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前来贸易的国家，最初各以一所大房子作为居停贸易之所，由此形成商馆，‘公司’所占的两座建筑物中有一座是新的，这是在1822年那场大火之后仿照原来的样子重建的，这场大火几乎把所有的商馆都烧掉，幸免者并不多。”

这是曾在美国洋行工作的亨特，在其著作《广州“番鬼”录》中的记载，上述“公司”，就是作者本人所在的美国美商旗昌洋行。

美国人亨特在著作中提到的“1822年那场大火”，他引用了当时清朝官方的记载：“中国方面烧掉西郊一万二千间房屋、店及庙宇。”

但对于这场大火的起火原因、发展过程等发生的事情，这位美国人并没有详细记载，但当时在东印度公司做翻译的传教士马礼逊，专门写了篇《1822年广州火灾纪实》，对这场大火做了非常详细的记录，这些记录都收集在《马礼逊回忆录》。

我们根据外国人的记载，回顾一下那场惊心动魄的大火过程。

火灾发生过程

1822年11月1日，周五晚上大约9点，外国商馆区以北一英里外的一家饼屋失火。

当时在商馆工作的马礼逊说，从欧洲商馆处可以看到。起火处在商馆的北边，有约15到20分钟的路程，比较远，如果按直线距离大约有1英里远。

虽然有1英里远，但当时季节里，东北风盛行，于是在第二天早上8点左右的时候，大风卷着火苗来势汹汹地扑向商馆区，所有的防备措施都不能阻挡火势迅速蔓延。

这场非常可怕的熊熊的大火，伴随着浓烟，瞬间将商馆的建筑烧塌，化为灰烬。

马礼逊还在记录中说“烧完广州的商馆区后，风向渐渐转成东风，夹带着火焰以惊人的速度扑向西边的中国街，大火席卷沿河岸的东生行、同孚行和广利行，火势沿河岸烧到了花塔对面的空地——直到那个方向再也没有可燃的东西才熄灭。”这场大火焚毁了数千家商铺和民宅，几十人在大火中丧生。

通过马礼逊的记录，我们看出，这场火灾，烧毁了众多的房屋。造成了惨不忍睹的景象，大火进行了3天，直到11月3日才结束，在外国人的眼里，“被烧焦的商馆已沦为一片废墟”。而且还说：这是继鞑靼人征服后神对这座富饶安逸的城市的最具灾难性的打击，就连伦敦1666年的那场大火都比不上它。

在清朝时期，没有现代消防技术和消防器材的情况下，如果发生重大火灾，造成的损失，将是十分重大，而且面对重大火灾，官民更是“束手无策”。

火灾中的自救

对于商馆里的洋人而言，面对重大火灾，他们又是如何自救的呢？马礼逊也做了详细记载。

或许这些商馆的外国人曾经经历过火灾，马礼逊在记载中说，他们与和平时一样，听到火警后，属于英国商馆和行商的救火器械都被带到了现场。但是因为广州街道很窄，而且也没有受过训练的灭火员，政府也没有及时有效地配合，救火设备流水不畅，对快速蔓延的火势不起一点作用。

对于当时所谓的“救火器械”是什么呢？在没有现代电力高压水泵、消防车等情况下，能有什么救火设备呢？或许只是一些储存消防水的器具或设备，但这些设备，面对熊熊大火，显然是微不足道。

根据马礼逊的记载，当时的英国商馆有一个阳台，焦急的欧洲人在那里不断的观察火势，他们分析烧到商馆的可能性，甚至有人预计当天晚上11点就火势不可避免地会蔓延过来。

于是，大约12点或1点的时候，商馆的负责人发出指令，每条商船上都预备一条小船并配备人手；这时，在广州的大部分欧洲人凌晨开始准备搬走重要的文件，通过河上的小船运走。当时需要的小船很多，因此船价涨到了平时的10倍至30倍，最终还有人没能雇到小船。

从凌晨开始，马礼逊所在的商馆里，文件和能搬动的贵重物品都转移到江里的船上。果然，火大在早上8:00就烧到了商馆区。

火灾发生前，虽然一些贵重物品可以通过小船运出来，但对于一些大宗物资，就难以搬运了。

“本季的毛织品还没有卖给行商，仍然堆在公司的仓库里。苦力（或搬运工）早早地就被雇来搬运这些毛织品和其他货物了；可是火势蔓延之后，所有的人，无论是公是私都受到了影响，就很难再找到劳力了。”马礼逊在记录中这样写道，显然，这场大火，给广州的行商及外国洋行，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无法抢运出更多的物资和产品。

到了晚上，马礼逊和商馆的其他人，瑟瑟发抖、又累又饿地挤在江里的一条敞篷船上，当然，这条船是他们租来的，堆满了他抢救出来的物品。

官府的举动

“广州官员告诉我大火导致5万人无家可归。在人们的记忆中从未发生过这样的大火。他说这是天意。总督在城门跪拜、向天祈祷，但是没有用。礼拜日早晨他看到了废墟，痛哭流涕。”

这是《马礼逊回忆录》的一段记载，我们可以想象，在广州发生重大火灾后，清朝驻广州官员的这种行为，可信度比较高。客观地说，在当时的消防技术和条件下，面对熊熊大火，官府也是无能为力。

尽管如此，在发生火灾后，焦急的欧洲人，还是多次向官方报告，希望得到官方的救助。

“即将拂晓时，我用中文给官府写了一封陈情信，请求他们派官兵和衙役拆毁房屋。”作为东印度公司的翻译，马礼逊熟悉汉语，他在凌晨时直接给总督写信，希望拆毁一些房屋作为隔离措施，阻止火灾蔓延到商馆去。

不知道是当时一片慌乱的缘故，还是总督拒绝与外国人直接通信的原因，虽然马礼逊的“两封未封口的信通过不同途径送到了火灾现场的官员手中，还带了一份封口的致总督本人的信送到城门前”。但这些都没有结果，后来总督说没有看到信。

虽然外国人认为他们信中的“语言非常诚恳急切”，但当时的官府却没有做出任何拆房的举动，但外国人自己也意识到：对于当时的广州官府而言，未经授权私自拆房，无论是拆外国人还是中国人的房子，都会导致冲突。

因此，在外国人多次致信总督的几个小时之间，即到早上8点，大火已经烧到商馆了，一切都来不及了。

当然，在大火面前，外国人记录也是实事求是的：广州的官府并非没有任何行动，而是派了一支军队和捕快驱散围观者、防止盗窃。晚上有400人，白天有40名士兵和30名捕快。

在官方派遣兵力维护秩序中，发生了让人尴尬的插曲：一位低级军官要求洋商们每天给他们一些额外的费用，洋商只好勉强同意了；但是，当下级军官向上级汇报时，上级不同意他们收钱，他们把第一天收的钱又退回了。

在大多数商馆被烧毁后的第二天，有一些中国人进入商馆，从废墟中拾铁器和钉子，有的还想找金库、打开金库之门，这些人都被官府捉拿并进行了严厉的处罚。

在火灾发生后的第3天，总督宣布大家将毁坏的房屋、财物、人命等数目报到官府，他也将这些消息报告朝廷，总督还与行商的人协商在这些地方重建各国的商馆。

“英国人马上提出因为中国人的房屋（用了大量的木材)靠着欧洲商馆的墙搭建，因此请官府帮助这片地方的人重新布局，如果要重建房屋，在中国人房屋和外国人商馆之间留一片空地。”善于总结教训的欧洲人，提出了重建的要求，以防止再次发生悲剧。

在外国人的记录中，当时总督亲自三次到城门察看，他同意将中国房屋与外国商馆隔开的做法，并命令行商察看土地，看行商能否提交一份详细的报告，可以让官府照此执行......

对于1822年发生在广州的大火，虽然《广东通史》等史志资料并无详细介绍，但我们通过《广州“番鬼”录》《马礼逊回忆录》客观、详细的记载，还原了这场大火的缘由、发展过程和后果，如对此事件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查阅上述书籍资料。

可惜和遗憾的是：那场大火之后重建的商馆，在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被炮火摧毁。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