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象牙的制品主要有象牙球、鼻烟壶、项链、饰针、扇骨、梳、筷、投色、筹码以及各种工艺品。至今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许多精品，都是当时广东牙雕大师精制送宫中供皇室贵族享用的。”这是《广东通史》中的一段记载。

据《广东通史》介绍，在明清时期，广东雕刻向负盛名，竹雕、角雕、贝雕、端砚雕、金木雕、玉雕、象牙雕、砖雕名工巧匠辈出。乾隆年间，广州象牙雕匠陈祖章还奉诏进京到养心殿造办处领班制作《月曼清游册》。

来过广州访问或旅居的使者、传教士、商人等，自然也是观察到了各种精美的广东象牙雕刻物品，并留下了记录。我们来看看这些外国人的笔下，是如何记录和描述广东牙雕的呢？

精湛的工艺

“中国人达到最完美程度的工艺，当数象牙雕刻。在这项技术上他们没有匹敌，据我所知，甚至英国的伯明翰，这技术和工业的大摇篮，都试图仿效中国产品用机器雕制象牙扇和其他物品，但产品至今仍未达到可与中国竞争的高度。”这是《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书中的一段话。

1793年英国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豪华使团出使中国，返回途中路过广州，使团成员看到广东牙雕，留下了上述记载。在该书中，还详细描述了“精美绝伦”的一个牙雕物件：用一个坚硬的象牙球，其中有一个不超过直径半英寸的孔，他们雕制出9-15个不同的空心球，一个套一个，每个都是自由的，可向四方转动。书中还说，在一个小小的象牙饰件上，庙宇、宝塔及别的建筑物形象，都漂亮地刻在上面。

如《广东通史》所言“广派牙雕的风格富丽华贵，布局奇巧，雕刻精细，剔透玲珑，有的薄如蝉翼，有的精细入微，确实是让外国人很惊叹”。在上述英国使团成员中，马戛尔尼的私人秘书巴洛，1904年在伦敦出版的《旅行在中国》，也盛赞广州的牙雕说：“看来似乎最优秀、最完美无暇的顶峰，就是(广州的)象牙雕刻。”

这些细微、精湛的工艺，体现了当时广东牙雕工匠一流的工艺水平，面对这些精美的手工制品，当时工业发达的英国人，试图用机器大规模生产各种雕刻产品，并与中国人的手工制品进行竞争，但最终失败了，他们发现，工业机器制品根本无法与广东的手工制品媲美，时至今日，一些高水平的艺术品，也无法用工业手段生产出来。

广东牙雕的历史悠久。早在明代的时候，葡萄牙人奥伐罗·塞默多，给自己取了个汉名叫“曾德昭”，他在中国生活22年，也细致地观察了广东的牙雕。他于1637年出版的《大中国志》中说“中国有精巧的工匠，从来自中国的工艺品上可以看出这一点，虽然运来的产品并非最佳匠人制造。他们生产优良的象牙、黑檀和琥珀工艺品，特别是耳珠、耳环及金银首饰等妇女装饰。他们制造令人赞叹的链条”。《大中国志》是作者回到欧洲后编撰的，他在欧洲看到了大量来自中国的精美工艺品，发出了这样的赞叹。

对于精美的象牙等工艺品大量出口的欧洲，也是事实。比如，曾在中国海关工作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说：当时广州一口通商期间，清朝的对外贸易垄断制度给了行商的“买办”特殊权力，使他们可以对于船上的供应品，以及船上的职员和水手们急于要带回去赠送他们的妻子和情人们的丝手帕、瓷器、雕刻的象牙制品及其他中国物品任意定价收费。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到广州做生意的外国人，都喜欢将中国的象牙雕刻制品带回欧洲送人——虽然他们任意定价，或者漫天要价，但这些西方人还是要购买，体现了他们对这些东西的喜爱。

发达牙雕产业

1752年，瑞典人彼得·奥斯贝克到广州旅行后，在其著作《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中说，当时的广州从欧洲进口的商品，主要包括羊毛织物，手枪，钟表，葡萄酒、象牙等。正如《广东通史》记载：“到了清代，来华贸易的商船把大批印度象牙运到广州贩卖，促使广州牙雕业繁荣发展”。

广州的牙雕产业繁荣的景象，外国人自然也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并留下了记录。比如，日本人冈千仞在1886年出版的《观光续记》提到中国各地的知名特产时说“广东制钮扣、玉器、椅桌、漆器、雨伞、象牙器玩。”可见，在清朝时期广东的“象牙器玩”，具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

有关象牙制品，都包括什么物件呢？事实上，在明清时期的广州，象牙产业发达，象牙雕刻及各种象牙制品的应用十分广泛。比如，可以制作成妇女的装饰品。《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书中说“在中国，妇女有自己的女红、颜料盒、象牙饰物、银丝化妆品、珍珠母和玳瑁。”

象牙制品还可以制作成有意思的物件。例如，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思《中国和中国人》中说：在中国的象牙工艺品店里，我们能找到许多可以与希腊的手工艺品相美的艺术品，这些中国的工艺品在制作者的耐心和技艺上，都不输于希腊。中国人则把它装在一根大约一个半英尺长的细细的木棍上用来挠背。

对于这个象牙制成的“挠背木棍”是不是特有趣？无独有偶，还有一位外国人也观察和记录到了它。德国人罗梅君等在《异国情调与现实——17世纪至20世纪中叶德国游记里的中国》一文中说，“在一间无人居住的中国人的房间里，我找到了一只半米长的象牙小棍儿，棍的一端有一只同样用象牙做成的爪子，是专门用来在背上挠痒的工具。”可见，这种象牙物件在国内常见，并非“孤品”。

西班牙人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于1585年编辑出版了《中华大帝国史》，书中提到：当时明朝的中国大官员或贵族，出门的时候，佩带的标志是玉带，上面镶嵌着黄金、白银或象牙等制成的饰物。《利玛窦中国礼记》则说，当时的中国，上等人士使用的扇子杆，用象牙制成。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当时中国人使用的一些秤杆，也是象牙制成的。葡萄牙人曾德昭在《中国志》说“小象牙杆，一端用绳子挂着秤砣，另一端挂着一个小秤盘”，该书的作者还说，南方人使用舒适华丽的床，四周封闭，用木精制。他曾在广州看到一张很漂亮的床，用象牙和月桂木、檀香木制成，价值四百克朗。

英国阿美士德访华使团医官阿裨尔的旅行纪实——《中国旅行记》(1816—1817年)中说，使团利用在广州停留的短暂时间，游览了城里的许多街道，显示出丰富而又卓越的各种独创性的范例。看看象牙雕、龟甲、漆器等各种不同的工艺品，如此精确的雕刻加工，肯定要花费大量时间制作。

通过这些外国人点点滴滴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广东的象牙雕刻产业非常发达，象牙制品可以做成各种物品，包括装饰品、日常生活用品，甚至是家具，这些都体现了广东发达的牙雕产业。

正因为广东发达的牙雕产业及可以雕刻出各种精美的物件，因此，这些东西也成为广东向朝廷进贡的物品。根据《广东通史》记载，雍正年间，广东多次向朝廷进贡象牙席子，雍正帝觉得如此珍稀奇异之物，侈靡民力，诏曰：“夫以象牙编织为器，或如团扇之类，其体尚小。今制为座席，则取材甚多，倍费人工，开奢糜之端矣。著传谕广东督、抚，若广东工匠为此，则禁其毋得再制。”

在历史上，清朝的雍正皇帝是倡导节俭的，他看到了“象牙席子”后说，如果用象牙做小扇子等物品还可以，但如果制作坐席的话，消耗材料和人工太多，容易造成奢靡之分的漫延，因此，要求广东官府不得要求工匠再做这类物品。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