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英国派遣以乔治.马戛尔尼伯爵为首的庞大使团出使中国,访华团到达《马可.波罗旅行记》中美丽富饶的中国后,对东方古国的一切事物都感到新鲜,访华团的成员分别做了不同的记录,出版了众多书籍。
在该访华团回国途中,路过广州,对广东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研究,并留下了详细的记录,我们今天看来一下,英国使团印象中的广东。
爱学习创新的广东人
在商务印刷馆出版的《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一书中,马戛尔尼伯爵面见乾隆皇帝并赠送礼物后,他说:“无论乾隆本人,还是他身边的人,对这些东西都没有好奇心。此外,现政府的政策不鼓励新事物,尽量防止百姓抬高外国人,贬低自己。”
尽管如此,马戛尔尼又记录了一段当时英国一个叫丁维迪博士(Dr.Dinwiddie)的人,在广州在英国商馆讲课、做实验的事情。他说:中国大商人一直参加,他们显得非常有兴趣,热烈希望讲下去。如果丁维迪留在广州继续讲课,我敢说他可以很快招收中国学生而发财。他对广东人爱学习的表现,进行了记录和肯定。
他同时还对比清朝北京的官员,说他们科技没有显出什么兴趣,没有一个人关注水压、光学原理、透视法、电气等等,尽管他们好几个人曾看到排气机、电动机器、望远镜、幻灯、戏箱。总之,可以说前来参观球仪、太阳系仪、气压计和圆明园安装的吊烛灯架的大人们,都漠然视之,好像这些都十分寻常,没有什么稀奇。
谈到广东人的爱学习、喜欢钻研和创新,马戛尔尼伯爵还说,他听说广州的中国人常有机会看见英国先进的船只,也认识到英国的船只比当时中国的船只更优越。于是,广州当地的一名商人,不久前计划按照英国样式造一艘大船,但大清帝国的户部对它评估后,不仅强迫他取消计划,还因他放弃中国原有的设计,犯下罪行,罚他缴纳一笔可观的罚金。
通过马戛尔尼的记录,说明了当时爱学习、喜欢创新的广东人性格,他还特别强调:按这位清朝官员的意见,国产的总比在广州售卖的欧洲番货好得多,当时清朝政府的主要政策确实是要使百姓自大自满,完全蔑视外国的优秀发明。
在马戛尔尼在访华记录中,还提到一个故事:他在广东发现一个中国人,在让他看了一块英国表后,他动手成功地做了一块跟此表一样的,尽管他从未见过这类东西,当然,这前提是必须给他提供他做不了的大发条。最后,他专门强调“中国人头脑灵活、颖悟,纤细的手天生用来干巧妙的工作。”
千百年来,“敢为天下先”一直是广东人鲜明的性格特征之一,对于马戛尔尼的上述几个广东人的观察和记载,我们虽然不能找到更多的史料佐证,但从逻辑上符合广东人的性格特点。
广州的金制品和象牙制品
马戛尔尼使团在广州期间,细致的观察和记录了广州的金制品和象牙制品。
他说,在中国,金子并不用来打铸成钱币,在中国不怎么使用,只制成一些小玩意儿和装饰品,特别在广州,中国的匠人把它制成扇、扣、鼻烟盒、牙签盒、印章、表链等,卖给在那里做生意的欧洲人,当地人不使用或购买这些东西,但一些达官贵人在手腕上戴大金手镯或指环,既用作装饰也为迷信之故。他们都相信这些手镯或指环有一种使佩戴者免遭病痛的神秘力量。这一风俗和信仰十分盛行,以致买不起金的人就戴银的,下层百姓则用铜和锡。
对于清代的中国,无论是广州还是其他地方,铜钱是主要货币,市场流通中鲜有金币。当然,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难以佩戴金首饰,这也符合当时实际情况。至于他说的金制品的种类及出口到国外的情况,或许是因为毕竟这是“小众产品”,在《广东通史》中没有详细的记载,只粗略的记载了“从广州出口的商品,主要是蚕丝、丝织品、茶叶、瓷器、药材、土布等”。
马戛尔尼使团还对广州的牙雕艺术进行了关注和研究,他说“他们达到最完美程度的工艺,当数象牙雕刻。”他还强调,在这项技术上他们没有匹敌,据他说,当时在伯明翰——英国科技技术和工业的大摇篮,都试图仿效中国产品,试图用机器雕制象牙扇和其他物品,但产品至今仍未达到可与中国竞争的高度。没有比中国扇子展示的细工透雕更精美绝伦的了,扇杆看来是用手工单个雕刻成任何需要的形式,或者是有徽章的盾,或者是人和物,成品按细腻的图样完成。两根外杆满是凸露的透雕,其制作方式只有手工技术才能完成。
他还细致的观察了广东的“象牙球”产品,他描述到:用一个坚硬的象牙球,其中有一个不超过直径半英寸的孔,他们雕制出9到15个不同的空心球,一个套一个,每个都是自由的,可向四方转动。他还观察到,庙宇、宝塔及别的建筑物形象,都漂亮地刻在象牙上。
根据史料介绍,广州牙雕有两千多年历史,早在西汉南越王墓的挖掘过程中就曾出土过牙雕文物。经过匠人代代钻研创新,广州牙雕逐渐凭借镶嵌、雕刻、编织三大类技法称雄全国。在宋代,广州工匠已能制作出内有三层且层层可转动的象牙球,被冠以"鬼工球"的美名。
据此推断,马戛尔尼使团观察到的“象牙球”,应该是广州起源于宋代的"鬼工球",可见,使团成员的观察之细致。
坚强与快乐的中国人
马戛尔尼使团在广州及北京等地履行中,还细致的观察了当时清代中国人的言行举止,并留下了记录。
他们在记录中说,中国人的礼仪,包括身体的各种动作,昂首和低头,屈膝或挺膝,合掌再分开,及其他许多行动,他们视之为良好教养和品行的完美表现,而把其他不会这一套礼节的民族看成是和野蛮人差不多。这其实就是讲的当时中国人“下跪、鞠躬、作揖”等各种动作,这些在“礼仪之邦”的华夏大地,比较普遍,尤其是对于读书人或达官贵人,更是如此。
有意思的是:马戛尔尼使团也观察到,一旦做完和行过这些“繁文缛节”,中国人仍乐于回归悠闲、随便的生活,跟他们信任的人自由交谈看来十分愉快,因为他们本性开朗,话多而且愉快。
谈到中国人的性格,马戛尔尼使团也强调:中国人民是极坚强的民族,能吃苦耐劳,对生意买卖和种种赚钱的手段都十分感兴趣;即使在最艰苦的劳动中他们也快活而且喜欢交谈,并非安静平和的人。在这一点上,马嘎尔的对中国人的观察与记录,与印度诗人泰戈尔、英国哲学家罗素等均有相同的地方。
对于英国使团1793年的访华,成员众多,上起大使、副使本人,下至使团成员,几乎都留下了出使日记、行纪等,记录他们出使过程和对中国的观感,数量非常多,大家若有兴趣,可以阅读相关的出版物,查看他们眼中的清代中国人。
附:董兴宝个人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