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况是一个有文学史野心的诗人，他试图以新诗的形式来重写中国古代文明史，从而创制出当代中国的《荷马史诗》，这在诗歌界已为人所知。他曾向人透露过他的一个宏大的创作计划，那就是用十万行近200万字的篇幅，构筑成鸿篇巨制的《中华史诗》，以圆满实现他心目中期盼已久的“大诗”梦想。而今，作为《中华史诗》重要组成部分的“三部曲”（《东汉帝国史诗》《大晋帝国史诗》《三国史诗》）已经写成，并正式出版出来。它们的出现，已然构成了当代诗坛长诗写作的“现象级”事件，同时也让我们对张况后续的工程有了更多期待。

对于有着多年诗歌写作历练的诗人来说，在创作一首诗时，将其篇幅不断地拉长，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写出千行万行的诗章来，其实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难就难在，诗人在诗歌长度的控制和诗意质量的保障二者上是否能做到兼顾。优秀诗人往往能做到，不仅诗歌的篇幅可以不断扩充，诗歌的艺术水准却丝毫不受影响。阅读张况的《史诗三部曲》，我最大的感受是，在长篇累牍的叙述与抒情之中，诗人显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在诗行的铺展与诗意的散发之间，找到了较为恰切的语言方式和结构形态。而且，在保证艺术质量的同时，诗歌的精神内涵也显得极为丰厚，诗人以穿越时空的视野来审度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在古与今的对照之中达成了诗与思的交响，展现出启人心智的思想魅力。

所谓史诗，就是以诗歌的形式来重述历史，通过历史题材的书写来表达现代人的思想与情感的诗歌。因为历史总是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的，因而史诗的书写通常都是长篇巨制，短小的诗章是无法胜任此项工作的。在史诗之中，由于历史是由现代诗人讲述的，因而史诗中呈现的历史，绝不会是既有历史的简单还原，事实上，既有的历史也是无法还原的。这也就意味着，史诗中的历史陈述，往往渗透着当代人对历史的某种理解与认知，或者更准确地说，当代诗人所创作的史诗，往往体现着古与今的相互对话与互相映照，一方面，当代人用现代的眼光重新激活和擦亮古代历史，另一方面，古代历史在当代人的现代视野下显露出新的意义和情味来。在《大晋帝国史诗》中，诗人张况称刘禅为史上最胖的“啃老族”，并如此书写道：“蜀国最胖的啃老族刘禅/从瘦削而灰暗的奏折上/揪心地发现了相父沉重的病历背后/已然开始滴淌呕心沥血的最后忠诚/他霎时间被这条突如其来的坏消息得面如土色/顿时乱了方寸/他急匆匆下令/派遣大臣李福/揣着他圣意的慰问信/前往五丈原深情探视/借以转达他作为后主/颇见虚胖的亲切问候/为先帝临终前的嘱托/尽一份沉甸甸的孝心”，诗人以“啃老族”“虚胖”“亲切问候”等充满现代意味的词汇来描述刘禅，将扶不起的阿斗形象作了现代演绎，辅以一个历史的细节新的精神内涵。在《三国史诗》中，张况以《一条病句在七个煮豆燃萁的脚印里发抖》来重写曹植创作“七步诗”的历史，并在结尾处写道：“事实与传说一脉相承/爱与恨/真他娘六亲不认”，将兄弟相争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新的阐发，用现代人的思想和情感重新擦亮了那段历史。

张况的史诗不仅体现着历史与现代的相互对话，而且还呈现出诗意诗情与思想的碰撞和交响。现代诗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情感往内收敛，思想内涵则相对凸显出来，诚如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说的：“诗不是放纵情感，而是脱离情感。”所谓脱离情感，并不是说诗歌不需要情感，而是说诗歌不能完全依仗情感表达的需求，而是要有意识地从情感的依附中跳脱出来，表达更为悠远和深邃的内蕴。张况的史诗就做到了不完全依赖情感和情绪的申发而成就诗章，而是依靠思想的凸显来尽可能打开历史的深度空间，让人们体会到隐伏在历史深处的韵味和妙义。

在张况的史诗里，充满哲思的妙语随处可见，如“一无所有真的不一定就是坏事/甚至可能是全身而退的一次绝佳机遇/焉知非福的哲理意味有时候非常诡异/十分管用的一次纠缠一旦任起性子来/有时候可能让所有人都感到很是失意”（《东汉帝国史诗》），“转瞬即逝的夕光/神情恍惚/没鼻子不长眼的天空/多像一个椭圆形的巨大追问啊/可惜没有人会深究/自己与世无争的食道/究竟什么时候就被堵塞了艰难的吞咽”（《三国史诗》），“指望哪一天天上能够有馅饼掉下来/那只是痴人说梦的一个大笑话而已/熟悉历史运行方式的人们大都知道/除了源源不断的雪和滚滚头颅/没有任何一种可以商量的余地/能让人类的发挥真正变得轻松”（《大晋帝国史诗》），这里有富有意味的辩证之思，有不乏深意的时间哲学，还有令人震慑的历史法则，总之是充满精神的睿智和批判的锋芒的，诗歌与思想由此擦出了耀眼的火花，文本的整体性艺术品质也得到了有效的升华。

（张德明，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岭南师范学院南方诗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