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江喧万井，立地涌千艘。

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

近日，国家正式批复的《广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首次提出广州涉海城市性质定位。从上版城市总体规划的“南方国际航运中心”到此次规划“彰显海洋特色的现代化城市”，表明国家赋予广州全面竞探海洋、踏浪追光的使命。

为此，广州响应海洋强国要求，全面提升经略海洋的核心竞争力，打造世界领先的海洋创新发展之都，开启了创新强海的“二次创业”新征程。

一、千年港市，因海而兴

广州位于珠江水系的西、北、东三江汇合处，是珠江三角洲“三江汇合、八口分流”的中心。历史上，广州城边上就是大海。自两晋时期开始的三次“衣冠南渡”之后，广州海岸线不断向南推移，至今仍保持每年数十米速度往海延伸。秦汉时期，珠江江面宽约2000米，到唐宋时期仍宽逾千米，被称作“海”。从明清开始，流经广州城区的珠江由“海”变“江”，并逐渐稳定，由此形成江海互济的河口型海洋城市格局。

在岸线不断向海推移过程中，广州一直扼守着江海链接的地理要冲，成为从海洋到内陆腹地互联互通的关键节点。

（一）江与海的地缘互通：江海一体的超大城市

广州拥有江海交接的特殊地缘特征，是南中国唯一的江海一体超大城市，使得广州具备沟通海洋与内陆腹地的天然优势。

公元前214年灵渠的开凿沟通了湘江与漓江，连接了长江与珠江水系。中原地区的茶叶、瓷器、丝绸等货品，溯湘江、经灵渠、下漓江和桂江，从梧州进入西江，再东行而抵达番禺（今广州）。在广州，南方与中原产生了大量人流、物流聚集与联通，衍生了大规模的内外商贸活动。

与我国其他沿海门户城市对比，大多沿海城市以单干流出海为主（例如上海的长江、杭州的钱塘江、福州的闽江等），广州则是汇聚了西江、北江、东江等多条流域广大、通航条件较好的干流，并集中通过虎门、蕉门、洪奇门流入南海，提供了面积超过3000平方公里、涵盖30余个城市、GDP超过5万亿的经济腹地，特别是西江流域，人口超过0.8亿人，GDP超过2.5万亿，沿线主要国家开发区11个；形成广州衔接流域海域，腹地纵深广阔的地理优势。

这些腹地与广州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紧密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经济纵深。广州港与西江、北江流域城市开通航线超过70条，覆盖西江流域主要内河码头，除了少量货运经由平陆运河从北部湾出海外，超过90%的货物途径珠三角通道，从广州港等海港出海；广州与南宁、贵港、柳州及桂林等经济腹地城市的主导产业相似度高，尤其在汽车、电子信息和机械设备制造等领域合作紧密，主要货运通过柳江、桂江、红水河、贺江等支流汇入西江干线，经由广州出海；肇庆、云林、梧州等城市与广州共建多处产业园区，是广州产业转移的重要地区。可以说，广州是西江流域城市最重要的“出海大通道”。

（二）港与城的发展共荣：全球重要的航运枢纽

大港兴大城。广州是我国史书记载中最早的港口城市,有着世界上唯一2000多年长盛不衰的港口。港口一直是广州强海雄心的重要战略支点。

自古以来，广州就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乃至阿拉伯地区海上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带。唐朝时期，“广州通海夷道”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云集十万海外客商，成就货通天下东方大港；到了明清时期，广州对外贸易除了印度洋、南洋、日本、欧洲和拉丁美洲航线外，还开辟了经好望角到北美，以及到大洋洲、俄罗斯的航线。期间广州作为全国贸易中心的重要性再次提升，被美誉为“天子南库”、“天下第一港市”。

新中国成立以来，黄埔港迅速崛起，通过整合港区内杂乱无章的老旧码头，建设了一批万吨级码头，确立了华南地区主枢纽港的地位。此后由于江面不断淤积，港口船只吨位又不断提升，原有的黄埔老港不能满足航运要求，到了1973年又在东江口位置建设了黄埔新港。

2000年，广州战略规划提出“南拓”发展方针，带动城市空间格局从“云山珠水”跃升为“山城田海”，奠定广州向海图强的战略基石。“南拓”战略以龙穴岛的南沙港开发建设为重点，在规划时即提出了“能够承载起世界级港口容量”的宏大目标。港口建成后一举解决了广州深水岸线短缺的问题，改变了珠江西岸无大型深水化集装箱码头的历史。

此后，随着南沙港区、龙穴造船基地的建设，集装箱干线运输、造船、钢铁、石油炼化、粮食加工和物流等产业蓬勃发展，南沙港区成为广州向海图强新征程的重要支点。以南沙港区为核心的广州港在世界港口中的地位愈加重要,跻身中国第四大港口，也是全国最大的内贸集装箱枢纽港、国际的集装箱干线港、重要的汽车和粮食枢纽港、华南地区非洲航线最密集的枢纽港。2023年，广州市完成货物吞吐量6.75亿吨，集装箱吞吐量2541万标箱，货物吞吐量居世界第五，集装箱吞吐量居世界第六。航线总数268条，辐射东南亚、欧美、中东、拉美、非洲主要国家。

2022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以来，我国进一步强化了与东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广州作为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和东盟地缘相近、人文相亲、经济相融，在全面加强和深化我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广州已实现东盟国家主要城市的海上航线全覆盖。

（三）内与外的使命担当：经略南海的战略要地

南海海域总面积350万平方千米，占我国海洋总面积的三分之二，是中国近海中最大、最深的海区，平均水深1212米，最深5559米，拥有丰富的海洋油气矿产、海洋能、港口航运、独特的热带亚热带生物资源等。广州是环南海地区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2023年全市生产总值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相当，在国家经略南海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科研、造船、公共服务等领域履行国家使命与担当，也奠定了广州建设海洋强市的雄厚基础。

科研方面，国家在广州布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等多个高水平科研机构，广州拥有66家涉海科研机构（含高等院校22所），4处重大海洋科技基础设施，34个省部级以上海洋重点实验室，27个省级以上海洋工程技术中心，以及冷泉生态系统研究大科学装置、“梦想”号大洋钻探船等众多国之重器，汇聚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在深远海探测开发、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研究、海洋智能观测、海工装备研发等科研领域处于领先行列，取得了珠江口盆地石油勘探等一系列重要科研成果，在我国海洋事业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造船方面，广州素有全国造船中心的基因。清末，英国人柯拜在广州黄埔长洲岛建造柯拜船坞，成为中国近代船舶修造业的发祥地；建国以后，解放南海海岛需要在广州修造军舰，广州成为我国主要造船基地；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国际海洋贸易与运输等发展优势带来的市场需求，广州成为我国三大船舶制造基地之一。目前，产品覆盖集装箱船、成品油船、滚装船、客滚船、半潜船、挖泥船等，产能达500万载重吨/年，单船造船能力突破30万吨，海洋工程装备领域的生产能力位居全国前列。

公共服务方面，广州集聚了自然资源部南海局、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交通运输部广州打捞局、国际海事司法广州基地等30余所国家、省级涉海治理机构，承担监测海洋环境、海洋资源管理、维权执法、救助打捞、法律服务等重要职责，支撑广州成为国家治理海洋的重要战略支点，发挥着保障国家海洋权益、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作用。

（四）古与今的根脉相连：海上丝绸之路发源地

广州海丝文化发展源远流长，在中国海洋文化交往史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历经两千多年的城海共融，从繁华的老城区到建设中的南沙新区，多彩的海丝文化、深厚的海防文化以及蓬勃发展的现代海洋文化，共同织就了一幅绚丽的文化长卷。在广州老城区之内，镇海楼、光孝寺、怀圣寺光塔、粤海关旧址等众多海洋文化遗迹熠熠生辉，彰显着千年商都的深厚海洋底蕴。从黄埔延伸至南沙，长达150多公里的海岸带上，星罗棋布地分布着长洲岛、大岭村、潭山村等诸多蕴含丰富海洋历史文化的聚落，承载着飘色、咸水歌、龙舟等丰富多彩的海洋传统民间文化艺术、民俗资源。

二、锚定目标，谋绘蓝图

世界有如海洋，时代有如劲风，当前全球城市的角力场正在转向海洋。“彰显海洋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是国家赋予广州全新的城市性质；而海洋的创新发展，是广州首要彰显的“海洋特色”。因此，围绕建设彰显海洋特色现代化城市，广州提出打造世界领先的海洋创新发展之都战略目标，将海洋领域的先行先试、机制创新、高质量发展作为城市发展的新方位、新动力，推动广州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如何理解“海洋创新发展之都”？

海洋重点是“涉海”，资源上不能拘泥于近海，要向深远海拓展；空间上也不能只拘泥于“海上”，建设海上创新发展之都，实际90%要在陆地上布局，要加强陆海统筹。

创新不单是科技引领，更是机制创新，是面向新时代、面向全球、面向中国式现代化谋划城市发展。

都，是首要，唯一，集聚全球资源，提升发展能级，辐射带动周边，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杆。

如何辩证的看待“彰显海洋特色的现代化城市”与“海洋创新发展之都”？

“彰显海洋特色的现代化城市”与“海洋创新发展之都”是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两者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可以说，打造“海洋创新发展之都”是彰显广州海洋的创新发展特色、突出广州海洋领域对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作用的必由之路和关键抓手。

“海洋创新发展之都”的提出，回答了广州“重点、首要彰显的海洋特色是什么”、“海洋发展和现代化城市建设有着什么样的关联？”等关键问题。

“彰显海洋特色的现代化城市”的使命，为广州海洋创新发展战略指引关键方向，提供制定依据。

（一）四个关键，谋准海洋创新发展之战略方向

面对竞逐深海大洋的新形势，广州要把握好四个关键，实现从传统港市到海洋创新发展之都的转型升级。

一是统筹“陆”与“海”。海洋科技创新的“果”在海洋，但“根”在陆地。广州作为河口型海洋城市，虽然海域面积相对狭小、水深较浅，但陆上科研力量雄厚。为此，要将强化以陆带海的思路，为海洋高端科研提供充分的应用场景支撑，加强产业转化培育，释放“海”的潜力、激发“陆”的活力，培育山海共济的海洋新质生产力。

二是统筹“近”与“远”。海洋资源利用要遵循优近拓远的总体原则。一方面，立足近海、优化布局，加强近海海岸海域海岛生态环境和空间品质提升，塑造良好的海洋创新环境；另一方面，服务经略南海的国家战略，聚焦南海资源开发、迈向深海与大洋，主动为国家能源、食物、国防、外交及供应链安全担当作为，按照国家部署实施深海、极地、远洋资源开发利用。

三是统筹“立”与“破”。当前广州海洋经济总量大，但是海洋传统产业强、新兴产业偏弱。海洋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渔业等传统产业的增值加占比偏高。要壮大海洋经济，一方面要善于“立”，航运中心、海事技术等传统亟需谋划转型提升路径，另一方面更要敢于“破”，新兴发展优势亟需进一步激活。打通平台、人才、场景等产研转化链条堵点，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促进产研互促双强。

四是统筹“内”与“外”。我国已搭建“一个主要战略抓手，一大重要领域和四个战略要地”的中国特色全球海洋治理主体框架。广州作为经略南海战略重地，应积极承担国家责任使命，加快机制创新和资源引入，推进与港澳协同发展、共建南部经济圈、服务南海战略、拓展国际“蓝色朋友圈”，提升我国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话语权。

（二）四大目标，锚定海洋创新发展之核心定位

广州作为广东省省会，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彰显海洋特色的现代化城市、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在海洋创新发展之都的目标下，要打造世界一流的海洋科技创新中心、全球海洋新质生产力先锋、世界海洋开放合作枢纽和全球海洋生态文明典范，推动广东海洋经济再上新台阶。

聚焦深海绿色智能打造世界一流海洋科技创新中心。加强海洋领域关键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集聚全球海洋科技创新资源，着力突破海洋核心装备和关键技术瓶颈，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打造全球海洋新质生产力先锋。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高质量融合发展，海洋产业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海洋新兴产业集群

服务海洋强国战略打造世界海洋开放合作枢纽。深化与东盟国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资源开发、生态保护、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拓展活力包容的“蓝色朋友圈”。

立足江海一体自然特征打造全球海洋生态文明典范。将海洋融入广州的山水底色和根基，形成连山、通江、达海的网络型生态城市，突出珠江前后航道-狮子洋-伶仃洋这条江海生态长廊，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山、海、城生态系统，塑造出“水网融城、森林进城、耕地护城、海洋亲城”的人地和谐格局，营造岭南滨海特色风貌，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亲海空间的诉求，率先实现美丽海洋建设目标，创新高度城市化地区人海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

（三）四大趋势，顺应海洋创新发展之未来趋势

从未来海洋领域发展的趋势来看，需要高度关注四个关键词：绿色、深海、高端、融合。

绿色：面向2050实现净零排放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国际海事组织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减少和控制船舶污染的国际公约，明确提出，国际航运温室气体排放应尽快达峰，并于2050年左右达到净零排放，将对船舶、海工装备、港口设施等海洋产业的绿色化转型发展带来重大影响。海洋新能源和船舶港口装备绿色化将推动世界海洋城市在沿海地区形成海洋新兴产业集群，集聚新一代海工装备、海洋新能源、新材料等尖端产业，如荷兰HEAVENN氢谷、德国汉堡绿色氢能中心就是著名的案例，这些新兴产业区已成为这些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深海：面向深海拓展空间资源利用方式与应用场景

随着海工装备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对海洋资源，特别是深海资源的利用能力不断增强，形成多种新兴的滨海海洋产业集群。目前世界最深的油井钻深达到15000米，深水、超深水的储量丰富的油气资源、生物资源等将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深远海的勘探和开发利用将进一步推动海洋新能源、矿产资源开发、水下机器人、新一代船舶海工装备等多种产业的发展。

高端：海洋高端服务业在城市中心进一步集聚

海洋高端服务集中在城市，全球领先的海洋城市均表现出高端海洋服务业回归城市中心的特征。海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海洋城市逐渐成为国家表达海权“软实力”的重要活动场域，正在发挥配合国家海洋外交政策、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例如伦敦的CAZ（中央活力区）、新加坡中心区的滨海湾，集聚大量的国际海事仲裁、海上保险、学术机构和国际海洋、海事组织，为英国、新加坡保持国际海上强国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融合：海洋经济与城市经济的高度融合

当前海洋科研、涉海技术骨干企业在沿海地区加速集聚，港产城三者通过海岸带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新加坡的港城布局中，大士港在新加坡的最西部，对城市的影响最小；紧邻港口布局裕廊工业区，发展石油化工、海工装备等重工业；更靠近市区的岸线则布局对城市干扰小的海洋新兴产业集群，如纬壹科技园；新加坡航运中心、邮轮中心、游艇码头等布置在城市中心，有利于海洋城市形象的塑造，营造宜人的城市滨海空间。

（四）一带三区，擘画海洋创新发展之空间格局

立足流域-湾区-海域的河口型海洋城市的基本特征，运用全域思维和系统思维，不拘泥于海域和海岸带，加强陆海统筹，全域谋划。既要串联沿海重要产业集群和创新平台，突出发展重点；也要联动陆上海洋科研、教育、产业等功能组团，形成全域向海的空间格局。具体包括：

打造世界级海洋创新发展带。沿江向海布局海洋科技产业大平台、大项目、大集群及相应的城市配套。以海洋创新发展带联动深圳海洋新城、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蛇口国际海洋城，东莞滨海湾新区，珠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一批海洋新区新城，在“黄金内湾”形成蜿蜒百里的“海洋科技创新走廊”。

打造广州中部海洋创新区。依托中心城区的海洋科研和服务机构，布局海洋研发、文创、会展等新功能，激活老城区海洋新活力。

打造广州东部海洋创新区。重点推动黄埔老港-开发区西区海岸带滨水空间的升级转型，依托黄埔中心、开发区西区、东部中心核心区，发展国际航运、海洋仲裁、海洋金融和文化创意等现代海洋服务，同时链接广州开发区、增城开发区等国家级产业平台向海发展。

打造广州南部海洋创新区。通过构建功能联动的“前港、中区、后城”的空间格局，在前港推进南沙港建设新一代港口，在中区围绕南沙港区打造南沙临港产业片区，在后城将南沙中心城区打造国际海洋综合服务中心。

三、对标先进，强海思变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全球有约60%的经济体量来自于港口海湾地带及其直接腹地。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海洋经济正日益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全球城市都在积极向海洋领域谋篇布局。可以预见的是，沿海城市对海洋资源、要素的竞争将日趋激烈。

2012年起，挪威船级社（DNV）和“梅农经济”每隔2-3年发布《全球领先的海事之都》报告，对全球参与海事活动的城市进行评价，迄今已发布6期，成为当前国际上对海洋城市最权威的评价标准，评估维度包括港口与物流、航运中心、海事技术、海事金融与法律、吸引力与竞争力等五个方面。在2024年《全球领先的海事之都》榜单中，排在前十位的城市分别是新加坡、鹿特丹、伦敦、上海、奥斯陆、纽约、东京、汉堡、哥本哈根、釜山，这些城市通常航运服务业发达，并且在海洋资源配置能力、海洋科技创新、海事技术研发、海洋文化和治理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广州2017年首次上榜，此后排名呈下降趋势，在2024年的榜单中，位列25名。广州要建成彰显海洋特色的现代化城市，就需要结合自身发展优势，同时秉承世界眼光，对标世界先进海洋城市。从新加坡、鹿特丹、伦敦等海洋中心城市发展经验来看，有三个发展逻辑值得关注：

首先是区域协同的系统思维。港口与腹地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与腹地发展的协同决定了港口城市的强盛与兴衰。以“欧洲门户”鹿特丹为例，鹿特丹港作为欧洲第一大港，拥有欧洲最高效、完整的供应链和航运服务集群，具有强大区域服务和经济辐射能力。鹿特丹港的腹地覆盖整个荷兰及欧洲其他地区，整个荷兰6%的GDP与鹿特丹港有关，鹿特丹港口货物运输的70%-80%供应欧洲其他国家。目前，鹿特丹承担全欧洲1/3煤炭和农产品运输，45%矿物原料和肥料的转口运输，占据欧洲矿物进出口25%的市场份额，为全欧洲企业提供航运服务。

其次是创业家精神的创新思维。海洋中心城市是对全球海洋创新资源的深度整合与高效利用。因此，要敢于面对不确定性做出正确的战略决断，敢于超前布局未来科技、未来产业、未来市场，将新赛道变成自身核心竞争力。以新加坡为例，面向航运业的脱碳进程，2021年新加坡设立海事去碳化中心，集聚全球海事企业、造船企业、海洋科研机构、能源机构，共同推动和催化海事减碳方案，同时超前开展绿色甲醇、氨燃料等替代燃料的科技攻关，推动新加坡海事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没有对海洋科技创新趋势的精准把握和及时应变，就没有新加坡全球领先的海事之都地位。

第三是扬长避短的辩证思维。海洋中心城市并不需要涉海要素面面俱到。从伦敦的发展路径来看，更重要的还是强强项，紧抓核心优势，形成引领全球的发展动力。作为全球航运中心的伦敦，现今港口吞吐量早已跌出世界前50，造船等制造业早已外迁。但伦敦始终将国际航运服务作为战略重点。目前伦敦为5000家以上跨国企业提供国际航运服务，数量位居全球第一。同时，伦敦还占有全球海运保险费的最大份额（35%）、全球航运融资市场最大份额（18%）、全球船舶经纪业务最大份额（26%）以及全球海事仲裁市场最大份额（83%）。可以看到，决定海洋中心城市地位并不在于海域面积大小、港口吞吐量多寡，其核心还是在于海洋资源配置能否形成领先性、中心性的优势。

四、全域施策，向海图强

未来广州将面向国际所趋，对标世界领先海事之都，提升开放和绿色发展水平；面向国家所需，服务国家安全大局，提升科技和产业支撑能力；面向南海所有，利用区位及科研优势，打造南海资源开发利用产业基地；面向广州所能，充分利用现状产业基础，打造全域向海和技术上岸应用场景；在科技兴海、产业强海、开放活海、生态护海、文化亲海领域发力，形成支撑海洋创新发展之都的五大路径。

（一）科技兴海，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科技创新中心

广州“海研”转化不足，科技向产业转化不够充分。一方面，企业创新不足。目前广州高新技术企业中涉海企业仅310家，占比2.4%（青岛高新技术企业中涉海企业达到638家，占比8%）；另一方面，广州每年约有超过2万件涉海专利申请，2023年涉海有效专利申请数量增速超过20%，但以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海洋电子信息为代表的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不升反降，2023年增加值同比下降接近8%，反映了海洋科研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生产力。

从广州海洋新兴产业培育来看，陆上产业优势向海洋延伸不足。以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为例，2023年产值仅7亿元，而同期全市的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总产值高达1178亿元。此外，广州国际生物岛作为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岛上集聚53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但极少有涉及海洋生物医药的相关企业。

广州是国家经略南海的重要中心城市，因此，抢占面向南海的深远海科技制高点是广州提升海洋战略地位、发挥更大作为的关键突破口。立足国家责任与担当，广州有实力、有信心主动挑起服务国家南海战略的深海科研中心重任。

一是聚焦关键领域，抢占世界海洋科技创新制高点。以深潜、深钻、深网、极地“三深一极”为主要突破领域。“深潜”即深潜科学考察，核心是深潜器研制和利用，依托广东智能无人系统研究院，重点突破智能感知、协同控制、自主导航等关键技术，推动新一代潜航器等海洋尖端装备研发。“深钻”就是从海底向下进行科学钻探，目前在广州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是“深钻”的国之重器，设计钻探深度达11000米，有望钻穿地壳、莫霍面抵达上地幔，为海洋能源资源勘查开发提供重要装备保障，进一步提高我国能源自主保障能力。“深网”就是建立海底观测网，目前，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与同济大学、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联合组建“深海科学与技术联盟”，在全球洋底深部探测等方面开展合作。“极地”是“科学试验的圣地”，也是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宝库，广州将积极争取成为我国极地考察的重要后勤保障基地，同时开展极地科考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广州在国际极地事务中的影响力。

二是聚焦重点机构，建设高等级海洋科技基础设施。以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广州）为综合集成平台，建设海洋领域国家实验室基地。以“一泉一船一库”为基础，继续争取国家深海极地战略性海洋科技基础设施在广州布局。统筹布局国家级、省部级实验室及工程研究中心等海洋科技创新平台，完善国家级深海科技创新中心功能。

三是聚焦成果转化，完善产学研用一体化海洋科技创新转化机制。打通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让更多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鼓励多种社会力量联合共建产学研用平台。推动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共建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深海装备制造业、海洋电子信息产业等概念验证机构和中试验证基地。健全海洋投融资机制，建立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基金。

四是聚焦创新人才，巩固高水平海洋创新人才高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一支强大的海洋人才“金字塔”梯队。在“塔尖”方面，重点引进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发展制高点的国际战略科学家、高层次基础研究人才及科研团队。“塔腰”方面，积极支持广州涉海高校培育海洋电子信息、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海洋能、天然气水合物、航运服务等产业创新性人才。针对海洋交通运输、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海洋工程建筑等领域技能人才需求，支持高校和企业合作设立涉海职业技能实训基地，推动校企联合培养高技能人才，作为人才梯队的“基底”、“底盘”。

（二）产业强海，打造全球海洋新质生产力先锋

广州“海链”延伸不够，航运中心价值有待提升。2018-2023年，货物吞吐量前10大港口排名趋于稳定，总吞吐量占全球市场份额维持在31-32%，上海、新加坡、舟山、深圳稳固位列前四席。广州集装箱吞吐量基本稳居全球第5、6，占全球份额维持在2.7-2.9%，近五年广州港集装吞吐量年均增速约2%，低于全国平均增速3.8%，存在被追赶风险。

另一方面，在广州的产业环节以下游总装和终端产品生产为主，附加值较高的上游原材料、核心零配件生产环节基本都在外地。以造船为例，广州本地配套率长期徘徊在10%以下，而江苏、上海等地主流船型的本地配套率可达到65%，部分特种船舶、海工装备的本地配套率也达到25%。又如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业，上游的原料药生产基本上依赖进口或者从浙江、山东的药企采购。2023年广州船舶工业增加值55亿元，不到上海（192亿元）的30%，约为青岛（104亿元）的一半，海工装备制造业（163亿元）落后于青岛（177亿元）；海洋药物和生物医药增加值仅7亿元，不到深圳（约88亿元）、青岛（76亿元）的10%；海洋交通运输业增加值为521亿元，低于上海（1147亿元）、青岛（906亿元）、深圳（720亿元），集装箱吞吐量、外贸货物吞吐量等指标均落后上海、深圳和青岛。

针对上述问题，广州需紧扣海洋经济最新发展趋势，以更强的能力、更大的魄力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当前国家在南海布局构建现代化海洋经济系统，与省内沿海城市相比，广州海域相对较小，但江海相连、海洋科技发展水平高、海洋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海洋科研教育和公共管理服务、海洋交通运输、海洋船舶、海洋旅游等与城市经济、港口交通结合紧密的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广州应彰显海洋优势和特点，选择重点发展赛道，打造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高附加值为特征的全球海洋新质生产力先锋。

一是发展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链。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被称为“综合工业之冠”，零部件多、供应链长、产业关联度高，涉及到钢铁、有色金属、机械、电子等50多个行业，为海洋经济开发和资源保护提供工具载体。因此，广州近期要重点提高关键配套产品本地化率，大力发展通讯导航、推进系统等附加值高、本地产业基础好的船舶海工配套产业；同时发展市场需求大、应用广阔的船舶海工产品，推动双燃料动力船舶、大型LNG船舶，大型邮轮、新能源船舶等研发应用，增强无人船、水下无人潜航器等技术储备；再次面向深海远洋极地，加快适用于极地及深远海环境的高端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品研发。

二是打造高端国际航运服务枢纽。以港城联动为思路，加强江海联运、海铁联运战略谋划，打造“双循环”的海上枢纽。拓展广州港功能，探索“组合港”，建设“多市联合港口合作区”，共建大湾区出海大通道。配合提升西江、东江及北江等航道等级，建设“黄金水道”拓展发展腹地。完善南沙港区江海联运中转枢纽功能，畅通提升广州港出海航道条件，加强南沙港区、黄埔港的海铁联运网络，进一步联通世界。另一方面，提升航运要素配置与服务能力，积极吸引航运相关企业或机构集聚发展，提升基础航运服务，持续完善海洋金融、海事法律仲裁等海事服务体系。参考香港、新加坡等城市做法，结合新一轮造船周期和绿色化、智能化趋势，鼓励绿色、智能船舶在南沙注册。

三是推动海洋旅游业提质增效。打造世界级海洋旅游目的地和国际滨海消费中心城市，广州在发展邮轮、游艇等产业方面已经具有较好的制造、市场基础，未来将作为海洋旅游业发展的重点领域。推动邮轮全产业链发展，争取建造大型邮轮，吸引外资、国资的邮轮运营龙头企业在广州设立地区总部，同时培育本地邮轮运营龙头企业带动船舶制造与邮轮运营形成上下游协同效应。发展多元化游船旅游产品。沿江向海打造一批游艇服务产业综合体，培育一批大型游艇会所（俱乐部），打造丰富多元旅游产品。拓展“邮轮、游艇+文化+商业”融合发展新场景，整合长洲岛、黄埔古港、南海神庙、莲花山、横挡岛等独具风情的海岸文旅节点，联动广州沿海重点商业商圈，催生海洋文化、商业、旅游、体育运动、康养一体融合发展的新业态，促进“江、海、岸、船”深度融合，充分展现广州的海洋魅力，为游客带来别具一格的江海全景旅游体验。

四是重点突破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处于世界科技产业前沿，存在研发周期长，投入成本高、技术路线不确定等特点。广州要发展日常消费和医疗器械产品，发挥广州医、药、学、研全面发展的雄厚基础，面向南海生物资源宝库，发展市场成熟度和接受度高、培育周期短的功能食品、化妆品、海洋种苗疫苗和海洋生物医疗器械等。要发展海洋中医药，广州的中医药在全国具有较强优势，同时中医药成药难度相对较低。要加强海洋生物原材料开发利用，重点开发功效明确、市场需求量大的海洋原料药、海洋药用辅料，提升海洋生物技术药物规模化生产能力。要提前谋划布局海洋未来健康产业，推动海洋药物向海洋动物疫苗与诊断试剂、海洋药用微生物等未来海洋健康产业发展。

五是前瞻部署海洋未来产业领域。面向深海未来空间领域，加强南海多金属结核等海底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技术和深海无人开采装备研制。面向海洋未来能源领域，支持波浪能、温差能等海洋新能源利用的成套设备研发制造，推动“海洋能＋”相关产业的高效组合。面向海洋未来信息领域，强化下一代移动通信、卫星互联网、量子信息的技术产业化在下海应用，用“AI+”海洋赋能应用场景创新。面向海洋未来健康产业领域。

（三）开放活海，建设包容共享的海洋开放合作枢纽

广州“海权”地位不高，海洋治理软实力有待提升。相较于全球先进的海洋城市，广州在参与国际海洋治理、维护国家海权的“软实力”仍存在差距，其中海洋金融和法律长期是广州航运服务的短板。例如，广州在吸引和集聚国际海洋组织机构方面还不足，主要为国际海事组织机构办事处。国内有影响力的机构则多集中在青岛（如联合国“海洋十年”海洋与气候协作中心等）、上海（如国际海事组织亚洲海事技术合作中心等）、深圳（如国际大洋组织等）。此外，广州国际性的海洋会展、学术交流、体育赛事等活动举办数量也较少。

而在今年《全球领先海事之都》的榜单中，广州在港口标箱吞吐量（排名全球第6）、班轮运输连通性指数（排名全球第11）等“硬”指标方面排名靠前，但在航运服务方面各项指标排名均处于21-31位左右的中游水平，航运服务水平跟不上硬件设施条件。另一方面，广州涉海的22所高校中只有广州航海学院开设了航运金融这一专业，每年培养的人才非常有限，精通金融、航运、贸易、外语、海商海事、国际法律的复合型人才就更加短缺。纵观全球涉海金融与法律中心，无不需要依托高端航运服务机构，如伦敦依托劳埃德船级社、波罗的海交易所、国际海事组织（IMO）。

广州海洋“话事”能力不强，“补短板”需要更具策略性与技巧性。随着国家在南海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合作范围，广州也正在积极探索与港澳、东盟国家共建互利共赢的蓝色伙伴关系，深度参与国际海洋治理，搭建RCEP、中国-东盟多边合作治理平台，扩大国际友好城市“朋友圈”，成为国家经略南海的治理合作重地。

一是共建南部海洋经济圈。与港澳加强港口、航运服务、海洋科研等领域的合作，降低港澳的船舶登记、船舶融资、航运保险、航运金融、海事法律等领域在广州提供服务的准入门槛，推进穗港两地在海事仲裁、船舶认证、船舶评估、海员培训等涉海领域的资质资历互通互认。另一方面，强化与汕头、湛江东西两翼海洋经济发展极以及北部湾、海南自贸港、海西城市群的合作。

二是建设环南海海洋经济合作圈。强化与东盟多边合作，将广州打造成为面向东盟、辐射东南亚的海洋合作交流中心，面向环南海地区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会议、论坛、展览，以及面向东南亚国家的足球赛、网球赛和帆船赛等体育赛事活动。

三是拓展国际“蓝色伙伴”朋友圈。增进与悉尼、奥克兰、布里斯托尔等滨海国际友好城市的文化创新合作；缔结新的国际友好港，加强与国际重要的航运组织合作；积极参与联合国“海洋十年”相关计划、项目及活动，积极申报“海洋十年”协作中心。

（四）生态护海，树立江海共生的海洋生态文明典范

广州海洋生态保护不足，海洋资源缺乏统筹。一方面，历史大规模的人为建设活动占据并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用地如滩涂、红树林湿地、自然岸线等；另一方面，近岸海域无机氮超标，海水呈富营养化状态，2016—2023年无机氮含量一直高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此外，海岛存在生态退化风险，存在低效不合理占用岸线情况，红树林生长稀疏和零散，渔业资源衰退，海岸防灾韧性不足等。

为此，立足河口型海洋城市特征，广州有基础、有义务彰显江海共生的资源底色，促进生态保护与海洋经济协同发展，树立江海共生的全球海洋生态文明典范。

一是推动海洋生态高水平保护修复。加强海洋生态保护红线、滨海湿地、红树林管控，守住海洋生态安全边界。推进沙湾水道、蕉门水道、横沥-凫洲水道等湿地廊道与南沙河涌、珠江入海口滨海水系连通，打造生态良好、景观优美、宜赏宜游的滨海生态空间。另一方面，加强“滨海湿地+海岸带”系统修复。重点保护修复南沙区沿海滩涂及浅海水域，推进南沙湿地和和海鸥岛红树林湿地等重要滨海湿地建设以及大角山滨海公园、南沙全民文化体育综合体等地生态海堤建设，提升滨海生态空间品质。

二是加强海洋资源高效率开发利用。开展海洋资源基础调查、专项调查和动态监测。组织实施海洋生态产品基础信息调查，摸清各类生态产品数量、质量等底数，形成生态产品目录清单。建立海洋生态产品动态监测制度。有序推进海洋资源确权登记，清晰界定海洋资源资产产权主体，划清所有权和使用权边界。丰富海洋资源资产使用权类型，合理界定出让、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等权责归属。创新海洋资源要素供给模式，深化海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完善海域使用权权能，探索实施低效用海退出机制。

三是探索海洋绿色低碳发展路径。开展以海洋生态产品实物量为重点的生态价值核算，逐步建立海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开展典型生态系统碳储量调查和碳汇监测，建立蓝色碳汇资源基础数据库。开展典型生态系统碳汇增汇固碳机制研究，加大对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碳固定等技术的研究，探索海底地质封存技术的可行性。推动海洋生态资源权益市场化交易，探索建立蓝色碳汇交易等产权指标交易市场。

（五）文化亲海，构建城海交融的岭南风韵海洋名城

广州海洋文化氛围不浓。一方面，广州海洋文化资源丰富，包括航海文化、海洋贸易文化、海防文化等，但目前这些资源的挖掘和活化利用不足，特色彰显不够。另一方面，公众对海洋文化的亲近感和参与度不高，知海、爱海、亲海的氛围尚未形成，临海亲海空间不足且质量亟需提升。此外，海洋文化活动不够丰富，与公众的互动和娱乐活动有限，影响了海洋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力的扩大。

因此，在坚持传承发扬海洋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广州有必要扎实推进海丝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积极推进文化与现代科技、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擦亮海丝文化名片推进海洋文化创造性和创新性发展。

一是擦亮海丝名片。加强南海神庙、扶胥港口和运河、黄埔古港等海丝文化遗址保护活化展示，挖掘怀圣寺光塔等海丝遗迹历史故事，策划培育珠江-狮子洋海丝文化遗产游径，开发海丝文化研学旅游名牌，扩大海丝文化影响力。推动与国际古迹理事会、国际郑和学会等国际及区域组织开展海丝文化保护交流合作，吸引海外城市加入海丝申遗城市联盟，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让海丝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绽放更为绚烂的光彩。

二是保护海洋遗址。充分发挥广州江海一体优势，以海防文化、海洋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为主导功能，以文旅融合发展为主要方式。一方面，串联白鹅潭到南沙湾的古广州海防-江防-城防遗址，重点保护、修复越秀山四方炮台和穗石村、大黄滘、鱼珠、大虎岛等炮台遗址。推动门炮台旧址公园建设，联合东莞打造鸦片战争海防遗址游径。另一方面，将涉海工业遗产和文物保护单位，如黄埔村、南海神庙周边的老旧工业片区转型升级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以海洋活力激发片区价值。

三是打造海洋景观。以“开放创新，向海向洋”为主题，策划打造广州海洋主题景观，以此构建广州海洋风貌体系，打造海洋地标，营造广州美丽海岸，以此推动海洋文商旅体新业态的打造，充分展示、释放创新发展之都的文化创意内涵。

海洋是广州城市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成就了广州诸多高光时刻。未来广州将必以“国际所趋、国家所需、南海所有、广州所能”为己任，向海图强、向海赋新，向世界展现海洋创新发展之都的魅力。

广州向海，托起崭新蓝色希望！

（作者系教授级城市规划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资深人文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