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三八”节特稿——

辛亥革命十大女性诗文考略

丘树宏

二十世纪初发生的伟大的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也是一场文化革命。在辛亥革命发生的前后时期，最先觉悟的中国知识妇女积极摆脱封建专制和封建礼教的压迫和束缚，主动投身到扭转乾坤的伟大的辛亥革命运动中，为实现民主革命的胜利和争取自身的自由平等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甚至献出了年轻美丽的生命。辛亥革命取得了推翻封建帝制的胜利，妇女地位的巨大变化是其胜利的重要成果和标志之一。另一方面，辛亥革命能够推翻帝制，广大妇女也是作出了积极而独特的贡献的，正是她们以女权、女学、革命为主题的艰难困苦的斗争，揭开了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序幕。

辛亥革命与中国女性，或者说是中国女性与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一个重要的历史命题，对于这一命题的诠释可以有多种渠道和方法，可以有多种方式和方法，而发掘和分析那个时期中国女性的文化表现，包括其诗文作品，也是一个重要而有效的渠道和方法。

本文试图从辛亥革命最具代表性的十大女性诗文，就以上命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政治站位最高的文章：宋庆龄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

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国家名誉主席 ，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举世闻名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她青年时代追随孙中山，献身革命，在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坚强不屈、矢志不移、英勇奋斗，始终坚定地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妇女儿童的卫生保健和文化教育福利事业，为祖国统一以及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而殚精竭力，鞠躬尽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受到中国人民、海外华人华侨的景仰和爱戴，也赢得国际友人的赞誉和热爱，并享有崇高的威望。

1912年4月，辛亥革命胜利几个月后，正在美国读书的宋庆龄心潮澎湃地用英文写出并发表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热情地欢呼道：“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压迫导致了这场奇妙的革命……”，她对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我们坚信，中国人能够明智地、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还认为“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接下来应该有更远的目标：“博爱是人类尚未实现的理想……”、“缺少了兄弟情谊，自由就没有牢靠的基础;在人们还没有彼此以兄弟相待之前，真正的平等也只不过是梦想”。

宋庆龄甚至乐观地写道：“指出通向博爱之路的任务可能就落在中国这个最古老的国家身上……拿破仑•波拿巴说过，‘一旦中国动了起来，她将推动整个世界。’……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以它众多的人口和对和平的热爱……必将推动那个人道主义运动，即实现世界和平，使权利无需依靠军队和‘无畏’战舰作后盾”。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是当时评价辛亥革命最到位的文章之一，而在中国女性中，则应该是政治站位最高、最为成熟的。年仅19岁、还在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读书的宋庆龄能够有如此觉悟、如此情怀、如此预想，证明了后来她与孙中山先生志同道合，结成革命伴侣，是有着坚实的思想前提和深厚的人格基础的。我们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是辛亥革命中中国女性文章第一文，应该是无可争议的。

二、最早宣传妇女解放的书信体文章：何香凝《敬告我的同胞姐妹》。

何香凝是中国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著名政治活动家、画家。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是共产党人的老战友，是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的典范。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03年6月，何香凝在东京撰写《敬告我的同胞姐妹》一文，刊发在充满民主主义思想的革命刊物《江苏》杂志第4期上。在这篇7000字左右的文章中，她号召“破女子数千年之黑暗地狱，共谋社会之幸福”，激发同胞姐妹“湔除旧习，灌输新知”，“成已成人”，女中豪杰的气概豁然突现。普遍认为，这篇文章是早期宣传妇女解放屈指可数的作品之一，成为妇女先进知识分子女权、女学和妇女解放主题写作的重要标榜，它奠定了何香凝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地位。

三、最壮烈的妇女解放主题诗词：秋瑾《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秋瑾，女，中国女权和女学思想的倡导者，近代民主革命志士。第一批为推翻满清政权和数千年封建统治而牺牲的革命先驱，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提倡女权女学，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07年7月15日凌晨，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年仅32岁。

秋瑾的全诗如下：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

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此诗开头两句写自己胸怀壮志，寻找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接着四句转入正题，就日俄战争图抒发感慨。最后两句表示诗人不惜牺牲生命，誓将用鲜血拯救祖国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决心。全诗篇幅不长，却情辞激越，令人为之动容。光绪三十三年秋瑾在浙江绍兴起义，失败后不幸被捕，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她以自己的热血履行了自己的誓言。

这是一首七言律诗。该诗语言朴素自然，大气磅礴，直抒胸臆，不假雕饰，“忍看”“拼将”“须把”等词语的运用，将悲愤而激昂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劲健有力。全诗语言浅显明快，风格刚健豪放。情愫真率，披襟见怀；字重千钧，力能扛鼎。一腔豪气喷薄而出，丝毫不见女儿态。全篇都是忧国的思想和救国于危难之中的抱负，充满了爱国激情。全诗篇幅不长，却情辞激越，令人为之动容。

四、最早的女报发刊词；秋瑾、吕碧城《中国女报》《发刊辞》。

1907年1月14日，《中国女报》在上海创办。秋瑾任主编兼发行人，吕碧城任主笔。

吕碧城（1883年～1943年1月24日），一名兰清，字遁夫，号明因、宝莲居士。 女权运动的首倡者之一，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中国第一位动物保护主义者，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女编辑，中国第一位女性撰稿人，并开创近代教育史上女子执掌校政先例的民国奇才女。 

《中国女报》1907年创刊于上海，创刊号发表了著名的《发刊辞》。因经费短缺，出版了两期就被迫停刊了。虽然它发行时间很短，但这篇出色的发刊辞却一直为后人传诵，使这份命运短促的报纸具有了永久的生命。《发刊辞》称：“本报之设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发刊辞》之所以有着如此蓬勃的生命力，在于它具有论证严密、视野开阔、笔锋犀利、气势奔放的特点，通篇激情洋溢，有着极强的感染力和鼓动性。这篇《发刊辞》成为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一篇战斗檄文，它吹响了进步的号角，为中华妇女的新生带来了一线曙光，更为民族振兴的未来画出了美好的蓝图。

《发刊辞》的作者有秋瑾、吕碧城两说，本文采用了两人合作说。

五、最通俗易懂、最有成效的“放脚歌”：唐群英《女子放脚歌》。

唐群英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女权运动领袖、女权主义先驱、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辛亥革命功臣、中国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投身辛亥革命，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立下奇功。首倡女权，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作出了卓越贡献。她被誉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曾授勋“二等嘉禾章”。

10岁时，唐群英就央求父亲教她剑法，勤学苦练之余，她还常常组织周边的孩童扮作宋军、辽军“打仗”，并自称“穆桂英”挂帅出征，迎战“辽军”。当时，女子都要缠足，名门千金更得有一双“三寸金莲”。一开始，唐群英以为缠足不分男女，就忍痛接受了。没想到哥哥居然不缠，而且健步如飞，认为是母亲偏心，就联络两个姐姐采取一致行动扯掉裹脚布。姐姐胆怯，她就独自扯掉了。被母亲发现，又强行裹了起来，几经缠缠扯扯，所以，在同胞姐妹中，唯有她不是“三寸金莲”，而是个半大脚。

唐群英在“裹脚”这个问题上有切肤之痛，体会良深，因而专门写了《女子放脚歌》：

女子最可怜，自小把足缠。痛苦又难看，行路实困难。父训恪妇道，母命实难堪。苦了我女子，有苦也难言。奉劝姐妹们，再勿把足缠。放脚行千里，自强争女权。

这首诗在湖南影响很大，一些女孩将这首诗念给父母听，父母也就不再坚持了。父母坚持的，群英就亲自去做工作，给他们读这首诗，往往收到很好的效果。

唐群英后来在女权方面是表现最为剧烈的一个。她领导组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妇女参政运动，使中国近代女权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1912年4月8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正式成立，通过了由唐群英起草的《女子参政同盟会简章》十一条政纲，成为《女子放脚歌》的升级版。

六、最早动员女子从军的文章：吴淑卿《从军文》。

吴淑卿出生于湖北汉阳府一个书香之家，自小敬佩乡里女英雄花木兰，不爱红装爱武装，有“假小子”之称。常向担任北洋军军事教官的长兄学习武事，并受其影响进入师范学堂学习武备，在此期间接触了革命志士而萌发“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志。

辛亥革命时期，几乎各地都有女子军事组织，包括女子北伐队、女子炸弹队或敢死队。而揭开女子从军序幕的，则是湖北女子北伐队——一支由吴淑卿招募的数百人队伍。这位19岁的汉阳黄陂女子上书黎元洪，要求组织女子北伐队讨伐袁世凯。黎元洪最初以军中皆男子婉言谢绝 ，无奈吴淑卿据理力争，只得批准。吴淑卿马上组织了一支400人的娘子军，她在教导军事知识、规范性训练部队的同时，还对官兵进行爱国和铁血精神教育。

究竟吴淑卿如何说服黎元洪，后人不得而知，但从她的《从军文》中或可一窥雄心。她说：“观今之世界，当要人人努力自强，当要应尽国民之责任，若想热心爱国，非立起当兵之志不可”，“愚生并非图日下之荣耀，只求其同军士去北地，吾愿舍身而赴敌地也，杀尽国奴”。《从军文》在社会上、尤其是对当时的女界影响很大。在汉阳革命军与清军相持不下时， 湖北女子北伐队毅然赶赴前线作战，其勇猛果敢令人称奇。战时总司令黄兴对吴淑卿赞誉有加，后人则称其为“当代花木兰”。

七、最全面体现女子危难的文章：张竹君《妇女的十一危难事》。

张竹君，广东广州府番禺县（今广州）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西医，女权运动先驱。

张竹君1900年在广州博济医院医科班毕业，24岁开始行医，25岁时与徐宗汉在广州开办禔福医院，两年后又创办南福医院，成为中国第一位创办医院的女性。同时议论朝政，抨击时弊，倡导新学，提倡女权。

1901年，张竹君将南福医院改名为专收女学生的育贤女学，开启了广东女学之先声。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随万国红十字会深入东北救护受害的中国人。1904年11月，在上海创办女子中西医养病院。1905年，与李平书合办上海女子中西医学校，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医科学校。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进行反清斗争。1909年，上海医院成立，张竹君被推举为监院（院长）。

1912年初，张竹君参与组建了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成为民国初年女权运动的中坚人物。实际上在此之前，张竹君就一直致力于女权运动，她对男性一妻多妾现象深恶痛绝，始终予以抨击，她曾著有《妇女的十一危难事》一书，揭露清朝妇女在封建枷锁压迫下的卑贱地位，鼓动妇女起来求自身的解放。书中，鉴于女性“无学、无业、夫丧、子不肖”等11种危险，她主张女子应通过“求学”、“合群”的方式摆脱男性的压制。

1904年，她还曾经设立了广东育贤女工艺厂，招收120名女学员，向她们传授编织等技艺，以帮助女子经济独立自主，为日后女子救国运动奠基。在她的带动下，广州有一些妇女走出家门，热情参加社会活动，被誉为“广东女界的梁启超”。

八、最早的英文版秋瑾传记：吕碧城《革命女侠秋瑾传》。

秋瑾就义后，吕碧城用英文写了《革命女侠秋瑾传》，叙述了自己与秋瑾的交往，表达了对刽子手的愤怒，也表达了悲伤和困惑。文章发表在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地的报纸上，在欧美轰动传播后，流传到中国，引起巨大反响，也使自己陷于险境。吕碧城与秋瑾的交往也引起了官方注意，以致直隶总督袁世凯一度起了逮捕吕碧城的念头。介于找不到更多的借口，才没有实行。

1903年，吕碧城任《大公报》第一个女编辑，成为中国史上第一位女编辑，中国史上第一位女性撰稿人，开创中国新闻界先河。在任《大公报》主笔期间，发表了大量尊重女权、倡导妇女解放的诗词杂文，是中国女权运动的首倡者之一。 她的诗词创作，有着不小的天赋和才华，是辛亥革命前后著名的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成员，被称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

九、最早阐述男女平等的文章：王春林《男女平等论》。

王春林，上海知识女性，发出男女平等第一声之第一人。

在维新派妇女解放思想的影响下，一些觉悟的女性勇敢的提出男女平等的要求。1898年8月27日王春林在《女学报》报上发表了《男女平等论》，控诉了中国几千年来男尊女卑，压迫、歧视、残害妇女和在社会、家庭、婚姻等各方面的男女不平等现象。王春林的男女平等思想直接来自“天赋人权”观和“自然法则”，即：所谓“鸟有雌雄，兽有牝牡，人有男女无不各具阴阳之理”，既然男女无所谓尊卑贵贱，男女天然就应该平等。可是“重男轻女之习成”，“于是男有权而女无权。天下之事，皆出于男子所欲为，而绝无顾忌；天下之女，一皆听命于男，而不敢与校”。追根溯源，是封建礼教在作怪：“立法以防闲之，重门以锢蔽之”，“而千载之女子，几不得比于人类矣！”

这是中国女子以女性的身份发表的要求男女平等的文章，完成了男女平等观念的输入，反映了她们平等意识的觉醒，标志着中国妇女运动的开端，对中国近代女权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注）

十、最早以女子独立为主题的文章：陈撷芬《独立篇》。

陈撷芬，笔名楚南女子，湖南衡山人，出生于江苏阳湖(今常州)，是上海爱国女学校第一批学生。

她是《苏报》馆主人陈范的长女。光绪二十九年（1899年）的冬天，这位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近代新闻事业的先驱创办了一份鼓吹女权、提倡女学的报纸———《女报》并担任主笔，可谓从事报业年龄最小的女报人。陈撷芬擅长写政论文，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当属《独立篇》，笔锋税利，分析深刻，充满势如破竹的气势与风格。《独立篇》强调思想上的独立是妇女解放的关键,成了近代中国妇女的独立宣言书。这篇宣言书奏响了女性谋求自我解放的时代新旋律,蕴涵着妇女解放与民主民族革命结合的时代新动向。

1912年3月，陈撷芬和各界妇女一百余人发起成立“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提出妇女参政要求，得到孙中山先生的赞赏与支持。陈撷芬后又就读日本横滨基督教共立女学校，毕业后嫁四川人杨镌，双双赴美留学。1923年，陈撷芬逝世，年仅40岁。从她16岁登上新闻舞台到因求学而离开报界，不过五六年时间，却以其非凡的业绩和超群的风格注定要被历史深深记载。

终上所述，辛亥革命期间，中国女性的一大批先进者，以各种方式参与了正式、社会和文化变革，其中文化方面可以说是全领域的，一些方面还辐射到了国际范畴，尤其是女性写作人数之多、诗文之多，影响之大，可谓世界罕见，形成了的一个独特的辛亥女性文化现象。当然，由于历史等各方面的原因，辛亥革命期间涉及到中国女性的这些变革性的主题，涉及的内容主要局限在女权、女学等相对比较朴素初级的诉求这些层面上，像宋庆龄先生《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这样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尤其是政治站位那么高的诗文，还是少之又少的。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忽视它们的理由。相反，如果我们能够将其作为一个国家文化工程的重要命题予以全面、深入的研究，一定会发现许多重要的东西，一定会发掘出许多重要的启发的，这也就是它们的历史价值。而这些历史价值，还一定会生发出相当的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

（注）《幸亥革命时期知识女性的妇女解放思想研究》（大连理工大学王庆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