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家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如何诞生的

在巴黎奥运会上，每当中国健儿勇夺金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体育场馆，全场起立齐唱，欢声雷动，荧屏前的国人胸中无不涌起无比自豪的感情。可读者朋友是否全都知道，国歌的诞生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其中一些细节鲜为人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田汉与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等被选为筹委会委员。6月16日晚，新政协筹委会常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委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郭沫若等为副主任。会议通过并成立了六个筹备小组具体筹备新政协各项工作方案，其中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全国人民迫切盼望尽快成立人民政府，也盼望早日召开新政协时，制定代表人民民主的国旗、国歌。

1949年7月4日，叶剑英主持召开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经会议讨论一致决定：以新政协筹备会名义向全国人民发布启事，征集对国旗、国歌、国徽的意见和方案，征集启事从7月15日至26日连续在《人民日报》《新民报》《光明日报》等报刊登载11天。征集启事发出后，立即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到8月20日止，一个多月共收到各类应征稿件如下：国歌：632件，词、谱共计694首；国旗：2992幅；国徽：图案900幅。

投稿者中有高级干部、著名艺术家、著名学者，也有普通的工人、农民、军人、学生等。当时在北平的中共中央、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负责人也有不少人来稿，如周恩来、朱德、郭沫若、茅盾等都画了国旗图案，提出对国歌的建议，或创作出新的国歌等。当时是周恩来同志最先提出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的，其他民主人士和应征稿件中也有许多人提出这个主张。但经过数天评审还未形成一致意见，后又从在不同时期影响较大的革命歌曲中挑选了《延安颂》《太行山上》《松花江》《毕业歌》《大刀进行曲》等来比较，又都认为这些均不适合当国歌。经反复讨论研究，最后一致认为还是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最合适：它是一首鼓舞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代表中国人民呼声的雄伟歌曲，在历史上起过鼓舞全国人民斗争号角的作用。但有个别同志同意曲谱，要求把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修改一下。1949年9月25日晚，毛主席、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讨论国旗、国歌等问题的会议。毛主席说：“不能忘掉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主席的意思其实就是“不忘国耻，居安思危”。大家随即报以热烈持久的掌声。

1949年9月27日，政协第一次全体大会一致通过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并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2004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它由此正式摆脱“代国歌”的地位。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国歌法》，并于10月1日起正式施行。《国歌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一切公民和组织均应当尊重国歌，维护国歌的尊严。且将国歌纳入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国歌，终于扬眉吐气了。

“戏剧魂”田汉的赤子之心

1898年3月2日，田汉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茅坪村，原名田寿昌。田汉自幼丧父，家境贫困，家庭由母亲易克勤一手支撑。田母是一位勤劳、善良、聪慧的女人。田汉11岁时考入长沙高小，同年参加学生军训后考入长沙师范，在徐特立先生直接教诲下成长。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帝制，田汉参加学生军、编演新戏，然而残酷的现实使其浪漫的梦想很快破灭。1916年8月，田汉刚从长沙师范学校毕业，就在校长徐特立的推荐下和亲舅舅易象的帮助支持下赴日留学。这是令田汉终生难忘的转折，田汉从此开始了人生最初的跋涉。

1922年9月田汉返回祖国怀抱，抵达上海。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田汉旋即投入左翼抗战戏剧中，并很快写出了激昂雄壮的抗日话剧《乱钟》。田汉积极靠拢党组织，并毅然向中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32年2月经刘保罗介绍，由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了田汉入党宣誓仪式。

田汉入党后，忠实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领导抗日左翼戏剧运动，其文艺理念和艺术追求也在浴火重生。他此时创作的《三个摩登女性》（1932年）、《扬子江的暴风雨》（1934年）戏剧电影作品以及《毕业歌》等歌词，都不愧为中华民族的正气歌。

同年2月，上海成立自由运动大同盟，田汉认识了鲁迅先生，并一同被选为执行委员。同年3月，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田汉又与鲁迅、夏衍、冯乃超、钱杏邨等被选为常务委员。

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举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田汉的爱国思想与行动，在民族危难关头也达到了新的高峰。这体现在电影《风云儿女》的公演和《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的创作传唱。“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毕业歌》以铿锵的节奏和明快的歌词、激昂的旋律，反映了亿万青年学生投身抗战的共同心声，它恰似旗帜和号角，在神州大地奔突激荡。

1935年2月19日晚，田汉自外归来，被守候家中的特务逮捕。田汉被捕后被关押于巡捕房。捕头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田汉说：“我不是共产党员，我是左翼作家，但我相信中国是社会主义前途。”田汉被引渡到上海市警察局，敌人多次威逼审问一无所获，乃于1935年2月24日晚上将田汉、阳翰笙等人推上囚车押往南京。田汉在敌人面前表现得坚贞不屈、正义凛然，而监狱外的徐悲鸿等文化名人四处奔走，设法营救田汉出狱。1935年7月27日，田汉经徐悲鸿、宗白华等人保释出狱，实际上是被软禁在南京。田汉出狱的当天，正逢电影《风云儿女》在南京上影，影片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全城，田汉心潮澎湃、热泪满腔，同时也回忆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经过：1935年1月中旬，田汉只写出了电影《风云儿女》的故事梗概，原计划的主题曲也只写完两节。1935年2月19日田汉即被逮捕，电通公司请夏衍将田汉撰写的故事梗概改写电影台本。夏衍利用2月下旬到3月上旬这段时间，把田汉留下的故事梗概改写成电影台本交导演许幸之。音乐家聂耳听说该电影结尾有一首主题歌，立即到夏衍处要求为主题歌谱曲。他坚定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聂耳约于3月底完成谱曲并唱给朋友们听。此时聂耳也已列入反动当局的黑名单，党组织为保护聂耳，决定派他出国学习，由日本转欧洲。4月5日，聂耳东渡日本，并带上初稿，继续修改和定稿。约于4月底5月初，聂耳将定稿寄给上海的孙师毅、司徒慧敏，至此《义勇军进行曲》即告诞生。而聂耳本人却于交出曲谱后不久在日本游泳时不幸溺水而亡，终年23岁，令人痛惜。1935年5月24日，上海开始公映《风云儿女》，《义勇军进行曲》随之在民众中广泛传唱。抗战期间，《义勇军进行曲》成了中国人民抗御外敌的旗帜和号角，成为中华民族勇敢崛起的民族之声，撼天动地，壮怀激烈。1935年5月下旬，田汉终于见到自己仰慕已久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周恩来对《义勇军进行曲》给予很高评价，并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都是共产党员感到十分欣慰。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民抗战开始。1938年2月28日，田汉随郭沫若赴武汉，并被任命为政治部三厅第六处处长，主管艺术宣传。田汉到三厅工作后，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此时他已不仅是有影响的革命文艺家，而且是共产党直接指挥的在抗战第一线冲锋陷阵的战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田汉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兼党组书记、全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务。田汉在繁忙的行政领导工作之余不忘创作，从1952年至1961年，十年间创作了多部戏曲和话剧，包括京剧《白蛇传》（1952年）、京剧《西厢记》（1958年）、话剧《关汉卿》（1958年）、话剧《文成公主》（1960年）、京剧《谢瑶环》（1961年）等。田汉1958年创作的话剧《关汉卿》和1961年创作的京剧《谢瑶环》，是两部思想性和艺术价值相当高的杰作。前者为他景仰的中国剧人树立了一座永恒纪念碑，后者则书写了为国尽忠为民请命的赤子情怀。1958年6月28日，首都隆重举行“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剧作七百周年纪念大会”，田汉陪同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观看了话剧《关汉卿》的演出，演出取得巨大成功。夏衍说：“田汉是现代的关汉卿，我私下把他看做中国的‘戏剧魂’。”与其说田汉在写关汉卿，不如说田汉在写自己，写他毕生的经历、追求、奋斗。

1960年春，田汉来到古都西安，观看了碗碗腔《女巡按》。回京后他重读了有关史书的记载，重新构思，创作出了京剧《谢瑶环》，着重表现了谢瑶环“为民请命”，同贪官及豪强展开不屈较量，直至被奸臣迫害致死也毫不动摇的大无畏斗争精神。没想到的是，田汉发自内心的忠言，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1964年7月31日，在京剧观摩演出大会闭幕式上，田汉、阳翰笙、孟超等被点名，京剧《谢瑶环》等被打成“大毒草”，田汉被撤销剧协党组书记职务，同年10月20日被下放顺义县劳动改造。但他仍保持沉默决不违心认错。1967年，田汉专案组成立，审查田汉的“历史问题”——1935年被捕问题、南京演戏问题、“四条汉子”问题等。

田汉精神上、肉体上遭受折磨，加之严重的冠心病和糖尿病，终于倒下了。1967年7月田汉被专案组以“李伍”的名字送进北京三〇一医院，1968年12月14日三时他停止了呼吸。1979年4月25日，党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隆重追悼大会，为田汉同志平反昭雪。因找不到田汉的骨灰，骨灰盒里存放的是田汉生前所用的一枚图章、一支钢笔、一副眼镜、一张《义勇军进行曲》的歌盒和一本精装的《关汉卿》剧本。追悼大会上，茅盾在悼词中郑重宣布，田汉同志“是我党优秀党员，是英勇无畏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是我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的先驱者，又是我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的杰出组织者和领导人。”

“戏剧魂”田汉永生！

聂耳：星光闪耀的音乐天才

《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是由田汉引入革命队伍的年轻音乐家聂耳。1912年2月15日聂耳生于云南省昆明市，祖籍云南玉溪。聂耳七岁那年，亲戚帮忙垫付了学费，他得以进入昆明师范附属小学上学。聂耳小时候就学会了吹竹笛、拉二胡等民族乐器，是校内外非常活跃的孩子。1922年春季，他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从昆明师范附小初小毕业，但因无钱购买童子军的装备，不得不转入私立求实学校高小部就读。这所学校非常注重学生的情操美育，对培养聂耳的音乐才能起到重要作用。

聂耳不仅喜欢乐器，还热衷于戏剧表演。他最喜欢听歌会，只要听到锣鼓响动，他就会从家里冲到街上，挤到最前列，看完回到家，能边唱边记录刚才听到的曲谱。1925年7月，13岁的聂耳高小毕业，他成绩优秀，但迫于经济原因放弃了继续升学的念头。一位教师爱惜其才华，主动借钱给他补足学费，并劝他投考学费便宜的云南第一联合中学。该校素以难考著称，聂耳发愤图强，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入学考试。此时，国共合作破裂，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如火如荼。聂耳阅读了当时许多进步的书籍、刊物，强烈意识到祖国统一和独立的重要性。他积极参加为“五州惨案”牺牲者遗属等集资金和抵制日货等活动。1927年秋初中毕业后，15岁的聂耳决定报考免除食宿费用的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第12名的成绩通过考试。入学后他参加了学校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读书会，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云南地下党为支持狱中被捕同志，组织“济难会”，化装成亲戚朋友去看望狱中同志。聂耳也参加了“济难会”活动并到狱中看望被捕的老师。1928年秋，他瞒着家人和朋友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学习革命理论，经常上街贴传单。1930年5月，聂耳意识到有被捕的危险，乃于7月前往上海。1930年10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三个月后，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众组织——反帝大同盟。1931年4月，聂耳被知名的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录取，并在一年多时间内取得惊人进步，这极大地改变了聂耳的人生。“聂耳”这个昵称也在此时产生并逐渐成为他短暂生涯的代称。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电影界遭到冲击，联华影业公司不得不裁员，重组明月歌剧社，聂耳当选音乐组执委。4月23日，聂耳第一次与中国戏剧运动的风云人物田汉见面。与田汉的相遇，决定了聂耳作为革命音乐家的命运，此后两人合作创作出不少经典名曲，《义勇军进行曲》是其中最为耀眼的一首。

1932年11月8日，聂耳从北平回到上海，当时的上海电影界是国共两党势力相争之所，聂尔离开北平时还不是正式党员。他入党是回沪两个月后的1933年初，田汉为介绍人。

此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设有专门负责电影音乐活动的音乐小组，聂耳、任光、安娥、张曙、吕骥等年轻词曲作家聚集一处，最年轻的聂耳被选为小组组长。1934年7月，上海电通公司开业的第一部作品为袁牧之编剧的《桃李劫》，于是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诞生了。《毕业歌》明快昂扬，充满理想与爱国热情，歌颂了满怀抱负为社会作贡献的青年。经过影片的传播，《毕业歌》在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热烈的反响。许多知识青年就是受到这首歌以及当时许多救亡歌曲的影响而开始自己的革命人生的。

1935年初，电通影片公司邀请田汉编写一部抗日救国新片。田汉很快完成了《凤凰涅槃》。然而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魔爪也在逼近。1935年2月19日深夜，田汉被捕，电通公司乃将《凤凰涅槃》委托给夏衍，夏衍将其更名为《风云儿女》，以许幸之为导演。聂耳得知夏衍接替田汉制作电影《风云儿女》，立即会面夏衍，申请制作电影主题曲。聂耳决心要将田汉的抗日救国精神通过自己的旋律传播于大众，并坚信这是自己的使命。夏衍欣然同意。田汉被捕前，不仅完成了电影剧本，连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也已写好了第一段。在编曲阶段，聂耳感到原歌词唱起来不够顺口，但作者入狱，无法商议。于是聂耳与电通公司的词作家孙师毅讨论后，将部分语句做了调整：“冒着敌人的炮火”一句，田汉原文是“飞机大炮”，不好演唱，乃改为“炮火”。“起来”改为重复三遍。最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改为重复两遍。强调性的叠句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和强劲的旋律。田汉出狱后听了这首曲子，惊叹于聂耳的精准修订，对此深感叹服。

聂耳拿到电影《风云儿女》及词作初稿时风云突变，被捕的危险迫在眼前。他携初稿乐谱匆匆赴日，在旅途中或赴日后完成了修改。并于1934年4月底或5月初向电通公司寄出定稿乐谱。1934年4月18日聂耳抵达东京。1935年7月17日下午，聂耳在神奈川县藤泽町鹄沼海岸与日本友人一同游泳时“突然隐没于波浪”，遗体于次日中午打捞出来。尸检医生的结论是“溺水窒息而亡”，遗体火化后骨灰由张鹤保存，同年秋其兄将骨灰带回上海。1937年10月，亲人们将聂耳安葬于昆明西山美人峰。

聂耳去世后，国内曾出现“谋杀说”和“溺水说”两种说法。鉴于前说未能提出充分依据，且聂耳确曾有过脑部疾患，笔者更倾向于“溺水而亡”的说法。

天才音乐家聂耳英魂永在！

（作者系文化学者、资深出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