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孙磊 通讯员 董芳

图/主办方供图

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广东由农业文明时代的后发地区，一跃而成为中国工业文明的出发点，开始在启蒙和实践两个方面，发挥着引领时代潮流的作用。

这确实是近代广东的一次异军突起，而且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异军突起。那么，历史上一直处于落后地位的广东，为何会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着异军突起的角色？

10月15日下午，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岭南文化新讲”系列活动继续开讲，著名作家、书画家、茅盾文学奖得主刘斯奋先生做客广州楠枫书院，读者分享他心目中的岭南精神。

活动由岭南文化学者、资深媒体人罗韬主持。

近代广东：后发地区的一次“异军突起”

广东地处五岭以南，在秦朝统一中国之后，也被纳入了秦朝的版图，被称做南海郡。当时虽然在广西修建了灵渠，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后来又打通了从韶关进入广东的道路，但是从北方通往岭南的道路仍然是非常艰难的。

刘斯奋先生指出，在整个农业文明时代，不要说广东不能够跟中原、陕西、江南等地相比，甚至连旁边的江西、湖南都没法相比，是实打实的“后发地区”。

这样的情况在十九世纪中叶发生了变化。由于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其他地方都不能对外贸易，只在广州十三行开了一个对外通商口岸，当世界开始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先进的思想文化就通过这个口岸进入中国了。

在工业文明的风潮和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双重的鼓荡和夹击下，广东地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乃至民众的日常生活都开始发生了裂变。

还有一些先知先觉人物的一系列思想、言论和行动，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不断的向内地传播辐射，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和影响，如洪秀全、容闳、郑观应、邓世昌、康有为、詹天佑、梁启超等等，有影响力的人物成批地出现，这是史无前例的。

广东从原本的“后发地区”一下子变成全中国了解新思想、新生产方式、新生活方式的窗口和渠道，也一跃成为了中国工业文明的出发点。

而且，与中国历史上前几次经济中心转移不同，广东在近代的这次崛起，代表了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进程，具有更加深刻的历史意义。

因此，刘斯奋先生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从农业时代的后发地区，到中国工业文明的出发点，而且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全国影响的人物，这的确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异军突起”。

广东精神：文化杂交结出“异果”

为何我们岭南地区能够在中国近代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岭南精神是其中绕不开的重要一点。

刘斯奋先生认为，今天的广东文化，是由三个源头“杂交”而来的：

一是本地的原生文化，即以断发文身、干栏式建筑为代表的百越文化；二是自中国大一统以来，通过驻兵、移民、贬官等方式不断对本地施加影响的中原文化；三是由对外贸易带来的海外文化。

这也就形成了岭南文化的三大特点：不拘一格、不定一尊、不守一隅。

广东人多是移民而来，既然来到新地方落地生根，就不能拘泥于原来的规矩，因此造就了广东人的务实，此为“不拘一格”；

广东自古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高门望族”，几种文化交融在此，大家不看资历、只凭本事，因此造就了广东人的包容，此为“不定一尊”；

从古至今人们远涉万水千山移民来广东，无非是为了奔出更好生活，这里人们的闯劲是与生俱来的，哪里生活好就跑到哪里去，因此造就了广东人的进取，此为“不定一隅”。

他进一步指出，明白了广东人强烈的务实、包容和进取的精神，就不难发现，现代化所需要的以商业为重心与广东的重商精神不谋而合。

务实的性格让广东人能够迅速接纳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广东的平民精神也与民主自由思想有不少想通之处，可见，广东在历史大转折关头异军突起绝非偶然。

雄直之气：刻在骨子里的民族大义

刘斯奋先生还指出，在中国近代史里，广东还有一个传统，就是不断地掀起反帝反封、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

这个传统其实可以追溯到更早，无论是宋末元初，还是明末清初，广东都是中原移民最后的退守之地，也是把反抗民族压迫坚持到最后的地方之一。因此，他们还为岭南留下这样一股“雄直之气”。

因此，广东虽然与海外接触最早，但并无崇洋媚外的思想。广东能够在风起云涌的中国近代史中，完成“革命策源地”的历史使命，也是源自这股雄直之气。

基于以上几点分析，也就毫不奇怪，在中国进入近代以后，广东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体现出的一种全方位的井喷现象。

也正是由于沿袭了这个传统，直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广东在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活观念变革、制度创新等等方面继续发挥务实、求真、包容，以及敢闯敢试的精神，义无反顾，奋勇先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有目共睹的贡献。