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金属为货币，开于三千年以前。或刀形，或方形，或中穿方孔，各种不一。今铜钱因仍古形，历代不换。物价以铜钱为本位。金银虽为通货，未曾为本位。”

日本旅行者冈千仞曾在中国多个城市旅行，在明治十九年，即1886年出版的《观光纪游 观光续纪 观光游草》中的一段记载，概括性地讲述了我国自古以来使用铜钱的历史。

在许多人印象中，说起古代民间金钱交易情况，人们自然会想起清代吴敬梓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中“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的说法，用银子交易，似乎是当时民间的主流交易方式。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清朝的大多数时期，铜钱依然是法定的货币，民间大量的小额交易使用铜钱。

清朝时期，到过广州或研究岭南近代史的外国人，也记录了当时中国铜钱的使用情况。

唯一合法硬币

“这个帝国除了铜钱之外别无其他硬币，人们对铜钱已很熟悉，它仅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之需，除了货币兑换商用来增加其储备外，在重大的交易中从不使用铜钱。尽管这种货币的规格很低，却给每个人带来了方便，这是很聪明的做法。”

这是1829-1842年在广州美商旗昌洋行工作的美国人亨特，在其著作《广州“番鬼”录》中的一段记载。他的描述是正确的，总结是形象的，作为我国古代长期流行的货币，以“硬币”形式流通的只有“铜钱”了，而金银固然可谓是“天然货币”，但并非标准的硬币。

美国人亨特还观察到：当时在广州流通的铜钱，正面铸着铸钱时在位皇帝的年号，并有“通宝”两字。当然，他同时也说，如果需要更大价值的货币，则通常使用便于携带的金条或银碇。

显然，铜钱是价值比较低的货币。那么，在19世纪中期的广州，一个铜钱能买到什么呢？美国人亨特在他的另一本著作《旧中国杂记》中给出了答案：

《圆明报》在外侨中称为《广州官报》或《朝报》，是主要报道官员们的活动。这份报是用木版印刷，每张卖一两个铜钱，城里城外的街上到处都有卖。

在清朝中期的广州，铜钱在民间或市场上的使用情况又是如何呢？1752年，瑞典人彼得·奥斯贝克到达广州旅行后，在其著作《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中提到了铜钱使用情景：

那种浅褐色的、欧洲人用来制作放置衣物的箱子的木头非常贵，我买了一个5英尺长、2英尺宽、涂漆镶铜的箱子用来放我的衣服，要100个铜钱。

该书中还说：中国人一般由裁缝挑选布料，之后一起付账：一件缎子马甲和一条缎子的马裤（夹裤）一共5两或70个铜钱。

随着广州对外贸易开展，许多大额的交易，则是使用银子。可见，当时的广州，银子和铜钱同时使用。

对此，两位美国女学者韩书瑞(SusanNaquin)和罗友枝(Evelyn Rawski)合写的著作《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中说：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就是建立在一种双金属通货制的基础之上，日常购物用铜钱，较大的商业交易用白银。16世纪白银成为通用货币，大部分税收都以银子来计算交付，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清代。

而对于晚清时期，铜钱和银子同时使用的情况，德国《法兰克福报》记者保罗·戈德曼，受报社指派，来到了中国采访，写下了《1898年的夏日：一个德国记者的中国观察》一书，该书中有生动的描述：

在这间票务室里充满着鸦片的味道，屋内的一个角落便是员工们过夜的地方。很小的空间旁还有个洗头的盆子，在员工们身旁的桌子上还有他们的算盘，除此之外，桌子上满是成串的铜钱。中国人买票是以铜钱支付，欧洲人则以银两支付。

当然，对于日常百姓交易使用铜钱的情况，早在明朝末期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也观察到了。《利玛窦中国礼记》中说，在中国很多地方，买卖较小时就使用一种小铜钱，它是官办的造币厂里铸造出来的。

美国行政法专家、1913年曾担任北洋政府宪法顾问的美国人古德诺在其著作《解析中国》中说：中国人唯一的铸币是铜钱，至今仍被普遍使用；铜钱的中央都铸有一个孔，可容一条绳子穿过，由于每个铜钱的价值都很小，因此可以看到它们常成百上千地被串在绳子上。

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铜钱的价值虽然不大，但确是官办的铸造厂铸造的，正如《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中说：“铜钱要铸造，而银子不用铸造。这两种货币金属的兑换率随着供应情况很容易波动，对所有百姓有直接的影响。”

既然是白银和铜钱都可以流通，必然存在两种货币的兑换，那么，这两种货币的兑换，对古代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接着阐述这个重要问题。

银铜兑换比例

“因为农民是用铜钱或谷物交纳赋税，但官吏上解时用的是银两，所以实际的税率取决于需要多少铜钱或谷物折算成定额的银两数目。由于白银越来越稀少，因而它与其他货物相比就贵了起来，结果使实际的税率翻了一番或者更多，从而使小土地所有者陷于绝境。”

这是美国历史学家、国际汉学泰斗费正清编撰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的一段话，该段话的背景是：在19世纪30年代，鸦片大量输入广东等地后，白银大量流出国外，而这种收支的不平衡迅速破坏了税收和商业。银与铜的比价变化，这几乎使所有社会集团都身受其害，唯独投机者、兑换商和高利贷者除外。

可见，铜钱与银子的兑换比例，关系到各方的利益，受损害最大的自然是普通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

在我国历史上，铜钱与金子的兑换比例问题，日本经济学专家滨下武志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书中，研究了大量中国货币、金融的权威资料，他认为：

在中国的货币流通史上，几乎没有过黄金流通的历史，基本上是白银与铜钱复本位制。其中，铜钱归中央管辖铸造，白银则由民间银炉铸成马蹄银，作为秤量货币流通。而两者的比价从1000：1（白银1两=铜钱1000文)出发，因时代的变化而又形成很大的价别。尽管中央政府并不直接管理白银的流通，但在制定征税政策时，因“地丁银”和“一条鞭法”的实行，从而在客观上确定了以白银作为收纳的主要形式。

关于铜钱与银子兑换比例的变化及带来的影响问题，还有更多外国人进行了记载。比如，1877-1907年曾在清朝中国海关工作的美国人马仕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说：

所有上奏折的人们都指出兑换银两所需铜钱数额的增加，兑换率已从一千文增到一千二三百文，而把这点作为因白银源源外流致价值上涨的证明。

可见，当时因鸦片大量输入中国，导致了白银外流，进而导致了铜钱的贬值，最终坑害了普通的百姓。马士还强调：

中国是一个在各种货币之间没有任何固定兑换率的国家，甚至在两种同样金属的货币之间也没有固定兑换率；但是所有的兑换都是受货币的本身价值和它的供求关系所影响的。

根据马士的记载，从乾隆年间的足重铜钱起到嘉庆年间，钱的分量已逐渐减低，而道光年间铜钱分量减低更甚；铜钱本身价值的损失足以使其交换价值丧失20-30%。

对于上述情况，《简明广东史》中也有记载：鸦片大量输入给中国人民造成严重的危害。由于白银大量外流引起银价飞涨。十九世纪初，1两白银只换1000文铜钱，而到1889年则可换1678文。

铜钱的海外影响

清朝早期是闭关锁国的，而清朝晚期则是非常羸弱的，那么，作为国内广泛流通的铜钱，在海外是否有影响力？答案是肯定的。

比如，《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中说：清朝时期，中国的帆船贸易主要由来自岭南和东南沿海的商人控制，他们运瓷器、棉花、丝织品去马尼拉，以交换墨西哥银元，还向东南亚运去陶瓷、纺织品、药材和铜钱，以交换熏香、象牙、胡椒和稻米。

可以看出，当时广州大量的帆船出海，用铜钱及更多的货物，换回墨西哥的银元、稻米等。

事实上，当时的中国的铜钱，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有一定的影响力，比如，德国人贡德·弗兰克在其著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说，缅甸不仅从中国进口大量的生丝、食盐、铁器和铜器、兵器和火药，而且进口布匹、绸缎、丝绒、针线、地毯、纸张、水果、茶叶以及铜钱。

小小的铜钱，在现代人看来，其价值低，似乎是不起眼的东西，但在清朝早期或中期的国际贸易中，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