岭，地势险要，驻有张发奎部陆军600多人，及两个炮团共500多人，是起义部队必须首先攻克的目标。叶挺亲临指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步兵团发起猛攻，不到半小时，即歼灭了步兵团，俘敌6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战斗结束后，教导团军兵又疾驰燕塘，迅速包围了敌炮兵一团、二团驻地，炮兵一团团长李桓华负隅顽抗，被起义部队生擒。炮兵三营副营长等率全营官兵起义，加入起义军行列。此役，教导团缴获大炮30多门（包括威力强大的山炮、野炮和重型迫击炮），步枪1500多支及大批弹药。炮兵连马不停蹄地赶往市区，支援其他起义部队作战。此时，大东门警察分局已被起义军攻占，成为起义临时指挥部。在炮兵连山炮增援下，起义部队又占领了广九车站。

位于维新路的广州市公安局，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市中心的顽固堡垒。负责攻打该局的，是教导团一营一连，并由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和敢死队配合作战。教导团分成两队，一队攻打公安局，一队攻打公安局对面的保安队。预先埋伏的敢死队首先越过惠爱路（今中山路）直扑公安局，南北两路形成钳形攻势，夹击敌人。被突然包围袭击的敌人拼死抵抗，并出动铁甲车反击，冲在前面的赤卫队员不少人牺牲了，进攻一时受阻。此时，教导团一营一连及时赶到，以密集的火力压住敌人，并炸毁了敌方铁甲车，向公安局逼近。工人赤卫队乘势发起冲锋，20多名敢死队员用搭人梯的办法爬上围墙，向院内投掷手榴弹，在硝烟掩护下攻击公安局侧背。教导团战士在公安局内应的协助下，猛冲猛打，击毙了不少顽抗的敌人。除公安局长朱晖日爬墙出逃外，保安队全部被缴械，其总队长被击毙。起义军砸开了牢房，被囚禁于此的800多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唱着雄壮的国际歌走出牢房，高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并纷纷要求发给枪支参加战斗。公安局的军械仓库也砸开了，四五百支步枪和大量的子弹、手榴弹被搬到院子，赤卫队员们扔下木棍争相领取枪支，公安局内外洋溢着一片胜利的沸腾之声。

警卫团的任务是攻打南堤肇庆会馆的敌四军军部、仰忠街的四军军械库及文德路第十二师留守处。四标营发出信号后，团长梁秉枢当即宣布起义。团参谋长唐继元拿起电话想向军部告密，话未说出即被陶铸就地处决。驻守观音山的一营营长张强光抗命，梁秉枢亲自率部前往，双方激烈交火，不久教导团三营赶到，会同警卫团起义部队攻占了观音山，控制了全市的制高点。

起义的枪声打响后，各处待命的工人赤卫队员立即按预定目标向敌人发起攻击。几个小时内，市内各区公安局和保安队驻地、粤汉铁路黄沙车站、邮政局、无线电局、电话局及国民党省党部、省府公署等政府机关，先后被广州工人赤卫队攻占。驻长洲岛的黄埔军校特务营200多人，在共产党员带领下，将校内的反动军官关押起来，参加起义。按起义总指挥部的部署，他们又乘船攻占了鱼珠炮台等险要据点，并向沙河进发。特务营中有朝鲜战士100多人，他们不怕牺牲，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广州起义。市郊芳村、花县等地的农民武装也纷纷行动起来，冲破反动军队的封锁，先后开入市区，与工人赤卫队并肩战斗。南海县的部分农民在中共南海县委书记陈道周带领下，控制广三铁路，并准备攻打石围塘车站；另一支农军在吴勤率领下，一度攻入佛山镇内。清远县的农民武装在源潭附近挖断铁路，阻止敌军南调。海陆丰的农民武装也向西移动，准备接应广州起义部队。11日拂晓，广州市区除国民党第四军军部、军械处、十二师师部、中央银行等少数敌据点外，市区内国民党党、政、军大小机关、部队均被起义军攻占，广州珠江北岸基本为起义军所控制。12月11日上午6时，原广州市公安局屋顶上竖起了绣着锤子镰刀的大红旗；周文雍书写在一幅红布横额上的“广州苏维埃政府”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悬挂在大门口，广州工农民主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诞生了。起义军临时指挥部从大东门警察署搬到大院北楼办公，改称为“工农红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叶挺、副总指挥叶剑英、省委军委负责人聂荣臻等均在此继续指挥战斗。

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经过一天的紧张战斗，先后攻占了市内多处敌据点，在继续攻打敌人残存据点的同时，教导团和工人赤卫队在大沙头至黄沙，沿长堤修筑工事，与李福林的第五军隔江对峙，警惕敌军来犯，并伺机向珠江南岸发起攻击。但广州起义第一天的胜利仅仅是局部胜利，敌强我弱的全局形势依然未能改变。11日晚，经叶挺、聂荣臻多次催促，时至深夜12时，张太雷才得以抽身召开紧急会议。叶挺在会上对当前局势作了深刻分析，他肯定了胜利，也检讨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敌魁首出逃，必将率军反扑，加上帝国主义的支持，将对我构成包围之势。他着重指出，广州周围敌人兵力太多，且近在咫尺。我军经过一整天苦战，损失很大，已开始转攻为守，形势于我越来越不利。叶挺根据他参加南昌起义的战争实践，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最好不要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坚持，应趁敌人大军到来之前，采取紧急措施撤出广州，把起义队伍拉到海陆丰与彭湃汇合，在农村坚持长期斗争。聂荣臻、叶剑英等赞同叶挺的意见，也主张避开敌人锋芒，转到乡下，保存实力。但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26岁的德国人纽曼是暴动的指挥者，他认为搞武装起义只能“进攻，进攻，再进攻！”他死背教条，死背彼得堡暴动那一套，言辞激烈地职责叶挺“政治上动摇”，“是想去当土匪”！会议开到深夜两点多钟，纽曼坚持要张太雷下达凌晨4时重新组织向敌人进攻的命令，要求迅速肃清长堤的敌人并向珠江南岸李福林部进攻。由于当时的情况混乱无序，部队经过昼夜激战已极端疲劳，张太雷下达的命令实际上无法贯彻执行。

第二天，即12月12日，整个局势恶化。万众一心的暴动队伍由于缺乏统一指挥，不能够一致行动。相反，反动势力却勾结在一起，在张发奎严词催令下，驻黄埔、虎门、江门以至韶关等地敌军先后驰援广州，于12日拂晓后陆续抵达，并向暴动部队发起攻击。李福林的两个团，在两艘军舰掩护下渡江，向长堤发起四次冲锋，均被起义军阻击而未能登岸。朱晖日率领的部分军队渡过珠江，三次扑向维新路，威胁苏维埃政府，均被起义军民击退。广州起义也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惧和仇恨。英海军派兵包围海员工会，日本水兵在长堤开枪射杀起义军民。英舰、美舰、日舰各一艘，也掩护国民党军队从珠江南岸渡江到北岸，向起义军反扑。午后，驻守韶关的敌军两个团赶到西村车站，增援驻守陈家祠的张发奎某部，并猛扑城北制高点观音山，其中一股越过观音山，向吉祥路进犯，逼近起义军指挥部。叶挺、叶剑英临危不惧，在起义指挥部前指挥战士阻击，同时派出两支部队，由徐向前等率领增援观音山。我军血战几个小时，打退敌人十几次冲锋，歼敌百余人，重新控制了观音山。但因战斗激烈，伤亡很大。国民党军截断了观音山到维新路的通道，致使扼守观音山制高点的起义部队与总指挥部失去联络，形势进一步恶化。其后，一股国民党军队在占领黄沙车站后反扑向维新路，逼近苏维埃政府仅距200米，威胁起义总指挥部。叶挺迅速调来教导团第一营士兵，将敌军击退。

12日中午11时，在战火纷飞中，广州群众在丰宁路西瓜园（今人民路原广州日报社一带）举行拥护苏维埃群众大会。西瓜园是可容纳上万人的广场，广场正中搭起主席台，主席台顶端拉一条红布横幅，上书“广东工农兵拥护苏维埃政府大会”14个大字，广场四周张贴各式标语。张太雷、叶挺、恽代英、陈郁、周文雍、杨殷、黄平等领导人及300多名群众前往参加大会。张太雷慷慨激昂地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大会通过了苏维埃政府的施政纲领，通过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委员名单及致共产国际电。开会期间，四处枪炮响个不停，观音山方向的枪声益愈剧烈，情况异常危急，大会不得不提前宣告结束。

观音山是俯瞰全城的制高点，占有可进可退的地理位置，其得失尤为重要。叶挺经与叶剑英商议，即命李云鹏带队增援观音山，尽全力确保阵地不失，又下手令，命在长堤御敌的警卫团转到观音山镇海楼一线防守。张太雷和纽曼会后立即驱车返回总指挥部。当汽车转入惠爱西路（今中山六路），将到中华路（现解放北路）路口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一股机器工会的匪徒突然窜出左侧巷口，对着小车一通乱射，张太雷未及反应，被子弹击中头部和胸部，当场牺牲。其司机及警卫亦同时中弹牺牲，靠右边座位的纽曼则躲过一劫。张太雷死时年仅29岁。他的死，使起义军失去了统一的领导和指挥，也使本已十分严峻的形势更加严峻。

张太雷牺牲的消息及各处传来的危急战报，使叶挺的内心更加沉重和矛盾。黄昏，叶挺与聂荣臻登上可以瞭望全城的财政厅办公楼顶。四处都是枪声，起义军正凭勇抗击数倍于己的敌军，起义军与敌军力量对比太过悬殊，坚持下去，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机，必须趁敌人包围圈尚未合拢之时，迅速将起义部队撤出广州，转移到农村。议定之后，他们立即离开财政厅大楼，分头下达撤退命令。在这万分危急关头，共产国际代表纽曼也不得不改变只强调进攻的策略，同意“党及工农运动负责人暂退，留军事同志指挥，看形势再说。”此时，广州市区内已开展巷战，敌我阵线犬牙交错，起义军领导人之间失去了联络，撤退命令不能有效下达。徐向前次日凌晨在观音山遇到撤退的教导团战士，才得知撤退命令，立即带领部分战士，乘夜幕掩护向黄花岗转移，追赶大部队。但未能接到撤退命令的起义部队为数甚多，特别是工人赤卫队及教导团、警卫团部分战士。他们分散在市内各区作战，正逐街、逐巷、逐屋与敌人展开激烈争夺。

13日，国民党军队以数十倍于起义部队的兵力，在英、美海军协助下压向起义总指挥部，压向苏维埃政府，未及撤离的起义部队官兵和工人赤卫队员与敌展开殊死搏斗。负责防守沙河的是崔庸健领导的黄埔军校特务营起义官兵100多人（多数为朝鲜人）和教导团二营五连，与敌激战半日，大部分壮烈牺牲。在红花岗至东皋大道一带、在观音山、在长堤一带、在西濠口一带、在石围塘火车站……起义部队英勇顽强地抗击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在多次打退敌人进攻后，弹尽粮绝，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国民党反动派重占广州以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仅14日至19日5天内，就公开屠杀了5700多人。广州城内尸骸遍地，血流成河。位于东山的苏联领事馆被包围，副领事哈西斯等五位苏联同志惨遭杀害，龙狄邦等十余名中国雇员及孩子也一同被杀。

广州起义失败后撤出的部队，后来兵分几路，投奔了不同的工农革命武装。12月20日，东江特委书记彭湃接到省委一封信函：“广州暴动退出之武装，现已到花县，有二千余人，在花县一带实行土地革命。”这支从广州撤出的部队已自行改编为红四师，并已离开花县向海陆丰而来。1928年大年初一，红四师抵达海丰县城，与彭湃同志领导的革命武装顺利会师。参加广州暴动的另有两百人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在韶关附近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会合，经过艰苦转战，于1928年4月在江西宁冈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还有一部分起义军撤出广州后辗转至广西，后来参加了由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的百色起义……

14日晨，隐藏于沙面租界的叶剑英在地下交通的协助下，登上开往香港的轮船。几天后叶挺装扮成盲人，在妹妹掩护下乘船潜往香港。其他领导人恽代英、周文雍、聂荣臻、杨殷、黄平及纽曼也辗转秘密赴港。工人赤卫队的骨干二百多人，后来也去了香港。

广州起义的重大历史意义及重要历史启示

广州起义是中国革命低潮时期，城市贫苦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抗国民党压迫的一次伟大斗争，是工农兵群众创建城市苏维埃政权的一次英勇尝试。它震惊中外，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寻找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中国革命必须走坚持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并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

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反动势力过于强大，我方力量还相对弱小；起义过于仓促，准备不够充分细致，对敌估计不足；发动群众不够充分，组织工作欠完备；共产国际派驻广州负责人的盲目决策等。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决定把每年的12月11日作为广州起义纪念日。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修建了“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并在其中建立了“中苏血谊亭”和“中朝血谊亭”，以纪念在此役中牺牲的苏联同志和朝鲜同志。1962年7月，广州起义烈士陵园被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缅怀革命先烈的学生、群众常年络绎不绝。

广州起义烈士英魂永在，浩气长存！

【名家简介】

王家声  文史学者、资深出版人，曾任广州出版社副总编辑、广东省政协《同舟共进》杂志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