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商埠都是非常重要的形象和地标，它们既是国际外交中介，又是对外贸易的枢纽，被称为“海上经济之都”。一座老商埠，半部近代史，穿越百年风云的老商埠，往往记录了一座城市的近代商业文明。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清初诗人屈大均的一首诗，道尽了广东海洋贸易的繁荣鼎盛。在珠海市中心的香埠路，如今仍能从沿路的老式骑楼依稀看到百年前的时尚风韵。这里就是百年前珠海的中心商务区，近代中国唯一经朝廷谕批创设的“无税口岸”——香洲埠。

珠海文史专家何志毅长期研究珠海地方历史，他认为，“香洲开埠”作为前人从事某种具有改革开放意义的尝试，在客观上也造就了香洲城镇的雏形。

实业救国兴开埠热潮

20世纪初，开办商埠蔚然成风。早在“戊戌变法”时，清朝政府就照准岳州、三都澳、秦皇岛三地自行开设商埠。此后，又陆续开设了12个“自开商埠”，在遏止列强谋求扩大侵略的同时，力求“振兴商务，扩充利源”。这些“自开商埠”大多由官商合办，多“以官力提倡”“靠官绅进行”，受到地方政府和工商界的热烈欢迎。从“五口通商”开始，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沿海共开商埠100余个，这些商埠多为中国沿海港口，依靠水运之利，迅速发展成为以进出口贸易为重心的近代商业性城市。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澳门葡萄牙政府以勘界为名，在珠海地区扩展疆界，同时排斥澳门华商，遭到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强烈谴责和抗议。因此，清政府为缓其势，以“官力”帮助“商民建设香洲，以分澳门之利”。对此，赞助香洲开埠的何肇忠在《开辟香洲埠章程》中作了详细申论：“‘商战’失败，举国公认，为今之计，唯有开辟商埠，通达外洋，自固藩篱。”又称：“位置于环球之上，以与欧美争雄，所冒非闾里之荣，亦邦家之光者，即于此举卜之矣。”

1909年，在“自开商埠”与“商战挽利权”的呼声中，清政府批准了香山爱国士绅伍于政、王诜、戴国安、冯宪章等人的建议，准许他们在香山择地自开商埠，兴商务而裕民生的奏请。同年的暮春时节，香山县最南面的“沙滩环”上，“香洲商埠”承载着时代的希望和情怀，应运而生。

何志毅介绍，香洲埠初定名为“广东实业商埠”，因选址于香山场与九洲洋之间的海港荒野“沙滩环”，便从其中各取一字，易名“广东香洲商埠”，这也是今日珠海香洲地名的由来。

与全国其他“自开商埠”多为官办不同，香洲商埠完全由香山士绅、归国华侨、港澳商人等民间力量自办，经费则以招股募集形式自筹，具有浓重的商办色彩。据悉，商埠运作总成本100余万元，伍于政、王选、戴国安、冯宪章等四人自备10万元，其余折合股份登报招股，爱国华人华侨、开明士绅踊跃入股，当日就募集了近50万元。

商贾汇聚显繁华盛况

清宣统元年（1909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香洲建埠的动工典礼正式举行。史载当时总理员王诜等请省、港、澳和县属各方要人及士绅学界共几千人来观礼，其中有两广总督张人骏、广东水师提督李淮、广东劝业道陈望曾、拱北关帮办贺智兰等出席大典。何志毅介绍，王诜等事先架搭了一座可容纳2000多人的大礼棚，棚里悬挂着“强国之基”“利国利民”等横额，“整个港湾旌旗遍布，人声喧哗，热闹非常”。

开埠典礼伊始，人们将张人骏题写的“广东香洲商埠”的一块丈多长、四尺宽的匾额，挂在建埠公所大门前（香洲区人民政府旧址所在地）。正当行典礼的时候，骤然下起滂沱大雨，棚内来宾衣履尽湿，观光者大为扫兴，被认为不祥之兆。

香洲开埠一度给当地的发展带来景气，不少海外侨商、港澳华商和地方殷富听说在澳门附近的地方香洲辟“六十年无税口岸”，都纷纷前来投资办实业。何志毅介绍，当时建埠公所筹集了58万元作为开发新埠的基金，还拟定了一份《开辟香洲埠章程》（共四十章），“当时采取投资的方式吸收建埠资金，但不招散股，不动公款，不入外国人股份，只许华人购地”。何志毅还告诉记者，当时开埠公司从香港、梅县、惠州、东莞、四邑（指今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四市，一般也包括现在的中山市古镇镇及珠海市斗门区）等地招募大批工人，开拓荒土，填铺一块平坦广场。经过3年多的时间，在香洲筑成5条80尺宽的横路和20条7丈2尺宽的直路。道路仿棋盘格式，使电车路、马车路、东洋车路、货车路、人行路秩序井然，街旁种植树木和安置路灯。

何志毅介绍，香洲埠区域建成“双飞蝴蝶”式教堂一座，大小铺户一千几百间，其中完成了二、三层楼房125座，大街之内又建筑了住家小屋几百间，这些楼房均仿照上海中等店铺格式建造，望衡对宇，颇为整齐美观。更建成了栈桥式木码头两座，开辟通往穗港澳的新航线；筹建警察局、机械织布局、邮政局、银行、博物院、医院等，均以西方的模式建设；拱北关在香洲成立税收分卡，办理进出口商品的报关纳税事宜。

在香洲开埠后，为招引外地人口迁入和提供就业，商埠公所还建造800多间临时居住的寮屋，以每间小屋（两户人住）每月1元的廉价出租，并有工作可供谋生。一时间，从周边迁入大量移民，香洲人口陡增。

当时的香洲埠人气爆棚，不仅游人争相踏访，络绎不绝，当时有记者曾以《香洲埠游客纪盛》的游记，报道这一繁荣景象，称其“每到夜晚，灯光如同白昼，一片兴旺”。在埠内的日升酒楼、泉香酒楼、合栈茶居等商业场所天天宾客盈门，更有拥有“中兴纺织公司”这一大型纺织厂及“协昌”“康正”“永利隆”等颇有名气的商号。国人也对其大加赞赏，连晚清维新派领袖人物康有为都曾赋诗盛赞“香洲开埠”。

香洲开埠的重要意义，更是大部分体现在长达四十章《开辟香洲商埠章程》中。该章程内容异常丰富、全面而详细，吸收了外国开埠的经验条文，包括融资、商人集股开公司以及建造、保险等西方较现代的事务，都被吸纳在内。《章程》及附图勾画出一个现代港口城市的完整蓝图，既有通畅的陆海交通，又有完备的社会服务设施。管理上也提出文化休闲城市要求，星期日及重大节假日放假休息，甚至提出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建成自治基地，共谋公益。

“无税口岸”获政府扶持

在开埠以后，政府也对商埠实行政策优惠，加以扶植。首先是政府对商埠免征关税，以确保商埠经营者有利可图，吸引更多商人投资。早在1909年开埠之初，创办人就把申请免税的报告呈送广东劝业道，经过一年时间逐级上报，层层审查，于1910年6月间，广东劝业道陈望曾批谓“据禀已悉，香洲商埠接近港澳，必须一律免税”。但因“仰候备移劝业道核明详覆，并候批示云云”，当时舆论一般认为这不过是走走程式而已，“想劝业道亦未必不讚成也”。

直至总督张人骏电外务部磋商，最后在1911年3月，税务处外务部度支部电告总督，关于免税问题，现准军机大臣钦奉谕旨，税务处会奏议覆，“香洲自辟商埠，请暂准作为无税口岸一摺，着依议”。总督接到批示后，当即札行藩司及劝业道，转告香洲埠商人遵办，据此，香洲埠免税获得清政府的正式批准。

此外，政府当局更是加强商埠的治安保卫工作，实行食盐优惠价格。并有热心的教育家韦警愚在香洲埠筹办工艺学堂一所，招收各乡学徒，教授工艺，以期振兴实业，“挽回利权”。这一计划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留学法国的学生胡金钧致电韦警愚，自愿捐助资金，作为该学校开办经费之用。

内忧外患终毁于大火

但是，香洲开埠好景不长。清宣统二年（1910年）7月，香洲埠遭受了一场持续6个小时的大火灾，800多间寮屋尽成灰烬，几千灾民被迫流离转徙，远走他方。

加之清政府在把持中国海关大权的外国人厦利士税务司极力反对香洲商埠免税的压力下，又改变了以前的主张。何志毅向记者介绍：“后来，清朝政府认为香洲自然地理条件不能建成香港那样的自由港，只能搞个‘有限免税口岸’或‘无税小商场’，这给香洲埠务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地方内部也出现利益纷争，当地绅商釜底抽薪，在香洲附近的野狸岛创办“广东省渔业总埠”，并计划在淇澳岛另辟商埠，与建埠公所分庭抗礼，“甚至禀词诬告王诜等主事人是个掮客，靠卖土地、石方谋私利等，闹得沸沸扬扬。”何志毅说。

投资者见状非常失望，纷纷转移资金，商店也随之倒闭。王诜、伍于政等自 1908 年创办香洲埠以来，历经筹划、申报、租地、奠基、兴建各个阶段，一时热闹非凡。随着内忧外患，负面新闻不断，商埠日趋萧条，不过建设工程仍在缓慢地继续进行着。直到批准香洲埠为免税商埠，人们仍对商埠充满祈盼，热烈地讨论着它的未来。辛亥革命后，香洲埠建设戛然而止，此后了无起色。

作为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百年历史的香埠路依旧从早到晚演绎着老珠海人的市井生活。现如今的香埠，模样已不复从前，余下的只有开埠之日梅县人甘湖所植的老榕树和与时光共同老去的古建筑，但生活在这条街上的人们仍始终传承着共同的香洲印记。

随着最早的开埠倡议者王诜的孙女王伟颐不辞劳苦从香港来到珠海捐赠清宣统元年《广东香洲商埠稟奉批准奏咨存案章程附本埠舆图》原件，让它同现存于葡萄牙里斯本档案馆的百年前香洲埠老照片珠联璧合，还原出了清末“无税口岸”香洲埠“百年香埠开商贾，世代敢为天下先”的历史信息。

文、图 | 记者 李旭 钱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