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国宫署遗址瓷器，实证南海Ⅰ号到过广州

李灶新：“三点”重大关联，我们这样“破译”

始于对南越国宫署遗址的整理，他们，竟破译唐宋时期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海海上贸易密码。

近日，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李灶新，接受了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专访。他介绍，通过南越国宫署遗址考古资料整理研究阶段性成果，以及南海诸窑抢救性发掘，不仅确定了宋代广州“公使库”和“公使酒库”的具体位置，而且表明公使酒库酿酒器具和装酒酒墱，是由南海窑烧制。“更为重要的是，为确认南海Ⅰ号到过广州，并受广州市舶司和广州地方官员设宴招待并馈赠广州公使酒，最后从广州港离岸，提供了关键性的实物证据。”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公使酒库“重现人间”

收藏周刊：作为本次考古成果的“重大关联最先发现者”，您是如何留意到，南越国宫署遗址、南海窑、南海Ⅰ号三者在陶瓷器上存在关联的？

李灶新：先从“公使酒库”说起。2018年，“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资料整理十年工作计划”启动。其中我甚为关注城市考古遗迹建筑的用途及彼此关系。这可从地方志等文献获取信息。我发现元代《大德南海志》一书在提到仓库类建筑时有 “（经略司）公使酒库，在州治东庑”一句，马上想到2005-2009年，在宫署遗址西北部，发掘出一组宋代大型建筑院落，由庭院、过道、厅堂、廊庑、水井、槽池和多个相连的炉灶等组成。这会是广州当时的公使酒库吗？公使库相当于我们今天官方的接待办，而公使酒库是其生产酒的作坊，酒为百礼之先，对广州而言，当时的地方官员，也会用酒来接待来往的海内外商人。

结合与南宋时期临安、平江、严州等州衙或府衙建筑图的比对、1997年发掘出土的北宋墨书“公使”文字瓷碗，以及在该处出土的大量戳有“大观三年” “政和元年” “奇峰宅” “潘家记” “酒墱” “醇酎” “真珠红” “百花春” “清香”等印文酱釉罐、划写“官”字或戳印或褐彩绘花卉纹酱釉盆、漏斗等与酿酒相关遗物——我们确定遗址西北部的这组建筑应为宋代广州公使酒库遗迹。

“吴字号”戳印陶片的启示

收藏周刊：要对遗迹年代进行分期，罐子等遗物是重要线索？

李灶新：对，在宋代广州公使酒库水井，出土有奇石窑酱釉罐。我怀疑遗迹年代可能持续更晚，随即想到南海Ⅰ号上的瓷器，会否也有类似罐子参考。把想法告知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岩先生后，他给我寄来2018当年出版的《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看到类似罐子被归为“磁灶窑”，我大感愕然。

收藏周刊：您认为这批罐子更接近哪个窑口产品？

李灶新：2017年3月29日，我曾与全洪先生到佛山南海文头岭窑址，就课题进行首次调研，采集到“文仲字”戳印陶片，也在南海博物馆看到“林字号”戳印陶片，印框为长方形双线，戳于器物双耳之间，其上纹一朵覆莲花，推测其下也应有朵仰莲花。这与南海Ⅰ号出水的“吴字号”戳印陶片纹饰和釉色极接近。我推测船上此类罐子产自南海窑。

收藏周刊：最早引起您注意的是这个“吴字号”戳印陶片。随后继续做了哪些求证？

李灶新：因为此前奇石窑已报道的纪年材料是北宋“政和”款残片，类似陶片还有香港发现的“绍兴九年”款等，因而该窑址通常被认为止步于北宋末年到南宋早期。但我认为，既要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也要有独立思考、创新突破的精神。我继续搜集大量考古简报，包括来自故宫和海外的资料，并经李岩先生提示，与香港中文大学黄慧怡女士联系，并比对磁灶窑考古发掘报告，结果发现南越国宫署遗址、南海窑、南海Ⅰ号三者可能有千丝万缕关系。

2021年8月12日，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岩、肖达顺与我奔赴南海区相关窑址。13日，在南海博物馆吴振宇馆长陪同下，我们先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做过调查的西门村奇石窑踏查，发现这里主要以烧制盆为主，没有发现与南海Ⅰ号出水的类似酱釉罐，大家多少有点失望。随即我们又到文头岭窑踏查，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中午快要离开的时候，我终于在靠近一个民房的地方，发现一块“何深郡”印文残片！酱釉、长方形印框、背面施特有的斑驳“手抹痕”护胎釉，从细节比对，已基本印证“南海Ⅰ号有部分罐子产自于南海窑”。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崔勇先生当天在听取我们的踏查汇报后，当机立断，很快依照程序启动相关遗址的勘察和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类似遗物得以大量出土，甚至发现与南越国宫署遗址同款的南宋“大吉”文字瓦当，表明附近窑场不仅烧造生活用器，还生产官署建筑材料构件——窑场与广州关系或非常密切。

同年8月27日晚，我和肖达顺到阳江“南海Ⅰ号”现场调研，确实发现磁灶窑和南海区奇石窑的明显差异，并再度印证双“南海”的关联。接着，南越王博物院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几个地方相关标本进行了便携式XRF产地分析。我清晰记得，2021年10月1日，黄金周假期的第一天，当北大崔剑锋先生，告知我们分析结果“确定南海I号和南越国宫署发现酱釉大罐相当部分产自南海诸窑”后，我们大家的激动和雀跃！这也是最好的假期礼物！

南越国宫署遗址是个大宝库

收藏周刊：您如何评价这次发现的重大意义？

李灶新：首先，用李岩先生的话说：我们通过肉眼的观察、通过类型学的对比，判断了三者之间的关联，并通过现场实物发掘、科技考古手段，固化了证据链，这是一种科学而谨慎的思路。

本次将佛山南海窑址、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和南海I号沉船关联，确证了器物产地——消费过程——贸易线路间的联动关系，意义重大。我们认为，以产地、贸易港口、沉船为视角的“双南海”研究模式，为今后在陆地田野考古、水下考古和港口城市考古，结合文献资料记载开展综合性研究、复原历史图景，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引领式的模式。

我们得以重新认识奇石窑的烧造历史，为南宋时期广州仍是我国重要对外贸易港口，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认真梳理奇石窑在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海外港口遗址、沉船的发现情况，将为各地的文物研究、交流提供宝贵契机。它还进一步丰富了海上丝绸之路广东文化遗产类型，尤其是与广州密切相关的“生产基地”遗产类型，对助力将佛山纳入海丝申遗联盟城市、助力广州牵头海丝联合申遗成功等有重要意义。

南越国宫署遗址是个大宝库，还有许多隐藏其中的历史信息和秘密有待发现研究。这次公使酒库的确认，并提示它与南海I号、南海窑的密切关系，只是一个开始，未来任重道远。

或可提出“广州窑”一说

收藏周刊：刚才说到“重新认识奇石窑”，您如何看待它对广州乃至广东陶瓷业研究的意义？目前“南海诸窑”定义有无最新解读？

李灶新：从前认为奇石窑到南宋初期已衰微，但据目前考古发现，其创烧可能早在唐朝，鼎盛期在北宋与南宋，而元明清以后仍有烧造。

目前珠江三角洲、尤以广州为中心的这些窑址，按考古学命名法则，是以发现的最小地方命名，比如广州的西村窑、在文头岭村发现的文头岭窑、在奇石村发现的奇石窑等。而事实上，按唐宋时期做法，通常以其所在“州”来为窑址命名，例如越（州）窑、岳州窑、洪州窑、寿州窑等。

我个人认为，若以唐宋时期的州来命名窑址的标准来看，可提出“广州窑”一说。

如上所述西村窑、文头岭窑、奇石窑，包括后来的石湾窑，以及汉代的海幅寺窑、唐代的曾边窑和沙边窑等，这些在唐宋等时期“广州”行政区域内发现的、围绕广州这个主体消费市场来进行陶瓷烧造的窑场，在更大时空领域中进行观察，会发现它们都有相似的文化面貌——或可统称为“广州窑”。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广州窑”三字，在南越国宫署遗址宋代地层，有出土“广州窑务造”印文砖，与此遥相呼应；在生活器方面，我们发现有“官”字款刻铭陶瓷片；广州宋代文献亦有“官窑站”“官窑铺”的记载。我们有理由相信，包括奇石窑、文头岭窑在内的这些区域的窑场，曾为官方生产器物和建筑材料，“广州窑”或曾是当时的广州设官监烧的“官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