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挺

什么是潮汕文化？我现在的理解是：潮汕文化是一种在自然环境条件影响下，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逐渐形成的族群文化。它是由生活在潮汕本土与世界各地的潮州人共同创造的。

潮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自然地理，另一个是历史变迁。

壹

我们的先辈很早就认识到，自然地理对一个地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很重要的影响，会造成这个地域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文化特征。这种观念，在地方志里，表现得特别突出，几乎每一部方志，都会描绘本地的山川形胜，进而述说本地的风俗文化。林大春《（隆庆）潮阳县志》的“风俗志”就按地理环境把潮阳县9个乡都，分成4个片区，用文采斐然的笔墨，讲述了它们各不相同的文化风俗：

西南片峡山、黄陇、贵山3个都，地处练江上中游台地平原，农业发达，居民渔樵耕读，多宗族，知礼义，一派儒风。西北片竹山、直浦2个都，在榕江江口平原，也适合农耕，居民崇儒礼佛，文化风俗与西南片相仿。东南片的隆井、举练2都，地处练江海口，淡水资源缺乏，发展农业很困难，居民多靠鱼盐、商贸为生。西南片位于濠江海峡两岸的砂浦、招收2都，居民更是将海上长途贩运和捕鱼、煮盐作为生计。海洋生活的险恶，造就这4个都好争敢死的民风。

林大春告诉我们，在潮阳，大地与海洋炼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地方文化品格。把眼界扩大到整个潮汕，我们看到的情景，亦犹如是。

潮汕地处中国大陆东南一隅，北边是山，南面是海。横亘在潮汕西北部的莲花山脉，是这个地区与珠江流域的分水岭。潮州城北面绵延百余里的凤凰山区阻隔了潮汕和北方地区的联系，在崇山峻岭中，只有蜿蜒千里的韩江是最方便的通道。这条通道可以跟赣江连接起来，在很长时间里，对潮汕和中原地区的沟通起着巨大的作用。

潮汕东南面，涨海连天。漫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海域，对潮汕的历史发展造成极大的影响。背山面海，可耕地很少，潮汕人只能够以海为田，在波涛里闯荡谋生。有了季风和海流给予的便利，潮汕与中国沿海地区以至日本列岛、朝鲜半岛、琉球列岛、南洋诸岛和中南半岛成为一个交往密切的区域，一个海洋世界。这是潮汕人海外移民和海上贸易传统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在这样一个海洋世界里，潮汕人接触了中国文化以外的多元文化，通过相互交流、吸收，丰富了潮汕文化。

这种自然地理环境，始终影响着潮汕历史发展。于是，讲述潮汕的历史故事，就必须有两种地理的视角：大陆的潮汕和海洋的潮汕。

大陆和海洋共同塑造了潮汕的区域传统文化面貌。今天海内外的潮汕人，保留着颇为一致的独特民性、风俗和富有特色的生活方式。最让世人瞩目的，是移民和经商。

贰

在强调地理元素所造成的地域文化独特性的同时，也必须重视时间元素所造成的地域历史变迁。历史变迁对潮汕文化的形成同样重要。

在文化的视野里，这个区域的历史变迁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这一阶段的考古资料显示，本地区与周边地域有密切的文化联系，先是与东面闽台保持一致，后来，西面的南越文化入侵本地，改变了本地区文化的原来面貌，但土著文化色彩依然强烈。

第二个阶段从公元前200年前后开始。主要通过北方移民和行政建置，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在这块土地上，经由并生、对抗，逐渐融合。从这个时间起，本地文化开始不断“中国化”的过程。

先是，南越国在南海郡增置揭阳县。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平南越，本地区纳入汉帝国的建制，南迁的北方移民慢慢多起来。到东晋义熙九年（公元413年），本地开始有了郡一级的建置。这一时期考古发现的文物，有非常典型的北方风格。这是新移民遗留下来的。它正好说明这时移民和土著基本上还处于互相隔绝的状态。唐高宗、武后时（公元7世纪后期），陈政、陈元光父子与58姓军校屡次平定泉潮间蛮僚啸乱，在这两个州之间，又有了漳州的建置。北方移民人数增长很快，带来了进步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式，改变了本地人文景观。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韩愈被贬潮州，是对潮汕历史影响巨大的事件。儒家思想通过学校教育强化，盛行于中国北方的佛教也传播至本地。虽然在韩愈之前潮州已经有了官办学校，不过，着眼潮汕文化的发展源流，韩愈仍然被人们看作是潮州开始向社会中下层普及儒家文化的代表，是转变潮州文化习俗的百世之师。韩愈和大颠的际会，开始了本地“儒佛交辉”的人文历程。到唐末五代（公元9世纪），中原正统文化已经普及到潮汕地方社会的中下层。

第三个阶段，自北宋延续到明代中期（公元10—16世纪）。本地土著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潮汕文化成为汉文化一个分支。这个阶段，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潮汕得到快速发展的机遇，逐渐成为“岭南名郡”。移民规模不断扩大，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增长。借助着学校教育和科举，士大夫文化渐成潮汕社会文化主流，宗教信仰也愈发多元化。在官员、士大夫和普通百姓共同的努力下，潮州城成为一座颇有规模的美丽的城市。

改朝换代的动荡，只是水面波澜。战乱过后，潮州地方社会照着原来的惯性运转。在13世纪末到14世纪中期，政治、经济、文化都有比较稳定的发展。

明朝建国伊始（1368年），洪武皇帝实行“重农抑商”的国策。很多土著的山民疍户开始定居务农，成为朝廷的好百姓。依赖于农耕生活的安定，很多农家的孩子通过进学改变了社会身份，也使自己的家庭实现了社会阶层的流动。经过几代人的积累，从弘治到万历前期（公元16世纪前后），潮州科名之盛，空前绝后，形成一个对本地社会颇具影响力的士大夫阶层。士大夫阶层的形成，推动着本地学术的发展和乡村宗族的文化建构。潮汕文化传统的主要面相之一——宗族化开始呈现。这时，正逢欧洲商业势力东来，有一些人开始重操商贸旧业，海上私市贸易又活跃起来。海上贸易的重兴，也强化了潮汕文化传统的另一个特色——商业化。这有违王朝既定国策。16世纪后期，朝廷强化地方控制，用武力镇压潮州海商，却也开启了潮汕人向东南亚移民的先声。

儒家文化的影响，从16世纪延续到18世纪中期，这一时期颇为潮汕人引以自豪的科举成就、在乡村普遍建立起来的宗族制度，都是这种影响的结果。

第四个阶段，晚明到清代（公元16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

由于清乾隆以后海上交通与贸易的开放，潮州的科举成绩在18世纪中叶坠崖式地突然中落。也是从这时起，潮汕海外移民数量开始大规模增加，潮汕文化向海外发展，与整个环中国海地区联系。在这个阶段，本地区的农业和商业并头发展，一起哺养起本地不断快速增长的人口。但这一小块山海之间的土地毕竟狭隘，哺养的责任，最终还要由商业来担负。于是，海上贸易和海外移民，成了这段历史的主题词。我们对潮汕历史思考的中心，也不能不转移到整个环中国海地域。

叁

这样一个历史进程，讲述了不同来源的多种文化——以南中国海为中心的海洋世界的土著文化，来自北方大陆的中原文化，还有随潮流而至的西方文化在潮汕地区相互交流、包容、对抗、融合，如何造成地域社会的变迁；也讲述了商业贸易和移民，如何让这种地域文化的影响不断向海外拓展；讲述了在近代，这种地域文化又如何连接起离散在世界各地的潮汕人。实际上，它回应了我们在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什么是潮汕文化？

李亦园先生在《一个移殖的市镇》这本书中讲过一个故事：1960年代中期，他在马来西亚柔佛州麻坡做田野调查，陈蕾士先生陪同他参观了一个国乐社。陈蕾士是很有名气的潮州筝演奏家和潮州音乐理论家，对中国古乐器也很有研究。在参观过程，陈先生说了一段话：“中国国乐所用的乐器各地大致相同，但在演奏时，各地区所用以作导引的乐器则有不同，例如潮州人用‘外江胡’作导引，福建人则用箫为导引，其风格也因此不同；而各地的人都以他们所演奏的才是真正的国乐。可是如混合这些不同的色彩在一起，大家也都承认这是国乐。”

李先生认为这一段话虽然是从音乐的观点而言，却可帮我们解释中国文化的整合性与地区性的问题，因为我们若把这一段话引申为“中国文化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性表现，各地区的人都夸耀自己，认为他们的文化才是代表真正的中国文化，可是没有人否认，这些不同地方性文化的总和，也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则可对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面能有所说明。

李先生的意思很清楚：中国文化是许多不同的地方文化的总和，这是中国文化本质。我的理解是，李先生这句话表达的，正是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就是说，潮汕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不过，它有自己特色。潮汕文化的特色，就在于它的海洋性。

作者简介：黄挺，曾任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汕头大学中文系主任、汕头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为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院历史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