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秋天的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山东省某地工作，接到了深圳市沙头角保税区一位老同事电话，告知我沙头角保税区的围墙已经被拆除了。一时间我有点错愕惊讶。保税区拆除围墙，那么它就不再具备海关监管的功能；这意味着这个已经创建了36年之久的中国大陆第一个保税区，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望着办公室窗外，银杏树的树叶在风中飘零，街道铺满一层金黄色的落叶。我心里惋惜之情油然而生。那片围墙代表着一个特殊区域的存在，它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曙光和无数人的辛勤努力，也见证着我们的青春芳华。我的思绪回到了36年前深圳特区热血激情的岁月。

一、由“再造一个香港”的新闻采访开头

故事的开始，要从1987年说起。1987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一踏入4月，天气就开始热起来，马路边勒杜鹃的花儿红艳艳地开放。

深圳特区自从1980年8月创建已经过去了7个年头，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业绩。深圳特区建立之初，是想建成货物、人员、资金出入比较自由的直接与香港接轨的大开放式的特殊经济区。但是，基于国情，1984年建立的特区二线，实际上没能充分发挥作用，深圳特区没能按设想的那样搞成大开放区。如何发挥“二线”及“窗口”作用，使深圳经济特区真正“特”起来，成为深圳亟待解决的问题。民间对婚姻有“七年之痒的说法”，春节后，深圳市舆论界开始倡导深圳特区需要突破瓶颈，进一步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于是有了“再造一个香港”的提法。

那年我23岁，在深圳特区报社要闻部当记者。记者对新闻的敏锐感觉使我判断出这个题材具备采写的价值。但是到哪里去采写这个题材呢？我联想到了跟香港一街之隔的闻名全国的沙头角中英街。中英街长约250米宽约3-4米，深圳和香港以街心“界碑石”为界各占一半，一街两制，需要办理边防证才能进入；同时，它又以免税街铺林立，物廉价美的优势成为了全国游客的“购物天堂”。于是，我拨通了沙头角管理区王木龙区长的电话，约好采访沙头角区如何“再造一个香港”的话题。

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从深圳市东门搭乘营运的中巴汽车，翻越梧桐山岭到达沙头角区（当时梧桐山隧道尚未凿通）。上午10点半，我走进了沙头角区委办公大楼王木龙区长的办公室。房间里就只有他一个人。他热情地招呼我说：“我10点钟以后就推掉其它事情，专门等候你啊！”他跟我一起在沙发坐下，給我冲泡了一杯茶。这让我心生好感，因为大多数官员都习惯于自己坐在大班台后面接受采访。

王区长时年约43岁，身穿青灰色的西装，給人一种成熟稳重而又精明干练的印象；他的眼神坚定而深邃，流露出自信和决断力。采访之前我简单了解过他的简历，他是潮汕揭阳人，1982年从梅县地委书记秘书任上投身深圳特区建设，不久前从深圳市委组织部调任沙头角区区长。

他接受我采访说：“目前，沙头角区的商业开放改革搞得有声有色，但是，工业基础就比较薄弱。沙头角面对着大鹏湾，所以，沙头角要把工业区也搞起来。工业和商业好比两个翅膀，两个翅膀都硬了，沙头角这只大鹏鸟才能一飞冲天！”我感觉到他的言谈中带有一股潮汕男人与生俱来的敢拼才会赢的豪迈气概！但是，深圳市并不缺乏工业区，八卦岭、上步区和蛇口的工业区都很有名气，对于如何在沙头角再造一个香港的问题，他坦言说思路还不清晰。

中午，我们在区委办公大楼外面的一家餐厅用餐。席间，继续聊“再造一个香港”的话题。

我想到我这次到沙头角采访王区长，是因为中英街，而中英街是免税的。因此我有点兴奋地对王区长说道：“沙头角要再造一个香港，那沙头角是否可以搞一个免税的出口加工区？！”

王区长听后愣了一会，眼睛盯着我说：“沙头角管理区没有这个免税审批权力，恐怕市政府也没有。要搞一个免税的出口加工区，涉及到海关关税，这需要海关总署审批，而海关总署是直属于国务院管辖的。”

我有点不甘心地鼓动说：“我在报社阅读过一点资料，我知道台湾和国外有这种免税的出口加工区或自由贸易区。深圳市说要再造一个香港，香港不就是一个免税港吗？不是都说改革开发是摸着石头过河吗，沙头角区不妨带头大胆尝试一下。”

王区长没有立刻接我的话。他沉思了一会，突然眉头一扬对我说：“市委李灏书记和市政府朱悦宁副市长，他们都是从国务院调到深圳来的。你这个想法不错，我到市里找两位领导汇报一下，也许他们有办法。”

二、搞清楚什么叫“保税区”

距离到沙头角采访王木龙区长之后约一个月，王区长来电话邀请我第二天到沙头角区委大楼见面。

我到达的时候，办公室的门是敞开的，他跟两个中年人正坐在沙发上谈话。王区长一见到我，就热情地把我向那两个人做介绍，一位是深圳市经济发展局企业处的丘镜华处长，一位是沙头角中昌稀土公司的总经理欧阳叔平。

喝了两口茶后，王区长声音有些激动地说：“上周我到市里开会，把沙头角区谋划搞一个免税出口加工区的想法向李灏书记和主管工业的朱悦宁副市长汇报，他们都鼓励我大胆探索筹办！朱市长表示大力支持！”

丘镜华处长坐在我对面，年龄比王区长大几岁，文弱瘦小，带着一副近视眼镜，眼睛亲和但却透出睿智的光辉。他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理工科的知识型官员。后来我知道他是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的，梅县人。

王区长接着说：“我的主要精力要放在沙头角区的管理工作，今天拜托大家帮忙，一起来筹办沙头角免税加工区。在座的就都是发起人。”他事先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这样笑着宣布。这是王木龙区长的性格，直率果敢甚至有点霸气。

他在会上分配给我的工作，就是负责收集国外免税出口加工区或自由贸易区的资料，写一个沙头角免税出口加工区的顶层设计、发展规划的方案。丘处长则是对接市经发局和朱市长，帮助招商引资；沙头角中昌稀土公司负责提供筹备阶段的办公服务。王区长自己负责在沙头角区东部的海滩落实一片园区用地。

深圳炎热的初夏，时有东南海风吹送。记者的职业使我可以相对自由地支配时间。我有空就到红荔路新落成的深圳市图书馆，借阅查看有关介绍台湾和外国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和保税区的书籍、报刊资料；有时周末也搭乘火车跑到100多公里外的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广州市图书馆和北京路的新华书店。

当时，有关保税区的翻译出版的图书资料相当稀缺，广深两市的书店没有售卖的书籍。因此，每当看到有参考价值的文章，我只好自费复印。

记得有一次，我在深圳市图书馆检索到一本外国保税区概况的图书，让我十分欣喜！因为这一段时间查看到的都是报刊上零星的报道文章，没有看到过一本专门介绍国外保税区的书籍。但当我办理借书手续时，图书管理员却告知我这本书已经借出，我要等到下个月才能过来借书。这真是让人失望无奈。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我每天都惦记着，我去了二次图书馆，询问那本书是否提前归还，生怕被别人捷足先登借走。当我第三次到深圳图书馆时，按捺不住直接出示记者证拜访图书馆馆长，对馆长谎称报社交代我写一篇文章需要借阅那本书，请他务必优先安排把书借给我。

现在只记得那本书是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封面是蓝色。这本书我借了一个月，又续借一个月。之所以续借了一个月，是因为市经发局丘镜华处长跟朱悦宁市长提起我手里有这样一本书，朱市长也想借阅。所以这本书经过丘处长之手借给了朱市长一个月。

1987年，国内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保税区”这个名词，对于保税区的概念，保税区的功能和作用，更加是一头雾水。经过二个多月借阅、收集书籍资料，我对保税区有了大概的了解。

保税是一种国际通行的海关制度。保税区就是在境内划定一个封闭起来的由海关监管的特别区域。经过海关批准，区内企业所进口的商品、货物，在海关监管下（海关颁发仓储手册或来料加工手册），储存、加工、装配，可以暂时不交纳进口关税和不需要提供进口许可证；如再出口不需交纳出口税。但是，输入国内就必须交纳进口税。

它山之石，可以功玉。我特别关注介绍台湾高雄、新竹出口加工区和新加坡裕廊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的文章资料。因为我始终认为，作为“亚洲四小龙”中的台湾和新加坡，跟我们同文同种，我们把他们的成功经验移植过来，应该不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

7月中旬的一个周末，荔枝公园的荔枝树挂满着红艳艳的果实，我泡在荔枝公园旁边的深圳图书馆，借鉴当时世界上多个保税区、自由贸易区的经验，博采众长，以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为主的第三代出口加工区为蓝本，动笔給王区长写了一份如何在沙头角筹建一个保税区的规划发展报告。

三、在沙头角划出一块“特区中的特区“

1987年下半年，伴随着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的积累和爆发，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被迫调整产业结构，大量的订单和资本开始由西方向东方、向第三世界快速转移。新的时势潮流，提醒了我们必须尽快抓住机遇。沙头角保税区的开拓者们开始了艰难的探路行程。

思路决定出路。保税区成立了筹备办公室，宣布组建沙头角保税区筹备领导小组，筹备领导小组成员由王木龙、丘镜华、黄东云、欧阳叔平和赵文龙共5人组成，全部都是兼职。

保税区筹备办公室设在沙头角区委大楼四楼，分给我有单独一间房间。我每周都会抽空从深圳市区到保税区筹备办公室，跟王区长探讨汇报筹备工作。王木龙区长多次盛情邀请我向特区报社辞职，调到沙头角区工作。

大约是在10月份，王区长告知我，沙头角区政府同意，在沙头角区东北端，临近盐田港的大鹏湾侧，划出0.2平方公里的海滨荒地，作为沙头角保税区用地；另外，可以划出0.07平方公里的生活宿舍配套用地。同时，他要求我以沙头角区政府的名义，向深圳市政府起草一份申请成立深圳市沙头保税区的申请报告。

申请报告的大概内容是：请示深圳市政府批准在沙头角区设立沙头角保税区，地址位于沙头角和盐田港之间0.2平方公里的海滨用地；保税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具有出口加工、保税仓储、运输、转口贸易和房地产等多项功能。保税区为海关监管区，境外的货物经海关批准后，可以不用办理纳税手续运到保税区里储存、加工、复出口。

申请报告加盖了沙头角区政府公章后，呈报給深圳市政府。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在沙头角创建一个保税区的设想，刚好与当时深圳市领导按照管严深圳“二线”，放松“一线”，使深圳经济特区真正特起来的整体发展战略高度契合。

1987年12月25日那天，王区长在深圳市政府給打电话，他高兴地告知我一个喜信，深圳市政府正式发文批准成立沙头角保税工业区。

第二天我从市区赶到沙头角，王区长高兴地从黑色的公文包里把盖有市政府公章的批准文件递给我。这是深圳市政府于1987年12月25日下发的439号文件，同意批准成立深圳沙头角保税工业区。行政上由沙头角区和市经发局双重管理，沙头角区区长王木龙兼任管委会主任，经发局丘镜华处长兼任管委会副主任，市里的主管领导为朱悦宁副市长。

“名称加多了“工业”两个字啊？我记得申请报告写的是保税区。”

“有保税两个字就不错啦。朱悦宁市长分管工业的嚒！”王区长笑着安慰我，他知道我一直倡议在沙头角创办一个综合保税区或自由贸易区。但是，后来我们习惯把沙头角保税工业区称呼为沙头角保税区，对外叫“自由贸易区”，我把它英译为“Shatoujiao Free Trade Zone”，印在标识、名片和招商手册上。

沙头角保税区的诞生，当年得到了朱悦宁副市长的大力支持！朱市长中等身材戴着眼镜，文质彬彬，是一位年轻睿智，有思路、有魄力的领导。他南下深圳工作之前任职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副主任。

朱悦宁市长在他日后口述的文章《为自己能到深圳工作而自豪》中，这样回忆起保税区的诞生，他说：保税区的筹建也是深圳当年的一大“创造”。1987年，时任国务委员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同志到深圳考察，我去迎宾馆向张劲夫同志汇报，并提出一个想法，能不能在沙头角或是什么地方划出一块地，实行“境内关外”的保税政策，直接按国际惯例运作？张劲夫同志当即就肯定了这个想法，并立即給有关部门负责人打了电话。他斩钉截铁地说：“你们搞个文件，我来批。”经过一段筹建、报批，全国第一个保税加工区在沙头角海边一片空地上诞生了。

1987年12月25日，“深圳市沙头角保税工业区”正式挂牌成立，国内和香港澳门的各大报刊都争相报道这一新闻，称赞为“特区中的特区”。一时间，沙头角保税工业区成为了国内特别是沿海省市学习取经的榜样。1988年，我参与接待了来自上海、厦门、广州、珠海、汕头、海南等省市的政府参观考察团队。记忆犹新的是，我接待了家乡的父母官汕头市林兴胜书记带领的团队。当林书记得知我还不到二十五岁时，他表达了惊讶和称赞！在听完了我对保税区的介绍之后，他表示一定要参照我们的经验在汕头办起一家保税区。

四、白手起家，“找米下锅”找到五千万元

苍青如黛的梧桐山下，碧波粼粼的大鹏湾畔，新成立了0.2平方公里的袖珍的沙头角保税区。它与香港的岛屿山水相望，东临建设中的我国最大深水港之一的盐田港1公里，南距通往香港新界的沙头角口岸不到2公里，口岸通关优势十分突出。

1988年初春，我从特区报社调到沙头角保税区，成为了保税区第一名正式员工。上半年的时间，陆续有另外几个同事加入了保税区。

保税区组建起了办公室、财务部、投资部和工程部四个部门，各个部门的临时负责人是：我负责办公室同时协助管委会主任的工作，徐南炫负责财务部、赵文龙负责投资部，林德负责工程部。

沙头角保税区是经由白手起家创立起来的。1988年初，王木龙区长分两次，向沙头角财政局借到了总共20万元的保税区筹备款。我们用铁丝网围起了那块0.2平方公里的海边荒滩土地。由我负责联系了深圳市建筑规划设计院，我们在图纸上对保税区进行总体规划设计，画出了沙头角保税区的蓝图。计划总投资人民币3亿元，在0.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兴建40万平方米的厂房和保税仓；计划在保税区外0.07万平方公里的用地上建造宿舍、文化中心等生活配套设施。我们先要填海造地，保税区那片海边荒滩地，最深的地方要填土6米，最浅的也要填土3米。

上半年那段时光，我每天早晨都到深圳市区圆岭新村，搭乘王区长的黑色皇冠小轿车，一起进到沙头角上班，车程大约需要一个多小时。记得4月份一天早晨的上班车上，王区长忧心忡忡的地说，保税区财务部联系了几家银行都无法贷到款。而保税区向沙头角区财政局借款的20万元开办费差不多花光了。”

“保税区快揭不开锅了，要尽快想办法找米下锅！”从王区长的小车出来，我的脑海回响着王区长这句话。没有钱寸步难行，我可不愿意保税区的事业在摇篮中就夭折了！本来财务不是我负责的工作，但是，整个上午，我到了保税区办公室就忙着給几家银行打电话。

那天下午2点钟，我按约定的时间到达建设银行沙头角支行行长办公室。当时，沙头角建行的行长是周天颂，他比我要大十多岁，我们同是中山大学的校友，之前就熟悉。所以，一见面我就开门见山地跟周行长提出保税区的贷款要求。

周行长问我：“我想帮你。保税区有什么资产可以抵押担保？”我回答说目前没有。他说那想贷款可就难办了！当时气氛有点尴尬。

我于是激将说：“沙头角保税区是深圳市超前开放改革的试验区，市领导高度重视和支持，我手头就有市政府批准成立的红头文件。沙头角建行的责任不就是帮助沙头角区搞经济建设的吗？你是师兄又是行长，拜托一定要帮忙想个办法！”

“你是说你有市政府批准成立的文件？！那么我帮你争取一下吧。你现在就回保税区写一份贷款申请书，附上市政府批文复印件给我，我明天到市里向市行领导申请汇报。”我当天下午立即按周行长的吩咐办妥。

大约一周以后，我接到了周行长电话：“你的要求我帮你搞掂啦！市行领导同意批准給保税区贷款5000万元。你通知财务人员过来我们银行办理贷款手续吧。”

这真是个出乎意外的喜信！我在电话中一边道谢周行长，一边暗自在心里嘀咕：“5000万元，这么大一笔资金这么容易就贷到？！几天前王区长还在为再借10万元发愁呢。”

我挂下电话第一时间向王区长报告。“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王区长高兴地大声称赞：“小黄（熟悉之后他就这样叫我），我要给你记上一个大功！”

现在回忆起来，上世纪八十年代深圳特区的干部真是廉洁！在那个一个家庭拥有1万元就被国人视为富豪的时代，沙头角建设银行的周天颂行长，没有接受过保税区的一分钱礼物或一次宴请，就帮助贷款5000万元給沙头角保税区！深圳特区正是因为拥有一大批开荒牛一样奉献的创业作者，才有了翻天覆地的辉煌建设成就！

王区长确实给我记了一个大功。1989年3月，沙头角区委、沙头角区政府給我颁发了一张《荣誉证书》，表彰我在一九八八年积极工作并为沙头角做出显著的成绩。这一张证明了我在青春岁月投身深圳特区建设的证书，应该是金钱换不来的。

五、“中国大陆第一个保税区管理规定”的起草人

当年我为沙头角保税区写出的发展规划设想，是以发展高科技产品为重点，开展高效益的出口加工，为国际货物转运提供保税仓服务，在条件生熟时开辟金融、博览、国际贸易等业务。本着“既出经验，又出效益”的原则，1988年春天，我们就开始了按产业发展规划的招商引资的工作。

创建初期，人员稀缺，加上保税区管委会主任、副主任都是兼职。因此，招商引资的工作，一般是先由投资部的赵文龙工程师和我一起接洽来访的客商，客商确定了投资意后向再向管委会主任、沙头角区王区长汇报。管委会副主任丘镜华处长主要工作岗位是市经发局企业处，有时也引荐投资客商。

由于保税区实现了比深圳特区更加优惠的政策，因此，保税区成立之后，引起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兴趣，立即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前来洽谈投资办厂的客商络绎不绝。保税区筹建的第一年，先后有来自来自美国、加拿大、西德、日本、英国、新加坡、台湾、香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家客商到保税区咨询、洽谈投资业务。我们也主动走出去招商。1988年上半年，王木龙区长带领我和赵文龙等人出境到香港，拜会了香港工业总会主席丁鹤寿先生，并与香港的宇光公司、富华公司等一批企业签订了投资协议。

同时，保税区在完成总体规划之后，工地上热火朝天地施工，建造首期的14幢标准厂房和宿舍楼。招商引资的首批外资企业很快就要到保税区投产开工。可是，创办保税区在全国无先例，没有现成模式可以借鉴，没有规章制度可以遵循。究竟办什么样的保税区？从管理到服务采用什么模式？进出口货物怎样监管？实行怎样的优惠税收政策？这一系列问题，都要求保税区必须尽快出台一个管理的规章制度。因此，保税区管委会在5月份开会决定，由我负责起草一份保税区的暂行管理规定。

我大约花了四、五天的时间就写出了保税区的暂行管理规定的草稿，这主要得益于我之前搜集到的台湾和外国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保税区的书籍资料，还有前段时间参加筹建保税区的实践工作。王区长看完之后，交代我征求经发局丘镜华处长的意见。我记得丘处长略作了一点文字修改后，呈报給朱悦宁副市长。

过了十天左右，丘处长从市里进到沙头角保税区，转达了朱市长的指示，要求保税区通知邀请九龙海关和沙头角口岸海关、边检、环保、卫生检疫、公安、税务、计划、外经、外贸、工业办、工商局、人事局、劳动局、国土局、规划局、建设局、经发局、沙头角区等十几个政府单部门的负责人，到沙头角区开会，讨论我起草的这份《深圳市沙头角保税区暂行管理规定》。

第二天我开着保税区最早购置的那台白色面包车，把十多份盖着保税区管委会公章的开会邀请函，恭敬地送到深圳市政府各个有关部门的领导手中。由于担心领导们对保税区不予重视，还特意说明这是由朱悦宁副市长主持召开的会议。

保税区暂行管理规定条例研讨会是在沙头角区委办公楼六楼大会议室召开的。我在会议上记录了领导们提出了修改意见。修改后的《深圳市沙头角保税区暂行管理规定》，共六章三十五条款，于1988年7月1日，以深圳市人民政府的名义，在深圳特区报、人民日报等刊登发布。

《深圳市沙头角保税区暂行管理规定》，是国际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的成功经验和深圳特区超前改革开放试验相结合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条例的首创性主要体现在二个方面：

第一、首创“境内关外”的保税管理制度

在大胆超前探索的过程中，沙头角保税区参照国际惯例，在全国首创建立了一套“境内关外”的保税区管理制度。规定区内用于建设和生产所需进口的机器设备、原材料以及建筑装修材料、办公用品和交通工具免征关税和工商统一税；区内企业生产的产品出口免征关税，产品内销则须照章补税。外汇规定，用汇由企业自主，外商利润及外籍员工薪金收入可自由汇往国外；同时规定企业可以直接对外借款在境内发行债劵、股票，股票可以在境内外上市。

对货物和运输工具的管理：保税区的进出口货物实行集中报关的办法，货物和运输工具从入境口岸到保税区或从保税区至口岸，均先凭报关清单验收；并且都必须按海关指定的路线行驶，中途不得擅自停留或装卸货物。

为了搞好“境内关外”的保税管理工作，保税区管委会让我担负一个重任——负责筹建报关小组、保税仓和深港两地运输车队，第二年正式任命我为保税仓储（运）部部长。1988年下半年，我组建起了保税区的报关小组，由杨钟涌任组长，为保税区的进出口货物提供集中报关服务；当年，保税区海关业务的办公场所，设在口岸进出闸口边上两层长方形的货柜箱里，为保税区提供企业登记注册、备案、业报、查验、核销以及企业报关培训等几乎全套的海关业务。同时，我多次跑深圳市府找领导申报，争取到市政府批准给了保税区25台深圳香港两地通行的货柜车的牌照；通过委托外商承包营运的方式，组建起了保税区通行深港两地的集装箱货柜车队，为保税区内企业的货物进出口岸提供了更加便捷和安全监管的服务。

第二、首次大胆地提出实行“一条龙服务”和“一站式的工作方法”

参照国际惯例并结合中国国情，保税区管委会实行管理机构“一元化”，建立起事权统一，精简高效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首次大胆地提出把外商投资企业有关的一切行政审批权限，由深圳市政府相关部门下放給保税区管委会。

管委会实行“一条龙服务”和“一站式的工作方法”，把外商投资企业有关的一切行政审批手续集中在保税区管委会一次性办妥。由管委会“负责审批和办理与区内企业有关的计划、基建、环保、工商、税务、外经、外贸、土地、房产、劳动、人事、水、电、通讯等业务方面的行政手续。”对企业设立申请规定“管委会接受申请后，在七天内作出最终审批。”

条例颁布之后，保税区管委会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系列配套服务，外商七天内在管委会内可以办完全部行政审批手续。受益于此，沙头角保税区的首家中外合资企业（深圳富华实业有限公司）从申请设立到领取营业执照仅花费5天，从装修到投产仅用了80天。

这与当时当时外商到深圳投资设厂，涉及到国土、经贸、住宅、环保、劳动、工商、税务、海关、卫生检疫、边检、外汇等几十项行政审批手续，往往需要东奔西跑各个政府部门单位、费时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相比，确实是一项敢想、敢闯、敢试的行政审批制度的大胆革新，改变了外商对在中国投资办事“难、繁、慢”的旧印象。这项创新的行政审批制度，在保税区试验成功之后推广到了深圳市，又逐步推广到全中国，是今天遍布全国的各级政府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或市民中心的最早雏形。

六、 全国建立保税区和自由贸易区风起云涌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深圳沙头角保税工业区，经过一年的努力，到1988年12月25日保税区成立一周年时，实现了四个当年：做到当年规划、当年兴建、当年投产，当年收益。保税区内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深圳富华实业有限公司已经正式投产；保税区已签约批准的投资项目12个，投资总额1.7亿港元；有投资意向和确定投资的外企49家。

在沙头角保税区成立一周年之际，深圳特区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我写了一篇新闻稿《一项超前改革的有益尝试，沙头角保税区当年规划当年投产》。深圳特区报充分肯定了沙头角保税区是“深圳特区超前改革的试验点”；高度赞扬保税区实行“一站式”的工作方法和“一条龙”服务的原则，是“突破国内现行管理体制”，“改变互相推诿的官僚主义作风。”指出“一个跳出国内现行管理体制、办事手续简便、政策更加优惠的出口加工区雏形开始形成。”

为庆祝保税区成立一周年，1988年12月25日晚，沙头角保税区团委在沙头角区大剧院，组织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文艺汇演。当我作为团委书记站在主席台发言时，我看到大剧院席无虚座，听到深圳特区的创业者们都在为保税区的诞生和姗姗起步而欢呼鼓掌的声音。我真切地感觉到了我的青春岁月没有虚度！

沙头角保税区诞生之后，建立保税区和自由贸易区在全国风起云涌。全国的保税区和自由贸易区，都参照沙头角保税区的经验，按国际惯例运作，实行境内关外的优惠税收和封闭式的海关特殊监管政策。

36年来，全国先后在深圳福田、深圳盐田港、上海外高桥、天津港、大连、张家港、福州、厦门象屿、广州、青岛、宁波、汕头、珠海、海口、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设立了多家保税区。据海关总署公布数据，截止2023年6月底，全国共有综合保税区160个，保税区7个，保税港区2个、跨境工业区1个，出口加工区1个。2023年上半年，我国160个有统计数据的特殊区域累计实现进出口38314.01亿元。

36年来，全国先后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海南、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北京、湖南、安徽、新疆设立了2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沙头角保税区，是全国成立最早、面积最小、单位产值最高的保税区。工业总产值2006年最高峰296.65亿元，员工人数2007年11月最高峰4万多人。在过去的岁月里创造了足可称“辉煌”的经济发展奇迹。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等原因，深圳东部大鹏湾畔地区的经济水平一直较低。沙头角保税区的建立是深圳特区生产力布局合理化的一个重要措施，它成了深圳东部经济起飞的新的生长点，推进了深圳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城市繁荣。

199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給沙头角保税区颁发了《中华之最（1949-1995）全国最早创办的保税区》的纪念牌匾。

沙头角保税区在国内率先实行“境内关外”的保税政策，首创“一站式审批，一条龙服务”的工作方式，走出了一条创办具有中国特色、按国际惯例运作的保税区的道路。无论是探索新道路，还是创造新模式，都为深圳特区的发展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有益启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沙头角保税区前面的大鹏湾，日日夜夜，波涛拍岸，涛声依旧！

2023年12月25日记于泰山之阳

作者简历：黄东云，出生潮州，中山大学本科毕业，1986～1987年在深圳青年报、深圳特区报任职记者、编辑；1987年参加筹备深圳市沙头角保税区，任职筹备领导小组成员，1988年任职沙头角保税区办公室负责人、保税仓、储运部负责人，1989年任职保税仓储运部部长。1990年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留学。现任职中山市广弘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有诗文发表在中国和澳大利亚等地报刊，入选《中国当代新诗100家》、《中国新诗百家选》、《中国当代优秀诗选》等出版诗集；著作诗集《第二朵莲花》，主编《世界最初的直觉—中山大学诗歌选》（长江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