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新发现，明确“南海Ⅰ号”沉船部分陶瓷器产自佛山南海奇石窑和文头岭窑，并确认“南海Ⅰ号”曾经到过广州。消息显示，2021年9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同佛山市博物馆、佛山祖庙博物馆和南海博物馆，组成考古队对南海区狮山镇奇石窑和里水镇文头岭窑开展区域性考古调查。其间发现三处因修路或民房建设等破坏暴露遗迹的遗址点，考古队迅速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并向国家文物局申请考古发掘证照，直至2021年12月调查发掘基本结束。此次工作重新调查确认了南海两处窑址的基本范围，并采集了一批文物资料，掌握两处窑址窑炉的基本形态；明确了“南海I号”沉船部分酱釉罐等器类的佛山南海产地。
著名考古学家、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李岩对此表示：“在全中国的水下沉船考古历史上，这是第一次能做到如此精准的‘三点一线’轨迹确认，从产地、集散地到船（甚至具体到了舱位），都被我们确认得清清楚楚。前所未有，意义重大。”
作为本次考古成果的“重大关联最先发现者”，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李灶新介绍，通过南越国宫署遗址考古资料整理研究阶段性成果，以及南海诸窑抢救性发掘，不仅确定了宋代广州“公使库”和“公使酒库”的具体位置，而且表明公使酒库酿酒器具和装酒酒墱，是由南海窑烧制。“更为重要的是，为确认‘南海Ⅰ号’到过广州，并受广州市舶司和广州地方官员设宴招待并馈赠广州公使酒，最后从广州港离岸，提供了关键性实物证掘。”
全程参与发掘过程的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肖达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佛山南海窑址考古工作队不负众望，“抢救性”取得“南海I号”相关重大发掘成果。调查发掘证实，佛山南海地区窑业生产至少到南宋中晚期还有很大的规模，而且区域性分工较为明确，内销外贸市场方向和贸易线路较为清楚。
而早在2018年，来自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研究学者黄慧怡，就已率先在文献中发表了相关论述。她同时提及她所了解的这些南海奇石窑和早期石湾窑大罐的明显特征。她说：“通过对比大量海外、东南亚及中国地区的考古发现，我们认为此类罐子的花纹，一类印有花卉装饰，一类有印章铭记，一些罐子腹部有波浪纹装饰；不少胎质较粗松，胎釉结合较差，釉层多剥落；釉色以青黄釉为主，还有淡青、深青绿、酱黄、酱褐、酱黑釉及无釉器——这些都是‘广东罐’的特色。”
佛山南海陶瓷罐，在广州被搬上南海I号
李岩：这种精准确认，在水下考古史上实属首例
南海I号宋代沉船上的部分陶瓷器，日前，被确认产自广东佛山南海区奇石窑和文头岭窑。近日，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专访了著名考古学家、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李岩先生，他详细介绍了本次发现的缘起和推进过程。他强调，在全中国水下沉船考古历史上，这是首次做到如此精准的从产地、集散地到船舱“三点一线”轨迹确认。他同时对南海I号接下来的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充满期待，并建议在聚落考古的概念框架下进行。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大湾区学者共同努力的成果
收藏周刊：南海I号沉船上的部分陶瓷器，日前被确认产自广东佛山南海区奇石窑和文头岭窑。您是这个重要发现的核心人物。两年前，是什么线索引起了您关注？
李岩：当时，我与南越王博物院李灶新先生谈及南海I号沉船年代问题时，同时注意到一件丙子年款大罐。他告诉我，考古报告中认为这件大罐是福建磁灶窑所产，应是搞错了，这类罐子应是广东佛山南海奇石窑及文头岭窑产品，并向我提供了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相关文章，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黄慧怡老师。我当时就说，这事太重要了！
为何？我们对南海I号国内航线一直特别关注，如果船上有佛山制造大罐，那它应该曾在附近停泊，否则罐子怎样搬上去的？南海I号和珠三角的关联度，就这样产生了。
随后我邀请南海博物馆吴振宇馆长安排馆内年轻人，在“考古大家谈”公众号上专文介绍南海区博所藏奇石窑标本，以期引起学界注意。接着，我们几人连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肖达顺先生等，奔赴奇石窑和文头岭窑，通过窑址踏查及比对现场和馆藏标本，依考古类型学角度，一致认可了黄慧怡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大湾区学者们共同努力的成果。
随即肖达顺和李灶新向崔勇副院长汇报了发现情况，崔勇先生凭借他的责任感和学术敏感度，要求达顺尽快提供工作计划，并很快推动项目经费落实。
其间又联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崔剑锋先生，向他提供了窑址标本，及南海I号和南越国宫署遗址宋代遗迹地层中出土标本，以进行便携式XRF产地分析。
收藏周刊：为何会选取南越国宫署遗址标本？
李岩：这跟一组字有关，最主要就是“酒墱”二字，据李灶新的研究，南宋时公使酒库就位于宫署遗址。他们发现大批肩部刻印字款或纹饰的酱釉大罐，与南海I号和奇石窑同类陶罐高度一致。这意味着广州可能是这种产品的集散地。
通过检测标本微量元素，并结合2021年底对奇石窑和文头岭窑的抢救性考古发掘等，我们最终确认：从南海区窑址，到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宋代地层，再到南海I号沉船，是此类罐子在珠三角的生产、移动轨迹。
此类罐子大部分应用来装酒，铭文已告诉我们。窑址生产了酒的容器，容器在南越王宫署遗址（现北京路致美斋隔壁）宋代酒库，被灌进广东米酒，然后被运上南海l号。宫署遗址宋代公使酒库，正是这种酒和罐子的相遇和集散之地。
以聚落考古视角复原社会生活
收藏周刊：您如何评价这次考古发现的重大意义？
李岩：本次《中国文物报》以两个整版来报道这次发现，在广东考古发现的学术史上还是头一次，如此，方与关系到南海I号相关研究的重大发现相匹配，这与曹院长的积极推动密不可分。
目前，在全中国的水下沉船考古历史上，这是第一次能做到如此精准的“三点一线”轨迹确认，从产地、集散地到船（甚至具体到了舱位），都被我们确认得清清楚楚。前所未有，意义重大。
收藏周刊：要做到这种“成绩”，应遵循什么方法？
李岩：必须按照“聚落考古”的方法进行发掘和研究。水下考古从方法论上说，就是田野考古向水下的延伸，同样需要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和聚落考古思想，并加以科技考古手段。这方法应是未来同类研究的一种很好的参考模式。
从底层逻辑来说，舱位等同于多室结构墓葬。依此逻辑出发，它的航线和停泊，它的不同舱位的不同货物乃至货物的装载存放信息，都是聚落考古非常关注的问题。
而对船体的发掘和研究，我们要关注装船的过程、正常航行的过程、沉没的过程、沉没以后的过程。这四个过程，是我对包括南海Ⅰ号在内的沉船聚落考古的顶层思路。
发掘时，与这几个大的过程有关的任何信息都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带着这种思路进入，就可能把船挖成“一锅粥”。
收藏周刊：在这种思路引领下，船上聚落的社会生活，将得以再现？
李岩：将尝试复原当时的“社会生活”。虽然这种复原永不可能达至原始状态，但可无限接近，您看这次就非常接近产地、集散地和装船的事实细节。
正由于产地、集散地的原因，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南海I号离岸港口是广州港。包括从此前学界的分析可见，最北停靠过的港口应是杭州，一路南下到广州，远航离岸前，装上最后的补给，不仅有这些酒或淡水，我推断船上的鹅、羊以及咸鸭蛋大体应当都是在广州补给。
更大范围来说，由于这些罐子被装载上远洋船舶，所以东到日本、朝鲜，西到印尼乃至肯尼亚，都见到它们的遗存。显然，在宋代海上丝绸之路上，广东制造、佛山制造和南海制造都相当了得。
本次模式可在其他沉船考古中推广
收藏周刊：您说的这种模式，将对南海l号乃至水下考古研究带来什么积极推动？
李岩：第一步，首先要确认船上有多少来自南海的此类罐子，以及它所盛载的物品；目前发现的装鸭蛋甚至杨梅的罐子，是否也产自这里？南海l号发掘出十多万件套瓷器，产自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不同窑口，就其中的两大类（储物类和实际使用的）瓷器而言，我们都可尝试把它们的产地与集散地逐一对应，当然，这个过程也许漫长。但这样的研究，几乎能深入到海上网络贸易系统的毛细血管层级。
对销售地的研究展望，也让人心潮澎湃。据北京大学秦大树老师论述，远到肯尼亚；早到唐代、晚到明代，都可见广东产的这种储物罐。如果都能把它们和广东具体窑址去做对应——我们试想一下对内和对外这两个系统呈现出的丰富性！
所以我说，这种突破的模式，给我们打开了一排排的窗户，从此视角更为广阔！
在田野考古，特别是聚落考古的概念下，统领沉船发掘，综合考虑产地与集散地；并且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对沉船的瓷器产地进行基因级别对应研究，这种模式如果在南海l号或其他沉船考古当中推广开来，我们可以想象：有多少历史细节会展现眼前！
我们广东考古不仅有田野还有水下，而且现实要求我们广东考古人必须将两者结合才能有所突破，才能对得起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以及公众的期待。
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南海l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三》的面世。希望尽快开展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并且按照聚落考古的原则和方式，以田野考古所见多室墓的角度来编写发掘报告，尽可能客观全面报道发掘的出土（水）的各种遗物和现象，才能互相配合，把研究推向深入。
同时，从目前南海l号出土（水）文物的收藏情况来看，建立包含所有遗存信息（不同年度）的全数据电子化数据库十分必要，至少在虚拟空间，可以拥有一套完整的南海l号考古调查、发掘资料，为将来的研究与展览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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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瓷器到生产陶瓷“快递箱”“海丝”上的广州在不断灵活转型
收藏周刊：从前学界有人认为广东瓷业到了南宋之后开始衰微。
李岩：普遍有这种说法。
收藏周刊：本次重大发现的公布，是否为广州在丝绸之路上的陶瓷产业研究，拓宽了视野？
李岩：具体来说是扩充了我们对于广东生产的储物类、包装类瓷器的重要性的认识。如上所述，这类罐子，是食物等的“包装”，类似今天快递所用纸箱。此前我们较少去思量包装类瓷器在制瓷业中的分量，而考古实证，这类物品甚至远在肯尼亚都有发现，可见其“销路”之广。这说明南宋时我们的制瓷业并未式微，而是以另一种业态继续发展。
收藏周刊：产业转型。
李岩：对，为了适应海丝的发展，我们产业转型了，开始生产“快递箱”。
收藏周刊：为何当时要生产这么多“快递箱”？
李岩：这显然与广州从先秦就开始的“都会”地位相匹配。到了汉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都会，就是海内外各门类货物都在此聚会。
此时这个都会仍处于朝贡贸易阶段，目前文物实证包括来自域外的以“蜻蜓眼”为代表的珠饰和以金戒指为代表的黄金制品，这些是朋友来“认门”所携带的精致手信。到南朝至唐代中期，除了金银器和金银币，随着佛教传入，光孝寺等地出土的宗教类文物，确凿地表达着当时人们的虔诚；而广州，不仅是达摩西来初地，后来更成为南方禅宗的中心。在这些阶段，我们贸易和文化图层的底色是：多元开放下的吸纳。
晚唐以后，从出土文物来看，我们开始转“输入”为“输出”。黑石号沉船出水大量长沙窑，南越国宫署遗址在晚唐五代地层也出土很多此类瓷器，可见广州港的活跃。“广东人”也开始意识到出口陶瓷能赚钱，这时，精彩开始了，广东特别是三角洲地区的瓷窑嘣嘣嘣如春笋勃发。
所以，对于广东而言，海上丝绸之路早开，贸易和文化交流历经了从奢侈品、到宗教和文化艺术、乃至日常生活用品的迭变，也因这里的兼收并蓄和博采众长，所以总能审时度势做出最佳反应。您看北宋时期，广东窑址简直多极了。到了南宋，人家搞“快递包装”业，又兴起了一波。不见得要具体生产各门类商品，但商品“都会”于此，我们就可以给你生产、提供包装材料。因为广州是离岸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所以还会有大量食品补给。
因此我要说，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着不同的、具体的、精彩的表现方式。
（本版图片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越王博物院、佛山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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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编：潘玮倩 陈福香 梁志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