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律劳卑听到有三位中国官吏，将前来访问他的消息时，他大为高兴，以为他所希望的目标即将见诸实现了；但这次的会晤却只是更加清楚地表明了双方毫无共同的观点......。”

这是曾在清朝海关工作的美国人马士在其著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一段话，讲述的是：1834年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来华后，一直想直接与广东官员交往，完成他来中国的使命，即他希望的目标——扩大对华贸易。

本文主要讲述下律劳卑与广东官员会晤时，发生的座次之争故事。我们先来看看本次会晤的历史背景。

会晤的背景

根据《广东通史》记载：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英国派阿美士德为首的外交使团出访中国，由于“礼仪之争”中英会谈宣告破裂。随后，英国政府派出商务监督律劳卑，代替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作为英国在华的商业代表。

在律劳卑到达中国之前，英国政府给他训令，让他积极争取改变中英关系现状，使中国政府承认中英两国平等地位，以便扩大对华贸易。

1834年7月，不可一世、刚愎自用的律劳卑到达广州，不听行商劝阻，违反“通过行商转呈禀帖的规定”，直接给当时两广总督卢坤写信，而且信中不是“禀帖”，也没有禀报的意思，而是要求平等会见。作为广东的官员，依据清朝的规定，肯定拒绝接受其信件，更是拒绝会见，并要求他退回澳门，按照清朝惯例和规定，通过行商办理手续后，才可以进入广州。

对于律劳卑违反清朝政府规定，直接要求会见的事，曾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做翻译传教士的马礼逊也注意到了，并写在他给朋友的信中：

“英国人与中国地方官员经常发生争执。在当时情况下，争执首先因为律劳卑爵士在广州出现没有经过最高政府的批准，其次因为律劳卑爵士拒绝以中国行商为中介与政府官员交往。到达广州的次日......，因此在最初就为后来的争执埋下了怨结。”我们注意一个细节：马礼逊的记载中，还是很尊重“律劳卑”，特意带上“爵士”，毕竟，他们都是英国人。

这些信件都收集在《马礼逊回忆录》中，在马礼逊看来，双方一开始的交往，就是不愉快的，后来的争执也是必然的。

在双方有争议的情况下，又经过广州十三行行商的多次沟通，当时清朝驻广东的官员，同意在商馆内与律劳卑会见，我们接着讲述这次会面发生的故事。

会晤的座次争执

对于律劳卑与广东官员这次会晤情况，《广东通史》等史志中没有更详细的记载，但《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却记载了会晤细节。据该书记载，参加会晤的三位官员是广州知府、潮州知府和广东协台——对于这个具体官位的称呼，外国人的记录是否准确，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我们把本文的讲述重点放在会晤过程。

会晤前，当时的行商根据清朝官员的要求，在英国商馆里进行了座次的布置：

按照中国传统“面南背北、东为上”的原则，将北面的上座完全留给中国的官吏；行商们则坐在东边，即旁座的上席；而把英国监督们包括律劳卑男爵在内的座位都放在西边，这不但是边座的下席，而且是背着英王的肖像。

律劳卑到达现场后，显然对上述座次安排非常不满。于是，他将座位进行了重新布置。他采用了一张会议桌，把他自己放在主人席位上，把三个上宾的席位留给那三位中国官员，第四席位留给监督处的一位同僚，并将秘书阿斯选的席位放在长桌的末端，行商们的座位未加更动，英国商务监督处的随从人员仍留在边座的下席，只是把座位移动到不是背着英王肖像的方向。律劳卑的翻译和他的私人秘书的座位是放在他身边。

依据现代的眼光来看，如果双方是一种“平等对话和交流”的话，律劳卑在商馆中的安排，也可予以理解，但问题是：当时的清朝官员，内心不认为双方是平等交流，而认为他们应该是“朝贡者”，因而行商和律劳卑花了两小时时间来争执这个问题，最终，行商说服了律劳卑，恢复了原来布置。

显然，在座次没有安排妥当之前，清朝的官员不会进入英国商馆会谈，待座次安排达成共识后，清朝三位官位延迟两小时进入会馆，律劳卑则以他们未能按约定的时间到场，认为是对于“英王陛下的一种侮辱”，于是对他们严加指责。

在鸦片战争前，清朝的官员对外国人还是非常不客气的。因此，当时的三位中国官员，面对律劳卑的指责，也毫不示弱，声称他们奉总督之命，前来问明律劳卑三件事：一是来广州的原因；二是奉命来华的职务；三是回澳门的时间。

律劳卑如实告知他来广州广州的目的，并说他是英国商务驻华代表，至于何时回澳门，根据他的任务完成情况而定，但不会马上离开。

可以说，清朝官员与律劳卑的会晤，如《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说“除了寻常的礼貌询问之外，就是这样匆匆结束了”。

对于这次会晤，我们可看出，清朝官员根本不想与他们谈商务合作和贸易扩大，而对于律劳卑，也没有离开广州的意思，而是想继续留在广州，想尽一切办法，实现他扩大对华贸易的目的。

对于这次会晤后续事情怎么样呢？对此，《广东通史》也有记载：在律劳卑拒绝退回澳门的情况下，两广总督卢坤下令停止中英贸易，并武力驱逐律劳卑出境，双方升级为武力冲突，因广州方面积极备战，律劳卑退回澳门，不久病死在澳门。

座次之争的深层次原因

对于律劳卑与广东官员会面的座次安排，或许其本身并没有那么重要，但双方为此进行了两小时的争执，其背后必然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其著作《论中国》中说：在中国官方记载中，外国使者觐见皇帝不是为了谈判或谈国事，而是“前来领受圣上的文明教化”。皇帝接见他们则体现了对“远涉来客推恩加礼”。使者奉上贡品表明他们对皇帝俯首称臣。

他还在书中引用了明朝开国皇帝1372年朱元璋的观点：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而薄来可也’。

可以说，自明朝以来，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欧洲商人日益增多，在历代统治者和中国官员的眼里，这些欧洲人与帝国边疆地带的夷人无甚区别，甚至缺乏教化。中国官方称这些“西洋蛮夷”为“贡使”或“夷商”，偶尔允许外国人前往北京。倘若他们获准觐见皇帝，则需行叩头礼，即三跪九叩的大礼。

正因为如此，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访华去北京的途中，清朝政府在接待这批使者的船上插有一面旗，上面用中文写着“英吉利贡使”。在面见乾隆皇帝时，双方为是否三跪九叩礼进行了长时间的争执。

从表面上看是“三跪九叩礼”，但从本质上讲，是清朝的统治者及官员内心对西洋人的一种心态。

在这种认识下，双方很难是一种平等的交流，因此出现了本文中的“座次之争”。双方争执的不仅仅是一个座次，更是体现了各自的态度和对方的认识。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