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心仪的服装，有人爱唐装，有人爱西装，有人爱汉服……

而我，却最爱中山装。

中山装，那种庄重、肃穆、儒雅、大方，似乎无言地诠释和释放着许多深刻的含义。一说起中山装，尤其是一穿起中山装，我就会浮想联翩、精神十足。

中山装是一种服装，却不是一种普通的服装。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让中国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让中国千千万万男人和女人的生活甚至是让他(她)们的人体发生重大变化的事情，有一件是与男人相关的“剪辫子”，因此有人说辛亥革命是 “从头开始”的；另有一件是与女人相关的“放裹脚”，因此也有人说辛亥革命是“从脚开始”的。因此是“从头到脚”的革命。不管是从头开始，还是从脚开始，亦或是“从头到脚”，总之，一说到辛亥革命，人们一般都会提到这两件事情。   

但是，对于中山装，人们却多数不会与辛亥革命挂起勾来。其实，设计、制作和推广中山装也是辛亥革命的一件大事情，我们可以叫它为“制国服 ”。 “剪辫子 ”、 “放裹脚”，再加上“制国服”，我们就可以把辛亥革命称为“全身的革命”了。  “剪辫子”和“放裹脚”固然是中国男人与女人的人性大解放，但在我看来 ， “制国服”却是更有意义，而且意义更丰富、更深刻的一件事情。  再具体一点，这个感受可以延伸为中山装所蕴含的“四个性”—— 

一是政治性。中山装体现了一种新旧政治社会体制的变革更替，这已经是最大的政治；中山装的许多重要部位，都有着丰富的政治内涵，它物化了三民主义、国之四维、五权分立。后来将中山装定为民国的法定国服，其政治意义就更为突出了。   

二是革命性。中山装的诞生，是与辛亥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剪辫易服”的氛围下，中山装成为革命者的一个独特象征，穿着中山装成为拥护革命、与清朝封建主义决裂的一种标志。   

三是开放性。中山装作为服装虽然是一种革命性的设计，但也还继承了中国服装的一些传统元素。当然，它最大的特点还是开放性。首先，它颠覆了清朝时期的 “长袍马褂”，吸取了西欧猎装和日本服装的元素，并结合当时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和学生装风格，又参照了西服平整、挺括、有衣兜的特点，表现出强烈的开明开放精神。   

四是实用性。相对于长袍马褂，尤其是清朝的官服，中山装既显得经济，更方便行动。四个袋子并加上有纽扣的软袋的设计，既美观大方，又实用安全。尤其是上衣下面的两个“老虎袋”，可以随着袋内的物品多少涨缩，更令人叹为观止。中山装没有采用西装敞领敞怀的做法，而是采取内敛式，这样既容易裁剪，不浪费布料，还省却了那条烦人的领带。   

如此看来，中山装就不仅仅是一种服装那么简单了，它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   

文化符号，一个多么恰如其分的说法，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的说法!  在今天，随着历史尘埃的落定，中山装的政治性、革命性和开放性似乎已经退到历史的后台，然而它里面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精神内核、人文意义，却依然对我们有着非同小可的启迪作用。而它的实用性，是一直伴随着中国人的，它甚至还影响了一些国家，影响了一些外国人。这种实用性，我想一定还会继续下去的。   

我想得更多的，是中山装所蕴涵的文化意义，也即其第五个性——文化性。

中山装诞生的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其本身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文化产品，它被时代附丽了太多的历史担待和涵义。而经过百年来的历史沉淀，当浮云远逝，铅华消尽，大地归于宁静，中山装的文化性却越发的显得“水落石出”、日益彰显起来。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一直以来好象对这一点是失之于忽视了。   

我们今天研究中山装，落脚点应该放在如何研究、探讨、弘扬和利用中山装的文化意义上来。这是我们研讨中山装文化意义一个重要的历史命题和时代命题。                    

2024年8月26修改稿

【名家简介】

丘树宏，广东连平人；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广东作家协会副主席兼诗歌创作委员会主任，中山市政协原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现居珠海。

已出版个人诗集《隐河》《以生命的名义》《长歌正酣》等10部，人文社科和经济类著作《思维洼地》《心的看见》《中山传》中英文版等11部，编导、制作和演出、播放大型舞台作品10余部。

2003年，凭一首抗击非典的大爱诗歌《以生命的名义》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作家协会以同名大型节目播出后而走进中国诗坛，被誉为“时代歌手”。曾获人民日报年度散文奖、《诗刊》诗歌金奖、《人民文学》《文艺报》和《文学报》等征文金奖、《诗选刊》中国最佳诗集奖、《芒种》年度诗人奖、《中国作家》郭沫若诗歌奖和鄂尔多斯文学奖、广东省“五个一”奖和鲁迅文学艺术奖（两届）；为中央电视台大型史诗电视剧《辛亥革命》（获中国电视“飞天奖”“金鹰奖”）《下南洋》等撰写主题歌，在中央电视台和广东电视台等播出歌曲百余首。有多个作品翻译成英文、日文在国际诗坛交流展示，歌曲《我们的孙中山》《华侨，中国桥》《完美之梦》等多首歌曲在海外华人华侨中传唱。

近几年来致力于长诗、史诗和大型舞台节目文学台本创作，已完成《30年：变革大交响》《孙中山》《共和国之恋》《海上丝路》《海上丝路•香云纱》《Macau•澳门》《南越王赵佗》《宋庆龄》《伏羲颂》《珠江》《九连山下》等二十余部；主创并兼总编导的大型交响组歌《孙中山》，曾由国家文旅部、国务院台办和侨办等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安排，并分别与广州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香港管弦乐团、马来西亚槟州交响乐团等合作，在海内外演出十余场；主创的大型音乐舞台作品《孙中山》《英雄珠江》《南越王赵佗》《咸水歌》等在中央电视台和广东电视台播出，在央视播出歌曲近30首，大型史诗《海上丝路》在2023首届丝绸之路全球诗歌春晚中重点推介，长篇电视诗《天地人和》在2022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和“2022和合文化全球论坛”中展示交流。

首倡“孙中山文化”概念并力推纳入国家战略命题，创设“中山杯”华侨文学奖、孙中山文化节，创建“香山香”沉香区域品牌，策划组织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和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一系列国家级活动项目，以及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走进中山、中央电视台“中华长歌行”走进中山、孙中山文化高铁行、孙中山文化粤港澳行、香山建县860周年和870周年中珠澳系列活动等大型人文活动，影响广泛。

首倡“庆龄文化”概念，认为庆龄文化包括以下主要内涵：伟大的爱国主义，伟大的正义品质，伟大的博爱襟怀，伟大的现代意识，伟大的政治信仰。此概念受到业界关注。

首倡“赵佗文化”概念，提出“赵佗：中华统一英雄、岭南人文始祖、海上丝路先驱、三大族群亲宗”历史定位，受到广泛认同；主创全国首部大型交响史诗《南越王赵佗》在河源、广州公演，并在广东电视台播出；发表《赵佗文化：一个重要的岭南命题》《<报文帝书>：岭南史上第一文》等一系列论文，引起国家和学术机构及各媒体关注；力推赵佗文化在河北、广东两地的发掘研究交流合作，成果丰硕。

《创建海上丝路“粤侨文化圈”》被选发国务院参事室“国是咨询”内刊，继“孙中山文化”之后，个人第二份建议成为国家领导层国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