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绸，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因此允许在广州继续开展有限贸易......”

这是1793年英国大使马戛尔尼伯爵来华，要求扩大通商，清朝乾隆皇帝给英王乔治三世的答复中提到的内容，当时清朝当政者认为，茶叶等乃是西洋各国必须品。

事实上，1757年，清朝仅留粤海一关对外通商之后，全国进出口商品交易，都由广州一口经营，当时行商代理的对外贸易中，茶叶是第一大出口商品。

当时对外销售什么茶呢？《广东通史》、《简明广东史》中仅记载了“红茶、绿茶”，如：“光绪十一年(1885)出口达到最高峰，出口红、绿茶共140898担”。那么，当时出口的红茶、绿茶又有哪些种类呢？外国人又是怎么区分红茶与绿茶呢？

我们从一些外国人写的一些书籍中，发现他们详细记载了出口茶叶的种类，我们一起来了解下。

洋行合伙人对茶种类的记载

作为广州史志系列丛书《广州“番鬼”录》的作者、美国人亨特，曾在1829年加入当时在广州美商旗昌洋行并成为合伙人，他亲历了清朝与外国的贸易活动，也详细记录了广州茶叶贸易情况。

“英语 tea(茶)这个词起源于中文，本来是福建方言 toy的讹音，该省最先输出茶叶到欧洲。茶字原来的方音在西方仍然保留着。从广州口岸运出茶叶已将近250年。茶的种类繁多，主要分为红茶和绿茶两类。”作者首先在书中，介绍了茶的词语起源及茶的主要分类，他的记载和分类，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非常详细介绍了红茶、绿茶的具体种类，甚至还记载了当时关于茶的民间传说。

他在书中说：行商代理销售的“红茶”主要包括：武夷、功夫、小种和包种。第一种得名于著名的福建武夷山，第二种意思是做工者的茶，第三种是“小的种子”，第四种是“包着的种子”，这些茶总是用纸包装。

当时行商代理的对外贸易中的“绿茶”，则需要包括五种：雨熙春、熙春、熙春骨、珠茶、大珠茶。第一种的中文意思是雨前采摘的茶，第二种意为“初春”，第三种是茶的废料或碎末，第四种意为“小珍珠”，第五种意为“大珍珠”。

“熙春”的本意是：明媚的春天。“物以稀为贵”，而自古至今的茶叶，肯定是在早春采摘的肯定更稀少、更珍贵，尤其是在2月份“雨水”节气前后采摘的茶叶，更为珍贵。

对于当时清朝茶的分类，作者的记载是否符合当时情况呢？虽然我们找不到国内更权威资料的记载，但从他的分类逻辑上推断，结合现代市场上的常见茶的种类，我们可以有理由认为，作者记载应该是大体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或者说，我国清代茶叶种类非常繁多，作者只是看到了运到广州出口的那一部分。

《广州“番鬼”录》的作者，记录了当时一种珍贵的“红茶”。他在书中说：最上等的茶叶，我们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得一见，每年行商的贺年礼物中有这种茶，称为“神小种”。

他还说这种茶是由一座名刹的和尚种植，由此而得名。此茶产量非常稀少，通常认为是进贡给皇帝的。作者还详细介绍了当时在福建武夷山深处，有座古庙，庙里住着“茶祖”，这里产出全国最好的茶叶。

对于美国洋行人员的记载，与施鸿保《闽杂记》（咸丰六年刊）卷10《吕仙茶)的记载相近，都是起源于武夷山区的民间传说。

作者还提到，在当时的广州，有钱的中国人喜欢喝红茶，而且通常不是新红茶。他们把茶叶装在一个密封的瓦罐里，两三年后才拿出来喝。这样可以减少新茶多少带有的苦辣味道，使之较为香醇可口。对于美国人记载的这种茶叶，是“红茶”，还是现代人喝的“普洱茶”，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对于作者上述记载及当时的民间传说，我们难以去考证了，但我们可以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当时作为洋行人员，在与清朝贸易过程中，通过与广州行商交流，获得了上述信息，才有了书中的记载内容。

从这个角度讲，作者的记载，有比较高的史料价值，否则，他的这本书，怎么列为广州史志系列丛书呢？

瑞典人对茶叶的观察与记载

在我国清代及近代历史上，西方列强向中国输入鸦片、武装入侵中国，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伤害。但作为瑞典人，当时也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广州十三行中也设有瑞典馆。但该国对华贸易公司中，并未参与鸦片贸易，而是正常的货物贸易，这难能可贵。

当时瑞典著名的博物学家查尔斯·林奈的学生——彼得·奥斯贝克，随着到中国的船只，于1751年8月22日抵达广州，他在广州居住的半年期间，搜集了大量中国植物的资料，同时也将中国人日常生活观察记录了下来，并出版了《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

奥斯贝克的观察和记录真实可靠，且大多十分敏锐，他也详细记载了当时茶叶贸易情况，还重点观察和研究了“红茶、绿茶”的区别。

奥斯贝克首先在书中说，欧洲人学会泡茶喝是在15世纪，从那以后，各国花费大量钱财，竞相向从中国购买茶叶。他说，中国最好的茶叶产自福建。中国茶叶，根据不同的生长地，有许多不同的名字，制作的方法也不尽相同。

他在书中说“一般根据茶叶泡在水中后，茶水呈现出的不同的颜色而分为红茶和绿茶”。

他将当时广州出口贸易的茶叶分为“红茶、绿茶”两类没有错，但两者的分类，并不是主要依照茶水的颜色来分类的，更不是依据茶树的种类来分的，主要还是依据加工方法或制作工艺。作为外国人，他观察到了不同茶叶冲泡后的颜色不同，误以为这就是“红茶、绿茶”的分类依据，有情可原。

当然，他对中国红茶、绿茶如何分类的兴趣很大，一直想弄清楚分类的原由和方法。因此，他在书中，对这个问题，依然抓着不放。他在书中还引用了当时世界上其他著作对中国茶叶的研究，他们仔细分辨了当时中国各种茶树花瓣、叶子，得出的结论是“是否绿茶和红茶真的生长在不同的树上还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可见，瑞典人对事物的细致观察、科学深入研究，还是令人敬佩的。

实际上，作者对茶树的观察、研究和记录，并非偶然。他在《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著作中，作者详细记录了大量中国植物，包括茶树及采摘情况。从书中的记载可以看得出来，他还是希望弄清楚“红茶和绿茶”究竟区别在哪里呢。

他在书中说：村民们要非常细心地种植和照料这些茶树，到时间采集下每一片叶子，将新叶和旧叶区分开来，干燥的程度要把握得刚刚好。据说绿茶和其他茶叶的差别，仅仅是有嫩叶在其中，或是反复烘干的方式不同，这是做绿茶的方法。

但是，作者又进一步地说，让他十分困惑的是：有些红茶中也有嫩叶，如果上述用嫩叶做成的茶叶叫“绿茶”，这种理由就无法成立了。于是，作者还进一步推断：红茶与绿茶的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烘干时放置茶叶的板不同。可能绿茶放在铜制的板上，而红茶放在铁盘上；更有可能的是，绿茶用来清肠，可以起到去脂的功效，而红茶的作用正好相反。

其实，作者细致观察和推断，基本接近真相了。红茶与绿茶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制作和发酵工艺不同，一棵茶树上的“嫩叶”，即可以做成红茶，也可以做成绿茶，还可以做成“普洱茶”，只是要看这种茶树更适合做哪种茶了。正因为如此，云南既产普洱茶，也产红茶，原因就在于此——我们本篇文章重点讨论当时广州出口的茶叶，而非讨论现代茶的制作工艺，这里不再展开叙述。

书中还提到了广州附近一些地区生长的茶树，还重点讲述了红茶——通常当时外国人把它叫作“武夷茶”，他特别强调这种茶被大量进口到瑞典，比其他任何种类的茶都要多。品种最好的非常好闻，泡在水中很快就能使水变成褐色，所有的叶片颜色都相同，如果有黑色的混在其中，那就是次品。

彼得·奥斯贝克也在书中强调“小种是所有红茶中最贵的，是我们国家上流社会的人饮用最多的”——记载了当时的瑞典人喜欢红茶，他观察到：用绿茶茶叶泡出的茶水呈现出鲜明的黄绿色，口味非常好，而且他还观察到：千万别放太多茶叶在壶里，否则的话，就会破坏口味和色泽。

在《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中，还详细记载了与茶叶出口同等重要的“大黄”，林则徐在虎门销烟过程中，对西洋人说“茶叶和大黄，尔等若不能得到，即无以为命”。大黄是何物，为何与茶叶并列重要？我们在下一期中介绍。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